转载自温乎（wenhu491001）
作者丨温伯陵
国有土地制度在北魏呱呱坠地，
经过北周、北齐的发育，
终于在隋唐大放光彩，
又在天宝14载寿终正寝。
它成就了李世民，也埋葬了李隆基。
安史之乱，
只是几百年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用千万人民的血与泪，
结成一朵妖艳的罂粟花。
1
大唐天宝三载，天下平安无事。
李白被唐玄宗取消关注，落寞的离开长安，然后在洛阳巧遇杜甫。两双温暖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碰撞出一段基情。
他们一起在河南求仙访道，秋天又遇到高适，三个人每天除了喝酒撸串，就剩下吹牛扯淡。
为大唐健康工作50年的贺知章，也骑着小毛驴回到浙江老家。此时，离生命的最后时刻，不过半年。
大明宫中住着李隆基，太真观里有杨玉环。
一年后，他们将走完世界上最远的旅程，向天下官宣他们的爱情，然后专业撒狗粮12年。她的哥哥杨国忠仍然岌岌无名，不过一条光彩大道在面前铺开，他一脚踩上去，走向未知的未来。
右相李林甫在朝堂只手遮天，每次发朋友圈都能收获上万点赞，而他都懒得看一眼。
幽州，突厥人安禄山春风得意。
他刚刚接替裴宽担任范阳节度使，再加上已有的平卢节度使、河北采访使等职，大唐东北王即将加冕。
日后搅动风云的人都已各就各位，只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
大唐天宝三载，天下平安无事。
所有人都在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他们坚信，如日中天的大唐将永远存在下去。
长安地下却早已埋了300桶石脂，只等一丝火星。
长安并没有张小敬。
2
天宝元年，长安城外的广运潭热闹非凡。
从渭河而来的300多艘船在广运潭一字排开，首尾连接数十里，每艘船上都写着大唐州郡的名称，还有各地土特产。咋一看，仿佛是来长安赶集的。
唐玄宗在观礼台上就坐后，300多艘船依次从台前经过，接受伟大皇帝的检阅。
潭中心有一艘船突然锣鼓喧天，陕县县尉崔成甫扯开80分贝的嗓门，唱着唐玄宗亲自写的《得宝歌》：
得宝弘农野，得宝弘农耶。
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
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
看看这词，多感人多喜庆，一股“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的画风，猝不及防的扑面而来。
李隆基确实很开心，因为终于能吃饱饭了。
堂堂大唐皇帝不应该用金锄头种地嘛，怎么会吃不饱饭？但我跟你说，这都是真的。
开国初年，朝廷大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风骨，再加上长安城人口少，一年只需要消耗20万石粮食。
可在太平江山，人们总是向往着首都生活，当年在长安找机会的人，和如今的北漂没什么区别。
人口多，粮食需求就大。而造福秦汉的水利灌溉系统早已残破，曾经接受灌溉的4.5万顷田，缩减到只有6千顷。
唐朝的关中，早已不是经济重心。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长安
知道为什么唐高宗、武则天都喜欢去洛阳吗？
人家不是去搞团建、也不是长期旅游，只是单纯为了吃大米、烙饼、烩面、胡辣汤......
没办法，长安实在是没粮食吃啊。
可就在天宝元年，广运潭把之前修建的运河连通起来，江南的大米可以直抵长安，当年就运来400万石，李隆基能不高兴嘛。大明宫中，李隆基满意的打了一个饱嗝。
长安城解决了温饱，大唐依然是烂摊子。
《旧唐书 · 玄宗纪》说：
“
天宝十三载，户981万，388万不课，530万课。
口5288万，4521万不课，766万课。”
这串数字有点不对，已经成为学界的一段公案。
从字面上来看，大意是这样的：
唐朝的财政税收方式是租庸调制，纳入这套税收系统的人口叫课口，有课口的家庭叫课户。
大唐登记在册的人口中，40%是免税的。
剩余60%人口交的税要用在朝廷开支、宫廷用度、洪涝旱灾......再加上李隆基好大喜功，在北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开战，军费需求庞大。
即便如此，正常的税收渠道都不一定通畅，往往需要朝廷派转运使之类的官员，去地方上临时疏通、压榨，才能把钱粮运往长安。
大唐盛世如繁花锦绣，可朝廷却只有两个字：
没钱。没钱的李隆基想依靠高超的微操手法，把天下玩弄于股掌之间，一不小心，咣，玩出一个安史之乱。
归根结底，因为国有土地制度崩溃了。
3
时间回到300年前，北魏。
一次增加税收的改革，无意中在北方建立了新秩序，并一直延续下去，造就了强盛的隋唐帝国。
“五胡十六国”时代，北方混乱了100多年，直至草原上的拓跋鲜卑南下，他们骑骏马、挎弯刀很快就征服了黄河流域。
虽然北方统一，可是有个问题：
北魏朝廷没有正规税收渠道，官员也不发工资......所有的财政收入都来自于抢劫、贿赂、高利贷。
太武帝年间，有一个朝廷官员到山西、河南一带出差，从大同出发时只有一匹马，返程时却带了100多辆车。
这种行为，我们叫吃拿卡要。
公元484年，也就是太和8年，执掌北魏朝廷的冯太后在开会时说：“同志们，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们，想听哪个？”
反正是你说了算，随便你吧。
好消息是，朝廷以后给你们发工资啦，底薪+提成+五险一金，全部是最高标准，开不开心？
坏消息是，有工资以后就不能随便抢劫了。
大臣心中有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还有一句MMP没有说出口。
那么问题来了，朝廷也是靠抢劫为生的，仓库中也没有余粮，有什么资本给全体官员发工资？
不要急，有办法。
从西晋的“八王之乱”开始，北方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了躲避战争，父老乡亲们不得已到处流窜。
这就有很多无主荒地和失业农民。
第二年，
冯太后把无主荒地全部收归国有，按照一定比例分给失业农民，每年向朝廷交税。
这就是隋唐
“均田制”
的起源。
在这套系统下，门阀和贵族基本是免税户，只有接受国有土地分配的农民，才是国家的固定税基。
▲电视剧中的冯太后形象
那么，怎么才能管理好国有土地和农民呢？
公元486年，冯太后的男朋友、大帅哥李冲建议：“可以在农村建立基层组织，一竿子捅到底。”于是，
“三长制”
华丽出炉。
朝廷分5户为一邻、25户为一里、125户为一党，分别设立了邻长、里长、党长，相当于现代的居委会、大队、村......
这一套改革，历史书上叫“太和改制。”
冯太后以国有土地为基础，安顿了流离失所的农民、有了稳定的税收、加强基层组织的管理，在乱世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秩序。
我们之前聊过，东汉崩溃、三国西晋不能统一的原因，就是朝廷没有税源和兵员，只能产生分裂和割据。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乱世打破了所有的旧秩序，北魏脚下是一张崭新的白纸，任由他们做出美丽的图画。
50年后，北魏早已分裂为东、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又在均田制的基础上，
建立了配套的“府兵制”，让朝廷有了固定的兵员和军队。
均田、三长、府兵......就是随唐帝国强盛的密码。
4
不知你发现没有，这套制度有一个最大的BUG，就是朝廷必须持有大量土地用来分配。
我们用初唐农民隔壁老王来举例。
当老王年满18岁时，就会有100亩土地分配给他。其中20亩是永业田，可以世代传承，80亩是口分田，去世后要还给国家。
接受这块土地，老王就是国家的纳税人了。
他一年四季勤恳劳作，然后按照“租庸调”的方式向国家纳税。每年交公粮2石，给官府干活20天，还需要上交三丈布。
这就是老王每年需要缴纳的全部赋税。
冬天到了，他也不能窝在炕头上喝烧酒看雪花，而必须去指定的军府参加集训，以防将来需要上战场。
闲时为农、战时为兵，兵农合一。
过了几年，突然传来命令：“圣人要和突厥开战啦，你们跟我走。”于是，老王自备马匹、刀枪等装备，为国打仗。如果立功授勋，朝廷用勋田奖励他；
如果升官了，也有和级别匹配的职分田。
在这样的体制下，老王和所有农民一样，可以靠努力得到土地，朝廷可以用土地来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
不是有人说过么，中国农民最大的需求就是土地。
▲敦煌的中唐耕作壁画
可在老王得到土地之后呢？自己去世后依然需要还给官府，能传给儿子的只有20亩永业田，相当于下一代重新开始。
拼命一辈子，却什么都攒不下来？凭什么？
对土地的渴望、和人心的自私，让老王藏匿土地、注销户口、私下买卖......总而言之，有太多方法让他从国家纳税人，变成套现之后的黑户。
再加上皇室、贵族、官僚继续兼并土地，建立庄园别墅，直到有一天朝廷蓦然发现：
账本上的土地不够用了。
于是，问题出现了。
新生人口没有足够的土地分配，只能浪迹江湖或者到城市谋生；上战场打仗立功却没有土地奖励，府兵纷纷用自残来逃避兵役；而户口却落在本地，租庸调的赋税也不会放过他。
立功不奖励、没田还收税，去你大爷的。
这样一来，唐朝农民纷纷远走他乡，私下买一块土地重新开始。因为只要不是国家分配土地，他就不纳入府兵和租庸调的体系中。
当时的大唐有种怪现象：
农民都在辛勤劳作，但是都不用交税、不用服兵役。
天下富庶，朝廷却始终缺钱花。
这种现象，在李世民时代就已经出现。在武则天时代成为社会主流，直到李隆基时代，由于国家没有充足土地用来分配，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
前面说，天宝13年依然有60%的人口是纳税户，但这是账面数字，实际上远远达不到。国家没有稳定的税基、没有稳定的兵员、甚至连基层组织都混乱不堪......因为农民四处流窜，管理起来难度太大。
这就是盛唐的隐忧。
5
公元713年，李隆基改年号为开元。
29岁的皇帝雄心勃勃，梦想建立能和李世民媲美的功业，可现实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国家税基不足，导致财政吃紧；
立功无田奖励，导致府兵逃亡。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崔器自称为“逃田户”，就是因为没土地又不愿当府兵，才和阿兄跑到长安的。
可大唐的局势，却不安稳。
北方的突厥一直蠢蠢欲动，图谋恢复祖先的霸业和荣光。突厥被打下去后，又冒出回纥来补刀。东北方有契丹在谋求地域霸权。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也正值鼎盛时期，他们走下雪山，积极探索四川、新疆的新世界。
为了守护疆土，大唐必须维持庞大的常备军。
崩溃的府兵早已不能为国争光，甚至连保卫长安都做不到，于是，延续200年的府兵制被彻底抛弃，大唐实行募兵制。
这其中有一个问题。
府兵制下，装备需要士兵自己准备，国家是不管的。但是募兵制就不同了，国家需要准备好刀枪、马匹、粮食来武装士兵。
唐朝可怜的财政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庞大的常备军。
不过不要紧，不给钱可以给政策嘛。
在开元、天宝年间，李隆基先后设立10个节度使。
每一个节度使都相当于军区司令，其实也没什么稀罕的。可是朝廷没有多余军费，只能允许节度使在辖区内收税。为了保障军队管理权和财政权，朝廷又把地方监察权赋予节度使。
军权、财权、监察权集于一身，节度使已经是土皇帝。后人都说李隆基老糊涂了，其实他也没办法。
旧秩序已经崩溃，李隆基又没有能力建立新秩序，只能对破损的旧秩序修修补补，节度使就是一块大补丁。
大唐内部的补丁也很多。
要想让长安摆脱饥饿，就必须重新疏通水利，才能让江南的粮食运到关中，这个无底洞需要无数钱。
皇帝亲军、中原驻军虽然打仗不行，但也是一群吞金兽。
李隆基和杨玉环长年累月的撒狗粮，不要钱？再加上奢靡的宫廷、腐败的朝堂、迷醉的社会，繁花似锦的盛世中总是飘荡着一股霉味。
而维持这一切的，只有日渐缩小的税基。
为什么李林甫能专权19年、杨国忠可以爬到宰相高位，绝不仅仅是搞斗争和裙带关系换来的，只有一个原因：
他们能在老百姓身上压榨到钱。
从这点来看，所有奸臣都是类似的。李林甫、杨国忠、严嵩、和珅......都是在旧秩序崩坏时，能用不正规的特殊手段解决燃眉之急。
有时候坏人不是骨子里坏，是局势让他不得不坏。
李林甫、杨国忠是如此，安禄山也是如此。
6
755年12月，安禄山起兵造反。
他的父亲是西域胡人，母亲是突厥巫婆，父母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轧荦山，意思是“战斗。”
一直以来，安禄山都特别能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