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句“历史不能假设”的俗语在我看来只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倘若不做假设，人们就根本无法在历史材料——无论复杂的还是简单的——之中发现任何有意义的线索，也无法在这些材料之间建立任何有意义的联系，而历史的材料——无论何种材料——只能以其孤立的一项项的样式存在。有些材料，譬如考古发掘出来的器物建筑遗址，以某种偶然的方式得到的孤立材料，人们只能予以单纯的物理的描述，或审美的描述，而无法给出历史的解释。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才会为一战早期由德国那些重要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那些重要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签署的《告文明世界书》感到震惊。虽然很久以前就知道有这样的事情，那些平时国际主义喊得震天响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旦德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立刻就成为了积极的爱国主义者。但这样的文献还是第一次读到，尤其是签署者中有若干颇为我尊敬的科学家，如普朗克、伦琴和冯特，哲学家文德尔班等人。至于这份申明书的性质，黄燎宇教授已经予以犀利的批评，而我这里关注的是两个问题。第一，这份申明书充斥对蒙古人、俄罗斯人和黑人的鄙视也并不奇怪，但这份申明书的发起人大概不会想到，种族歧视二十多年后会以其极端的形式加诸他自己身上。在今天这个世界，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种族歧视依然普遍存在，而持有这种态度的人始终就以自己的高人一等的自我评判为基础，尽管也不妨存在那样一些不正常的人，他们因其种族和民族受到他人的歧视，但他们又去歧视另外一些被他们看作更为低级的种族。这些人或许不明白，种族歧视就像飞去来器一样，你抛掷出去，最终是要打回自己的。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在整个西方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有人还为此提出了所谓的科学根据，美国施行排华法案，而在欧洲流行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德国无疑是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国家。在这里，我们还得感谢黄燎宇教授，把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那个臭名昭著的讲演即世称《匈奴人讲演》译成汉语，终于使之完整地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位德国皇帝的这个讲演其实只是把当时许多德国人头脑中的想法口无遮拦地说了出来，所以它能够得到德国士兵的共鸣。它不能被视为信口开河，当人们把它与《告世界文明书》对照起来阅读时，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德国士兵兴高采烈地在紫禁城里放马，并非一时的冲动，而是出于他们内心的观念。这种观念即便在今天也会以各种方式曲折地表达出来，比如德国的《明镜》杂志就有时就会如河水泛滥般地发泄一下。
《告文明世界书》和《匈奴人讲演》，对我们从事德国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题目，需要许多深入的探讨，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解开许多历史现象疑问的钥匙。不过，它们依旧构成一个挑战，这就是人类的普遍知识，包括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会在什么条件下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人类在共同人性的基础上达成平等的合作？
在考察和研究德国现代历史时，人们经常问起而许多学者也难以令人信服地回答的问题就是：在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德国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大学体制在内，都达到了当时世界水平的顶峰，拥有那么多出色的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和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和富有洞察力，那么，由这样一些杰出人才构成的德国为什么会发动和卷入第一世界大战，不过才二十年的时间又极其短视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问题无疑还有待人们的继续努力，才能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像科卡所说的那样，通过对未来的设想来理解、认识和反思这一现象？无疑，对未来人类发展的关切，必定要求人们说清楚这个现象。这种研究的一个现实意义，就在于它能够为人们提供如何避免在未来重蹈类似覆辙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学与未来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如下这样一层意思：对过去的或当下的许多事件，只有到了将来才能得到清楚和明白的认识，或者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因果线索出于各种原因，比如，有意的掩盖以及人们不愿意正视现实的心态等等，只有在后来才能被充分地揭示出来。这个现象在过去一再发生，而在今后还会发生。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发生的大事件和大现象的有些因果联系至今还没有完全揭示出来——历史认识的延迟就是未来对历史学重要意义的标志。黄燎宇教授在文章中提到，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才出来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蓄谋的结果。然而，这一说法却遭到无数德国人的抗议，还受到官方的打压。尽管在那个时候，德国政府已经承认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罪行了。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以及对这个事实的认识，对德国人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会导致一连串的认识和判断的颠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德国人视为对自己在一次世界大战及战败中所受屈辱和不公平的复仇之战。如果心怀这样一个判断，他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会做出相当不同的判断。虽然多数德国人最终接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的事实，承认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但是，他们内心对此次战争的原因和其他事件事实上持有其他的看法。而一旦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德国人发起的，那么他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判断就必须做出巨大的调整，他们就要承担更多的事实上的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一点当时有许多德国人接受不了，这也在情理之中，难怪巴伐利亚州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到了1965年还呼吁人们“清除”弗里茨·菲舍尔等人“对德国历史和德国形象的扭曲”。对中国人和中国学者来说，德国以及欧洲尚有许多现象及其因果还不为我们所知，从而不仅让我们无法准确和深入地理解欧洲人，欧洲历史和现实，而且也无法同样深入和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我们自己。
在学术研究中，人们通常会偏向甚至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而在国内学术界常常遇见的一种现象——甚至在许多博士论文中——是，人们往往会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予以过高的评价，不少学者、文人往往喜欢通过西方一些名人的一些片断的话语和事迹来批评和反讽国内的现象。但是，这篇告白书却让许多人看到了德国那些颇受尊敬的人物的另外一面。在这里，合理的态度当然不是由此而抹煞这些人的其他成就和思想，而是提醒我们自己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一个人物和一种现象。在这里，核心之点依然是我们对未来的普遍人性的关切。
实际上，历史事实和现象就放在那里，许多材料和文献是现成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认识和研究的必要，或者他们不愿意去认识和理解这些事实和现象，还有一些人难以理解它们。要达到对历史本来面貌的深入认识，假以时日大概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但是，这并不意谓人们可以坐等历史自己揭开自己的面貌。比如，张乐和孙进的论文《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中等教育扩张与教育过剩危机——基于“长时段视角”的社会文化史分析》一文就引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而其中可能蕴涵了决定当时历史走向的一些看似并不重大却相当关键的因素。魏玛时代，也就是纳粹崛起的年代，德国中等教育的扩张，学校和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尤其是在中学里面，出身于上层社会的学生比率从原来的二分之一下降到五分之一，而在魏玛共和国后期，出于下层社会的学生又再次回落到魏玛共和国初期。在这里，人们可以发现一系列值得考虑的问题：这些学生与魏玛时期民主的遭遇有什么关联？学生成分的这种起伏与纳粹思潮的高涨和纳粹上台之间又有什么关系？纳粹的青年力量与这些学生又有什么样的关联？纳粹的主要社会力量来自什么阶层？这些问题今天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结论，而获得相关的材料似乎也并不困难。关键就在于人们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意识，以及从事相关研究的意愿。
此外，历史的重大趋势，大局面的发展和走向在开始阶段通常也是不明朗的，这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会为人所认识，而为多数人所认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意谓，它要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段的未来才能够实现。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至今，一百多年过去了，人类是否取得了进步？进步当然是巨大的，但是这个进步在不同的国家、文明和民族中有其相当不同的局面；科学技术上的进步、经济上的进步与人类不同族类之间关系上的进步，也并非是同步和一致的。而且人们还要关注，这种进步是否是稳定不移的，还是可能面临重大的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