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家成为理解经济增长的核心，他们的行为应当被视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只有这样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才能更为深刻，而不至于流于表面上的技术关系。
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企业家的制度环境，一个国家是富有还是贫穷，其经济是增长还是停滞，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企业家精神是否得到有效发挥。
这就牵出张五常教授提出的中国特有的「县际竞争」理论。
张五常教授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大胆推断中国将要进行大变革，走资本市场的道路，这一点确实不是事后诸葛亮的吹嘘，也不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的误打误撞。是张教授在经过深入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之后，得出的推断，是有理有据的，这点确实不得不服，是人高艺胆大，包括当时和后来的几位诺奖得主都不同意这个论断，想想可知张教授的魄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举世瞩目，成就有目共睹，是人类历史上的震撼性的一篇，这没有错。科斯说没有其他事项能比我们见到中国改革与发展对人类的将来有更深远的影响。科斯是大家，虽然从未到过中国，但中国的感情是真挚的，百岁高龄了还组织中国改革开放30年研讨会，在会上的发言，说
「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The struggle for China is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我将长眠，祝福中国」。
令人动容。他和他的助手王宁写的《变革中国》值得一看，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艰难，今天的幸福生活该值得珍惜。
准确推断归准确推断，但要说张五常教授书上写的「从经济学术方面衡量，传统的经济增长或发展理论被中国的经验全部推翻了。」这是无法完全赞同的，也许张教授所说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没有包括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我比较认可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张维迎教授提出的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决定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就是「敢想敢干」，而且还有信心有毅力把这事给干成了。无论是资本积累、资源配置，还是技术进步，其实都是企业家精神作用的结果。
另外一个促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制度环境，大的制度不允许有市场的存在，不允许个人自由在市场上发挥自己的才干，只能被动接受工作安排，种地的只能种地，当工人只能当工作人，即使这个人再有才能，恐怕也只能在一个很小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可能在更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
张五常教授的推断，是我们不会出现一个叫做「资本主义」的市场制度，甚至不会用「私有财产」一词，但会采用一种产权结构，在这种产权结构之下，运作的性质和效果是和基于私有财产的经济体制是一样的。张教授进一步指出，对中国的产权结构会转向近于私有财产的制度的推断需要缓和一点，私人的使用权与转让权是程度上的事，世界上没有国家会把私产扩展到所有资源去。邮局、公共交通、石油这些容易垄断行业难以私营，但在劳力、工具、机械、建筑，甚至土地，是会有使用权与转让权的私有化的。
这个推断今天来看，无疑是对的，是被事实所证实的。比这个更好一点的事实是，邮局业已经基本市场化，民营快递经过多年的竞争和发展，通常已经很少有人用邮局来寄包裹。
产权结构就是合约安排，张五常教授在1969年发表《合约的结构》，把私人所有权进行了细分，区分使用权、收入权和转让权，这样一来私人所有权这个概念本身是是可以绕开的。绕开「私有」这个问题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因为可以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记得前面有人问过，如果说当初中国采取更彻底一些的经济改革会怎样？我的看法是不太乐观，为什么？因为步子大了容易扯着淡。
这个世界最大的阻力不是利益，而是理念。你想想改革开放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是刚刚结束一场浩劫之后不久，计划经济深入人心，任何带「资」的东西都被想当然地划到对立面去打倒。想一步到位，走彻底的自由经济路子，可以想象的的到的结果是遭遇到更加激烈的反对，而反对的声音有足够大的民众基础和权力支持，改革势必难以为继。
我们采取了非常缓和的渐变方式，但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改革遇到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国家领导人还是承担了历史的重任，勇敢地走到了前台，掷地有声地推动了90年代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今天有很多人拿来批评老人家，不过我的看法是一种超级实用的政治智慧。这段历史也可以在科斯那本《变革中国》中看到。
所以我个人而言，从学理上看，逻辑上彻底的市场化是没有问题的，市场可以创造一切。不过从实践上来看，我更倾向于保守主义，向着正确的方向，渐进式改革，中间甚至有可能出现退步，但只要大方向没错，终究还是会抵达。我整体是比较乐观的。
张五常教授当年的准确推断，主要源于他观察到交易费用的改变。他把交易费用或制度费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现存制度的运作费用，另一部分是改变这个制度所需要的费用，也就是从一种产权结构到另外一种产权结构的费用。张教授的观察是第一种现存制度的运作费用正在急剧上升，而第二种改革的费用却是在下降，所以敢下论断。断定中国要从「以等级排列或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
转回头我们再说说张五常教授非常赞同的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实际上就是在各个县区之间展开的一种竞争机制，哪里优惠更多我就去哪里。在《变革中国》一书中，也有提到这个问题，但说不同的地区层面也有竞争，意思是村与村之间、市与市之间，省与省之间也有不同层面的竞争，为何要单独以「县际竞争」作为一个重点呢？张五常教授的回答是：竞争者没有业权，这竞争对经济发展基本上是无足轻重。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决定土地如何使用的权力基本上在县委书记手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在同一级别的地区间相互竞争，因为县区这一级的经济权力最大，所以这一层的竞争也最激烈。
实际上，在一个国家县与县之间的自由竞争和流动，这与在地球上，国家与国家之间自由竞争和流动，在逻辑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一战之前，全球各个国家的移民还是非常自由的，那个时候的全球经济也是一个快速上升期。
还是说回我们自己的县际竞争，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是说我所在的诸城市的。我再把这段历史给大家讲讲。
历史是人的历史，这段历史的主人公是陈光。1991年，陈光调任山东省诸城市市长时，不足35岁。第二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诸城对150家市属独立核算企业进行审计。结果是「灾难性」的：150家企业中103家亏损，43家资不抵债。 当时诸城有18000人吃财政饭，但财政收入不足8000万，干部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半死不活的国企和入不敷出的财政，这就是诸城当时的真实状况，也是当年全国的一个缩影，改革遇阻，即使在高层也有观点把遇到的难题归咎于改革开放本身。那个时候，公务员的社会认可远没有今天这么高，父母教育子女的是「再不好好读书，就去当公务员。」公务员的地位与经济发展速度，其实也是一个缩影，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1992年4月，就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不久，时任诸城市长的陈光启动了这项后被广泛传播为「卖光」的国企改革。陈光提出的改革，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其中90%以上的企业改成股份合作制，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15个月内，基本全「卖给」了内部职工。陈光「一夜成名」，香港一家媒体称其为「陈卖光」，这顶帽子沿用至今。
这一改革，因为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随即引起了广泛争论。这在当年把公有企业卖给私人，一个「卖」字、一个「股」字、一个「私」字、犯了某些理论家的天条，「私有化」的帽子，结结实实地扣到了陈光的头上。在1995年和1996年，理论界对诸城改革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逐渐表面化和公开化。更有两位学者给陈光写信，对诸城改革一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在信中他们告诉陈光，他们刚刚写出了一篇批判诸城改革是「全面私有化」的文章，发表出来对诸城和陈光本人将非常不利。他们希望陈光能采取行动，并限时要求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承认诸城改革搞错了，这样他们的论文就可以不发。不知这两位学者今天如何看待当年的批评。
直至1996年2月，中央联合调查组赴山东诸城处理「卖光国企」事件，最后的结论是：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一个月后，3月22日至24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一行34人来到诸城,进行了为期3天的考察，对诸城市采取多种形式探索搞活小企业的做法表示肯定。至此，被冠上了「陈卖光」的诸城市长陈光才松了口气。
这个肯定的结论，是有根据的。后来的实践证明，「卖光」成了诸城改革的转折点。当时这个没有港口码头、没有铁路、没有高速公路、自然条件不好的县级市，在实施改制后发生了巨大变化。统计显示，1996年的诸城与1990年相比，全市生产总值由17.3亿元增加到72亿元；财政收入由0.85亿元增加到3.2亿元。改制后，诸城市的财政收入由山东省的30名开外，跃升到前10名。诸城市城乡居民储蓄总额在潍坊10余县市区中由倒数第一变成了正数第二。
再说一个细节的故事，我们本地有家做衣服的企业，做的很大，白手起家，一路上市。当初选址是想在另外一个隔壁的县，也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故乡，高密。但后来诸城得知之后，开出了很高的优惠条件招商引资把人家吸引了过来，诸城是没有铁路干线的，交通不如高密便利，但今天经济依然走在高密前面。这就是一个城市的基因，在山东这么一个小地方，有这样的改革基因真是不容易。
县际竞争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原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出 ZNH，是有原因的，因为很多时候政令有悖于市场，但庙堂又高高在上，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阳奉阴违。县这一层的领导班子如果有能力有胆识，是可以做出一些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好事实事的，是可以有一定担当为当地企业家扛着的。
但有两个变化使得现在这种局面越来越难，一个变化是法治的「完善」，法律越来越多，而有些法律并不是顺应市场的正义之法，而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恶法。另外一个变化是网络的发达，好处当然是明显地增加了透明度，坏处是当民众无法辨别什么是真正的法治，什么又是恶法的时候，容易坚信白纸黑字的实在法，坚持按照印出来的法条办事就是法治，这样很大程度上反而束缚了当地官员的手脚，不敢乱来，比如典型的《劳动合同法》。
张五常教授在《中国制度》一文中提到，中国的县可以作为企业看，适合的比喻是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租用商场的客户可以比喻为县的投资者，商场收的基本固定租金可以看为县收的地价，而商场收的分成租金可以比喻为增值税。县干部选投资者，就像商场的大业主选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而有号召力的租客或者投资者，县或者商场会给予不少的优惠。
县际竞争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繁荣，这就是张教授的一个主要观点，但有没有不同看法？有的。
商场会不会把招进来的投资者养肥了再杀，侵吞资产驱逐出去？一般不会。但县官这一级则就有很多的可能性了，有些历史案件大家可以作为了解，这里不做重点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