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 | 我们活在一个通俗化的黄金时代

新史学1902 · 公众号 · · 2022-08-10 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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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动身前往南美之前，艾瑞克（即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编者注）已经开始尝试为学术圈子外的读者撰写严肃的史学作品。在做这件事的同时追求学术事业并不容易，就像他后来回忆的那样：

曾经有一段时间，英国学术圈的历史学者一想到当一名平装本作家，换句话说就是为大众撰写通俗作品，就大惊失色。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除了G.M.特里维廉，有声望的历史学者很少会这样做。很多人甚至压根不会出书，而是希望通过发表学术论文以及猛烈抨击一时糊涂出了书的同行来获取名声。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也不为中学撰写历史教材，而是把这个任务留给了中小学教师，其中有两位人士以戏仿中学教材的笔法写了一本与大学历史课本截然不同的经典历史读物：塞勒和耶特曼的《1066年及之后的英国史》（ 1066 and All That ）。但情势现在有所改变，我这一代的历史学者，尤其是热衷解释历史和对公众进行历史普及教育的人士、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有创新意识的学者，都对面向学术圈子和面向普通民众的写作同样充满热情。出版社从专业学者处得到越来越多的建议，并很快注意到大众的知识水平随着中学和大学教育的扩张得到了显著提升，中学六年级和大学之间的教育水平鸿沟消失了。

这样的想法也体现在让艾瑞克第一次广受读者关注的作品《革命的年代》中。这本书在1962年10月出版，正是艾瑞克二婚，准备启程前往拉丁美洲之时。这本书明确针对“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公民，阐释理论概念”，没有对公众摆架子说教，而是“让人们更加了解严肃学术观念”。

《革命的年代》一书的面世要归功于乔治·韦登菲尔德的远见。这位生于维也纳的出版商构思了一个宏大的选题，计划编撰一套40卷的《文明的历史》，囊括全球各国以及过去各个世纪的历史。韦登菲尔德在1949年和奈杰尔·尼科尔森合伙组建了一个叫“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的新出版社，专注出版非虚构写作的书籍。尼科尔森的父母是外交官及日记体文学作者哈罗德·尼科尔森以及小说家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韦登菲尔德会将作品的译本授权给国外的出版商，并将其中一部分款项用于预付稿酬，这在别的出版社很少见。

在现代史钦定讲席教授休·特雷弗—罗珀、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和古代史学者罗纳德·塞姆这三位牛津大学重要人物的建议下，韦登菲尔德将这40个主题委托给各个国家的多个历史学者撰写。艾瑞克关于17世纪危机、英国工人阶级和西班牙及意大利“原始叛乱”的作品显示出他的学问之广博。韦登菲尔德及时与艾瑞克签订了合同。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因为艾瑞克是一名人尽皆知的共产党员。这次约稿被证明是一个巧妙的决定。

艾瑞克已经准备好了一套在伯贝克讲授现代欧洲史的教材，很快就能用来作为《革命的年代》的基础素材，在写作过程中，他又增加了在课堂上使用的其他资料。当然，他阐释的风格很大程度上来自在伯贝克教学的经验，那儿都是离开学校多年的非全日制成年学生，因此正好符合这一系列丛书面向的读者对象——受过教育的大众：

作为一名讲师，我知道沟通是一门表演艺术。如果我们不能使公众或者读者保持注意力，那就是在浪费每个人的时间。我通过三种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传达热情（也就是说作者相信主题是重要的），用让读者有兴趣继续读下去的方式来写作，以及适当篇幅的轻松文字和引文。我经常把我的书当作教材来试用，因为教学是考验一个历史学者能不能吸引读者的好方法。这也让作者得到了其他情况下只能够在头脑中构建的东西：一群真实的观众，我们需要对其发言，并让他们理解我们要传达的信息。然而，口语和写作是不一样的，写作需要学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练习，就像一门乐器——文字就是作者的乐器，他的“风格”就是音乐家演奏出的声音。可能正是做报纸杂志相关的工作（比如，良好的编辑水平）让我掌握了写作的技巧，尤其是如何撰写面向非专业人士的非学术性文章，并且在规定的字数里谋篇布局。

清晰、平实是最适合学术写作的风格。在这方面，现代的历史学者整体上不比他们的前辈逊色。实际上，艾瑞克认为“我们活在一个通俗化的黄金时代”。

艾瑞克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一种新的历史：非线性叙事的历史之网》的长文，文中解释了他采用的历史综述方法基础。像格兰特和坦珀利的标准教科书《19、20世纪的英国》那样在政治年代的基础上展开历史叙事“在今天应该被摒弃了，事实上，考虑到其中的疏漏之处——这样的历史作品也不能让人有所裨益”。由于历史写作和国家的构建之间形成了联系，那种把历史概括为各个互不相关的国家要素的做法被跨国史研究取代了。因此，完全有可能真正地着眼整个欧洲来讨论历史的发展方向。

艾瑞克指出，“一战”后英国传统的保守历史写作冲击了之前主宰着历史专业领域的自由主义和左翼倾向；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三股反对保守派史观的潮流开始兴起，即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和社会科学。“传统史学没有什么可比性，事实上没有任何真正重要的东西是来自传统史学各个分支的。”

《革命的年代》是极其具有主题色彩和分析性的，而且完全抛弃了英国传统史学的政治叙事。这本书覆盖了欧洲文明全域，不但涉及了政治，还有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和科学。它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在更为广阔的全球史背景下书写欧洲历史，直到21世纪初“全球史”出现之前，很少有人模仿这种写法。艾瑞克认为这本书“对历史分析和历史综述的结合”直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但是这本书把焦点放在了历史的“长时段”上，避开了政治叙事，并且竭力构建一种“大历史观”。这些都可能受到了年鉴学派的影响。实际上，几年之后，诺埃尔·安南称这本书“被年鉴学派认为——也不只被他们认为——在对史学的贡献上堪与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相比肩”。

《革命的年代》不只是对1789年到1848年间的欧洲历史的一次基本概述，还是一本观点鲜明的作品，就像艾瑞克在前言中解释的那样，这本书的目的是追溯“双元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及大致同一时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对世界的影响。“如果这本书的视角是从欧洲出发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法国和英国出发的，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世界——或者至少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正在以欧洲，或者说以法国和英国为基础转变。”按照艾瑞克的典型做法，他运用了在撰写其他题材时多次用过的手法，在开始撰写这本书时收集了一张词汇表，“工业”“火车”“自由”“科学家”，等等。这一时期出现的这么多新概念反映了当时的深刻变革。革命的年代见证了现代世界的奠基。事实上，“双元革命”的概念对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写作和教学都有着巨大影响，尤其在德国，比如这一概念促成了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巨著《德国社会史》的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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