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近日宣布，已放弃外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杨振宁、姚期智两位教授已依照相关章程和办法，正式转为中科院院士。
作为中国首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中国政界、学术界一直受到极高的尊崇。然而在民间，杨振宁诺奖得主的光环却似乎没那么耀眼，他近年的一些言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还招来了很多批评与谩骂，甚至是嗤之以鼻。公允的说，部分国人对杨振宁的误解确实太深了，这是需要澄清的。但作为科学大家，在中国科学发展问题的看法上，杨振宁的说法值得商榷。
有些中国人对杨振宁的误解确实太深
杨振宁、李政道之争：杨振宁并非为人狭隘
国人对杨振宁“有看法”，起源于杨振宁与李政道之争。作为携手捧起诺贝尔奖桂冠的首两位中国人（1957年获奖时两位均为中国国籍），杨振宁与李政道本是学术上的好搭档，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因为诺奖争功的问题，两人最终闹翻。直到新世纪以来，均已至八十高龄的两位昔日伙伴仍为这件事不时闹出风波。这一幕，无疑是崇尚“和为贵”的中国民众所不愿意看到的。
（杨振宁与李政道）
这桩学术公案于是成为聚讼不已的一大话题，很多中国人非常关心两人闹翻的责任到底在谁。从可靠的事件顺序梳理来看，是李政道首先宣布“宇称不守恒”发现的主导权归他，杨振宁才对此做出反驳。并且考察文献可知，李政道在70年代和2004年对“宇称不守恒”发现过程的论述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从各种证据来看，并不支持李政道的说法。
另外，李政道还披露，两人合作的第一篇论文，本是他的贡献较多，且当时的习惯是署名按字母排序他应在杨之前，但杨振宁却表示自己年纪比李大，所以要求署名在前，这也是“抢功劳”。但据研究，李政道提出的“署名习惯”也并不存在。
然而，由于李政道回国较早，并且大力推动中国高能物理的建设，国内民众在该问题上往往支持李政道。并且因为杨振宁的其他争议，在杨李之争上倾向于李政道的就更多了。
也有一些人认为，不管谁是谁非，杨振宁既然争这功，那也说明他不大度，气量狭隘。不过，既然牛顿、莱布尼茨这种历史上的科学巨头能为微积分的发明权争破了头，又何必苛责杨振宁。
回应：
杨振宁：《李政道传》有不实之处 《华商时报》
半个世纪以来，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和杨振宁之间形同陌路。两个曾经最亲密的朋友，为何会反目成仇？2010年1月，季羡林之子季承所著的《李政道传》，详细披露二人恩怨始末。
《李政道传》是一本介乎传记与口述历史之间的著作，作者季承是传主李政道的多年助手。由于书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我本人，以及我与李政道合作的细节，而所说的或则没有包括全部事实，或则根本错误，很容易造成歪曲、偏颇的印象，我不得不作回应，以正视听。
我要说的，只限于能够根据文献讲清楚的几件较大的事情。书中许多材料都源自2004年由季承领头编辑的《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下称《2004解谜》)。
我的毕业论文是自己的研究成果
《李政道传》58页有下面一段关于杨振宁1948年博士论文的文字：“第二个问题，虽然李政道给出了答案，但他那时正忙于天体物理的问题，没有深入去研究。吴大猷先生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一定要李政道回芝加哥后把答案写出来。李政道尊重吴大猷先生的意见，回芝加哥后在他所住的国际公寓里算这个问题。杨振宁来了，看到李政道正在做计算，于是问李政道算什么，李政道对他说了。后来，杨振宁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计算，成了他的毕业论文。”
杨振宁回应：
这段文字讲了些事实，可是没有讲全部事实，更没有讲最重要的事实。事实是：当时有一个谜团困扰许多研究β衰变的学者：β-γ关联的计算往往是大算一阵子之后，发现许多项都互相消去，结果非常简单。Uhlenbeck和他的学生Falkoff就被此谜团困扰。[Uhlenbeck（1900-1988）是发现电子自旋的物理学家，许多人认为他应该得诺贝尔奖。］吴先生从Uhlenbeck那里知道这谜团的重要，所以要李去算。此前我已经在研究此问题，而并不是和李谈了以后才开始研究此问题。但我却没有大事计算，而是去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项相消！
想的结果是：对称原理是多项相消的内在原因，从而推广此原因，写了我的博士论文。全文发表后只有9页篇幅，其中的定理立刻引起核物理学界的广泛注意。1950年代最有名的核物理学教科书就多处引用了我的这些定理。
我确实不是费米的博士研究生，但我是费米的得意学生。
《李政道传》第四章多处明示或暗示李政道是费米的博士生，而杨振宁不是。
杨振宁回应：
我确实不是费米的博士研究生，李是。可是我是费米的得意学生，而李不是。证明一：费米在芝加哥的九年教过不少学生，其中只有我和他联名发表过理论物理文章。证明二：1948年春费米为了弄懂Schwinger对重整化的工作（这是当时最红的研究领域），每星期两、三个上午在他的办公室中讨论此工作。证明三：费米出差的时候，常请我代课，从没有请李。证明四：费米于1954年11月28日因癌症逝世，享年53岁。他最后住医院期间我专程自美国东岸飞往芝加哥去看他。李没有去看他。证明五：费米逝世以后，Segre为编辑费米的全集邀我写了一篇文章。没有邀李。等等。
（费米照）
关于排名次序问题，我当时把李政道当弟弟培植
《李政道传》第六章提到了“与杨振宁的合作与疏离”，所谓“疏离”是指1952年他们两篇统计力学文章的排名次序问题；《2004解谜》的第8问答也是关于此问题的。
杨振宁回应：
首先，需要指出，整体而言，统计力学向来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不是李的领域。从1944到1952年，我单独在此领域发表过五篇文章，其中关于二维晶格系统自发磁化的文章是此领域的一个突破。李一生一共只发表过12篇统计力学文章，其中11篇都是1952-1960年间和我合作的成果，这清楚显示了他在此领域所处位置。而我们1962年分手之后，我在此领域继续工作，发表了很多文章，其中1967年与1969年有关一维系统的两篇都具有开创性意义。1999年我获颁Onsager奖，那是此领域最重要的奖项。近年我重新回到此领域，在2008至2009年间又已经发表了六篇文章。
至于前述引起排名问题的那两篇文章的背景是这样的。1951年秋天李来普林斯顿，此时他尚未在统计力学领域有任何学术成果。我向他介绍了我上述那篇二维晶格自发磁化的文章，从此文开始我们企图进一步推广。这两篇文章很有名，是经典文献，都是由我执笔写的。其研究态度与方法今天都公认为是我的风格。当时把两篇文章都签名为杨—李，是正常的次序。可是我起先竟计划两篇文章的签名都把李放在前面，后来部分地接受了杜致礼的忠告，签名才变成一篇杨李，一篇李杨。这是什么缘故呢？
Mills（曾经的合作者）说我曾慷慨帮助比自己年轻的物理学家，大家都知道其中第一位就是李政道。我当时把他当作是我的弟弟，尽力培植。
关于决裂，是李政道先引起的争端
李和杨1962年决裂以后，是谁先在公众场合讨论宇称不守恒研究的经过，是谁先引起公开争端的呢？《李政道传》和《2004解谜》都指责杨振宁，说是1983年出版的《杨振宁论文选集》一书起的头。
杨振宁回应：
事实是这样的。1968-1971年间李在多处作关于弱相互作用的历史的演讲，包括在意大利、哥伦比亚大学等各处。许多听过他的演讲的人告诉我，他基本上是说宇称不守恒的工作是由他开始和主持，中间要找人帮忙计算，就找了我。听后我当然感到震惊与愤怒，可是由于没有见到出版的文献，所以并没有作任何公开响应。直到十年后，我偶然在一本1971年出版的书中，看到了李1970年在西西里岛Erice的演讲，才了解传言并非虚构。这样，我才在1983年出版的《杨振宁论文选集》中第一次作公开响应。
没有料到我们的被羡妒的合作会演变成后来的悲剧
李政道和我在1946~1957年间的合作非常非常成功。我曾说它当时被同行们羡慕和妒忌。记得那时我也曾为苏轼给他弟弟的诗句所深深感动：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此生未了因。
那时怎么样也不会料到我们的被羡妒的合作会演变成后来的悲剧。
Pais是有名的《爱因斯坦传》的作者。他跟李和我都曾是多年的朋友与同事。他对杨李的合与分写过下面的一段话：
“我认为要了解其中真相，要对中国传统比我有更多的知识……”
在众多讨论杨李之合与分的文章中，这恐怕是最有深度的一段话。
学术盛年没回国，杨振宁面对邓稼先应感惭愧？不是杨振宁有愧
指责杨振宁的另一个常见说法，是将他与邓稼先作对比。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同乡，中学同学，西南联大同学，一起坐船去美国留学，在美国还是同屋，关系极好。然而，学成之后，邓稼先毅然决然回到了祖国，报效人民，为中国核事业隐姓埋名三十载，甚至献出了生命。与此相对，杨振宁拒绝了其父让其回国效力的想法，不仅如此，获得诺贝尔奖后甚至还加入了美国国籍，“为美国做贡献”。
（杨振宁和邓稼先）
这一反差极为明显的对比，虽未成为教科书上的典型案例，但在国人的口耳相传中，却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极佳范例，邓稼先、钱学森们成为人们颂扬的对象，而杨振宁却成了反面角色。
然而，这种比较对杨振宁是不公正的。邓稼先学的是核物理，钱学森研究的是火箭导弹，都是国内两弹一星工程所亟需的人才。而杨振宁是搞理论物理的，非常不擅长搞应用、搞实验，而理论物理对当时中国没什么太大用处。而只有在美国做研究，他才可能达到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并且，理论物理作为基础研究，成果是公开的，造福的是全世界。
猜想一下，杨振宁回来后会是什么结果呢？看一看同期回国的理论物理学家的遭遇就知道了——中国固体物理学先驱黄昆，51年回国去了北大当物理系教授，然而57年反右之后，长达20年的时间无法进行学术研究，文革时期在实验室洗瓶子。而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由于有海外留学背景，甚至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在文革中被批斗迫害致死。
杨振宁不回国，岂能怪他？…
我们再看一下上海电视台资深编导倪既新老师在人民网上发表的《许德珩女儿、两弹元勋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人生故事》的文章，文章记录了杨振宁与邓稼先的友情，以及文革中杨振宁解救邓稼先的全过程。
许鹿希，初见这个名字，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她是谁；如果我说“她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大家就明白了。但是，这却是许鹿希最不愿意听到的解释。
我从未遭遇过如此冷峻拒绝的采访对象
我同许鹿希相识，缘于1992年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之时。
杨振宁有个与之有着半个多世纪友谊的朋友邓稼先。邓稼先是中国的两弹元勋，当时已不在世，我要表现杨振宁与他从中学时代开始的亲如兄弟的情谊，收集和拍摄具体独到的素材，就必须要找许鹿希了。
1992年4月初，我去北京为拍摄踩点。为了和许鹿希取得联系，我一边采访其他对象，一边从早到晚往她家和医科大学办公室轮番打电话。那时候，在北京打电话还很不方便，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找电话机。但是连续两天始终没有人接听，直到第三天一早，我从北京西绒线胡同的招待所出门前再试，才听到话筒里传来她平静的声音。原来之前她出差去了，这时刚回到家里。我立刻十分激动地说明自己的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冷淡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听她的语气，要马上挂断电话了，我就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我们的诚意，而且已经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
怕好不容易接上的联系又“掉线”，我越说越详细越急迫，但是，我说了半个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我只好硬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的韧性坚持，最后，她沉默了一下，答应我第二天上门去见一面，不过规定在中午11点半，就是她午餐前的时间。“我12点吃午饭，这之前你必须走！”她语气干脆地说，接着又补充一句：“你得带介绍信来。”
在采访中遭遇这样冷峻的拒绝，在我还是第一次。但正因为这样，使我要探个究竟的好奇心反而更强烈了。
邓稼先（中）与杨振宁（左）、杨振平（杨振宁的弟弟）1949年在美国的合影(资料图)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才知道了意外的背景
第二天一早，在去许鹿希家之前，我先顺道访问了也在西绒线胡同的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三十一中学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校友会的一位老教师接待了我。听到我就要去采访许鹿希，她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光是出了个纪念性的小册子，就为他们家找了很多麻烦：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知能挣多少大钱，也不会这么早死了！”三十一中在校内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不料十几岁的娃娃们也疑问不少，说：“像他这样值吗？”老师们痛心疾首，大声问：“都是这样的价值观，今后国家发展靠什么？”显然，许鹿希对采访的冷淡态度与这背景是大有关系的。
许鹿希的家在北太平庄的一个大院落里，很普通的平顶式住宅楼。进了门只见里面水泥地，白灰墙，裸露的管道和电线，像是没有经过什么装修一样，更没看到有成套像样的体面家具和摆设。
邓稼先一家
许鹿希把我引进一间显然是待客的房间，那里除了两个布沙发，两把钢管椅，一个写字台，一个小书橱之外，最醒目的就是一幅直接贴在墙上的毛笔字：“两弹元勋邓稼先”，那是张爱萍的手迹。下边有一张装在小镜框里的邓稼先半侧遗像，斜靠在书橱顶上。
相比之下，倒是许鹿希的外表更出乎我的意外：如果不是她在开门的时候说“我就是许鹿希”，我就不会直接认她，因为她那件驼灰色的对襟外衣，那头随意梳拢的齐耳直发，那个肤色黝黑的面容，看去绝对像个劳动妇女，与我头脑里预先勾勒的“元勋夫人、名门之后、大学教授”的形象相去实在太远了。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似乎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
好在，面对面时的许鹿希，比昨天电话里温和亲切多了；一坐下来交谈，感受到她内在的思想情感，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体会了。果然，一说邓稼先和杨振宁的友谊，她立刻变得言辞委婉语意绵长，成了性情中人，再也没提昨天给我的时间限制，以至我起身告辞时，已过了下午一点半，而她则完全忘记了吃午饭。
许鹿希向我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邓以蛰、杨武之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同住清华西院宿舍，9号、11号更是紧近邻居。邓教美术史，杨教数学，性格很合得来。邓稼先的妈妈和杨老太太都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关系也很好，所以两家是世交。
邓稼先出生于1924年，比杨振宁小两岁。他们两人生性都很顽皮，兴趣也一致，两人都曾在西南联大读书，但因为中学时杨振宁跳了一级，大学里要比邓稼先高三级，就更是一个大哥哥了，所以邓稼先对杨振宁很亲密。
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费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很近的普渡大学，这样他们来往就很方便。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当即回国了，那时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之后两人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是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许鹿希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邓稼先？杨振宁说，中央情报局是不可能去编一个名字恰好与邓稼先同音的。”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到上海之后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说到这里，许鹿希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轻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惨，那些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很多人遭了殃。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有个很有贡献的炸弹专家钱晋，他们拷打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年轻的一批搞光后就轮到高层的了。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侥幸得救。
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其实，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这样的巧合真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简直太绝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虽然最初知道拒绝采访，然而一开口谈这个话题，她就一泻难止了。这让我怦然心动。
回应
杨振宁：放弃一党执政对科技发展不利 《南方网》
由江才健撰写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前几年正式出版。这是得到杨振宁个人首肯的一本传记。
传记追述了杨振宁的一生，但当日贯穿始末的采访话题，却绕不开杨振宁对中国模式不遗余力的欣赏。从中国传统到现代化政治治理，杨振宁无不一一表示佩服，并且认为压倒了他曾生活过的另一个国度—美国。
这当然不是杨振宁第一次如此显山露水地表达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但正是这种情怀下的某些言论，让他近年来饱受批评。
对杨振宁提出诟病的，基本分为两大类：一是批评者者搬出以邓稼先、钱学森为代表的老科学家，指责杨振宁爱国晚矣，在美国赚得盆满钵满后才回国安享特殊待遇；另一边则批评他在各个公开场合的学术发言之外，不忘维护政权，替政府说话。
关于自己对中国的认识，杨振宁在文集《曙光集》中，提到一件往事。
1962年，杨振宁在日内瓦见父母，父亲告诉儿子，“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母亲在一旁给父亲泼了冷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杨振宁认为父母的这两种观察并不矛盾，他将其归因于国家的诞生如同婴儿分娩，必会有阵痛。好与坏，都是中国模式成长中的一部分。
1971年，出国26年的杨振宁第一次回国探亲，回美国后对“文革”中的中国大加颂扬，尤其是四次访问中国后所作的谈话《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影响深远。多年以后，杨振宁对当年的言论失察作出过反省：
“我那时没有了解‘文革’的真相，我承认我是蹩脚的新闻记者。可是请注意我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国的。”
2004年，叶落归根的杨振宁在人民大会堂作演讲《归根的反思》时强调，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未能看到中国崛起的可能，是他无缘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韧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韧性。
之后，风光无限的他，开始频繁公开发言，论调皆是强调在中外对比中，中国模式胜于西方。大谈中国学生的勤奋扎实，是杨振宁乐此不疲的话题之一。
很多人对此表示不以为然，在国际上享誉名声的数学家丘成桐，就指出，认为中国学生基础比美国学生扎实是自我麻醉。
杨振宁只字未提外界对自己争议的看法，更多时候，他沉浸在自己的话语氛围里。采访一结束，茶客们旋即围上来，拿着本子要他签名。签完第一批后，杨振宁挥挥手拒绝了第二批上前者。
杨振宁 “我是保守的革命者” 《南都周刊》
中国前沿科学前景乐观
南都周刊：国内外写你的传记有好些，为什么你独独认可这部？
杨振宁：比较实在，不浮华，少用形容词。这部书，跟中国过去出现的科学家的传记，形成一个极端的对比，江先生（江才健）在台湾做了很多年记者之后，写了一本《吴健雄传》，是按照西方写科学家传记的方法写的。他这样才认识我。后来他决定写这本传记，他的办法是遵循务实的原则，材料尽量要从实际出发，访问了很多人，我没统计，至少有上百人。花了相当长时间写出来，务求每句话都有根据，把我的方方面面都折射出来。
我认为这传记，比起绝大多数传记，不要说中国的，包括西方写得很好的传记，我觉得是毫不逊色的，置于国际标准下，也是非常好的。我说他是开了用中文写科学工作者的新纪元。
南都周刊：你对自己的传记有什么期待？
杨振宁：讲得不好听的话，中国方面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传记文学。根据我的了解，很多作者认为既然是文学，可以渲染，渲染的程度，不同的作者写出来结果不一样，但都有渲染。这个观念我认为是不好，要如实道来。
南都周刊：就私人生活与学术研究两方面，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杨振宁：我确实很幸运，从我的身体讲起来，到今天89岁了，还可以有很多种活动，多半89岁的人只能整天躺在床上了。学术活动，我还可以参与。比如过去两天在南开大学，他们组织了一个学术前沿研讨会，我参加了，见了好多年轻的朋友。好些是我不认识的人，他们作了演讲，对我有很大的好处，知道了年轻的一代热衷于作什么研究方向。莎士比亚说人到了年纪大时，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我远远超过这些。
我在1983年出了一本英文的选集，主要选了学术论文的三分之一，写一篇后记。至今快有30年了，30年里我陆续出了学术论文、科学史论文，还有一些别的文章。现在正在计划出“杨振宁论文选集与后记”续，正在做，希望在两年之内可以出版，也是英文的，这是我当前主要在做的工作。现在年纪大了，效率比较低，已经做了一年半，猜想至少还需要一年半。
南都周刊：刚才你说到与南开大学的年轻学子交流，觉得这一代人和你们当年西南联大一代人有什么差别和共通之处？
杨振宁：学术前沿改变很快。今天在全世界、在中国，物理学前沿的研究，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我总体感觉，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前沿科技发展很落后，甚至有人说中国政府每年几百亿地把钱撒到这上面，没出什么最重要的成果。
我认为这是对科技前沿发展的性质不够了解，科技前沿发展当然需要有钱撒上面，但绝对不是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传统，传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立起来，大家都知道剑桥的物理是非常成功的，但它是从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在今天的中国，我听到四五十岁杰出物理学家作的报告，觉得中国今天达到的水准比起20年前，进步很多，不用说比起我做研究生时，进步更多。很显然的是，现在能够念研究院的人越来越多。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物理学、数学前沿非常非常落后，今天完全是不一样了。这两天我听到几个新的领域，都做了相当好的工作。从长远立场讲，我采取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
南都周刊：谈谈在清华的经历？
杨振宁：七八年以前，我教过大一的物理。刚回清华的时候，校长说你能不能教大一物理，那时候我八十几岁，可以教，我说勉力为之。教了一学期课，有130个学生。这段经历对我很有用处，使我了解到清华大一的学生程度怎么样，学习态度怎么样。
我后来说，清华大一的学生比起美国大一的学生，学习经验和知识都更扎实。美国教育方法不一样，学生浮躁，讲起来好像都知道，但是仔细多问几句，就不行了。因为他们没有做过很多的习题，或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个班的清华学生都很成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是十几岁的小孩了，不再对于社会是怎么回事、自己怎么回事没有任何了解。这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大一学生对世界、对自己的认识都是非常不成熟的。
之后，教大一这么多学生太累，我就没教了。主要是一方面帮清华捐赠一些钱，现在有两个基金会，对清华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这个小研究中心也有很大帮助。现在叫做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很小的机构，目的是希望这里做出来的研究工作要在世界第一流杂志上发表。另外，我自己做一些研究工作，通常有一个或两个研究生合作。
我对清华高等研究院的发展相当满意，今天跟十年以前比，清华毕业的学生，去外国念博士学位，念完博士学位后变成博士后，他们在各个不同专业里的地位已经大大提升了。我们特别注重的一个领域，叫凝聚态物理，或者叫固体物理，这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半导体是其中的，是现代物理的主流领域之一。现在美国要在这个领域上找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助教授，每年到了春天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二十个重要的大学有空缺的话，都希望找最好的学生。每年通常都有最优秀的学生在那里筛选，看最近几年，一二十个最好的人里头，有三分之一是清华出去的。
我们现在有个学生，美国给他助教授的职位，清华也给他。最后他选择了清华，说明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能够跟他们抢人的地步。从这个发展趋势看，五年、十年后，中国在前沿科学的领域内没有问题，越来越有重要的人才出现。
放弃一党执政，对科技发展不利
南都周刊：你另一篇文章里提到中国学生缺乏创新能力，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有限。中国企业有个独特现象，山寨产品、廉价加工、贴牌生产特别多。对此，你看待中国的科研环境、政府的相关政策，有什么建议？
杨振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讨论，不能随便采取一个单一的态度。假如你问中国的教育哲学，从小学开始，到中学到大学，教育哲学和教育体制跟美国、欧洲有没有分别？任何一个有经验的人，都立刻会讲有很大的分别。这个分别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出来的。
最主要的分别在于，中国哲学是一个训导式的，尤其是对小学中学的孩子，训导为主；美国是启发为主；欧洲是介乎两者之间。美国把启发的观念推到极端。
我知道在国内，很多人大骂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研究层面，都竞相大骂。我可以了解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层层压力下，小学生、中学生简直透不过气来，回家写这个算那个，不准看电视，周末还去补习，到高考了全家都跟着紧张。你看美国多好，小孩快快乐乐的。
他们这些话有道理吗？有些道理。但是他们没看到美国中学生不念完书，就走上社会，你知道美国的中学校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整天关心的是我这个学校的学生有几个能毕业，美国全部中学加气来，平均只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能毕业，还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就不毕业了。这变成了校长的学校指标，校长们到中国一看，羡慕极了。
南都周刊：那么你认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杨振宁：这是两个社会不一样，基本问题是中国人均收入太低，中国的小孩不进大学，他将来工作的收入要比大学毕业的人差三到十倍。可是美国只差1.5到2倍。所以很多美国人觉得何必读书读得那么苦，不继续深造下去，我照样可以买车买房子，好好生活，于是就丢下书不干了。中国高考下层层压力的问题，不是教育制度改革的问题，是要等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问题自动解决了，这不是教育哲学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中国年轻人不敢创新，这不完全有道理。在学术竞争、在企业竞争上，创新的概念有不一样之处。美国人比较敢创新，但是创新这事，百分之二十是失败的，所以太着重于创新是不稳妥的事。
同样是在国外最优秀的研究中心里，中国的学生很扎实，问问题都是有根据的，而美国学生常常是凭空提问，我想这与学术传统、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我在学术方面认为是很成功的，但我在创新上，跟美国同领域的科学家有差别。一个很重要的朋友，是一个重要的物理学家，他在一篇演讲中说我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因为我怀疑当时大家都认为正确的东西。我是比较保守一点，不敢大胆。
对于中国比较保守的教育政策，我并不认为一定是不好的。在美国鼓励创新，使得国家很成功，这个回答是肯定的。最好不要把美国跟中国比，应该跟欧洲、日本比，比如英国在生物科学的基础研究上非常成功，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双螺旋结构非常有名，但英国人之后发问，为什么我们的生物科学应用无法跟美国相提并论？
这回答是有前提的，美国的投资环境比任何国家都好，这是美国尖端技术成功的道理。它有三个元素：拼命鼓励年轻人创新；有足够多的风险投资的经验和成熟的环境；尖端人才容易在美国找到机会容纳自己的发展，所以重要人才很多不是美国自己培养的，是从外面吸收来的。
南都周刊：2011年6月7日，邵逸夫奖评审委员会上，当你被问及民主与科学的关系时，你以苏联为例，认为苏联虽然不民主，但科学仍然蓬勃发展。所以你提出观点，民主并非科学发展的元素，虽然民主有助发掘新的人才。
杨振宁：在专制的体制下，能不能有科研的发展，我说苏联当时是很专制的，可是它的科技发展有些方向是非常成功的。那记者又问我，一党执政是不是对科技发展不利，到了这个程度，我就知道他是《苹果日报》的了。中国要是现在放弃一党执政的话，我认为对科技发展不利。
南都周刊：是不是因为你们那一代西南联大学人，成长于战乱之中，家国情怀因此比较重？
杨振宁：那个有关系，但不是唯一的关系。你看现在各个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例子很多，中国能有今天的样子，我活了八十多岁，你没看到我小时候中国的样子，中国能够从那时到现在，这里头最重要的贡献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
我不是党员，可是这是看得很清楚的，你如果去问基辛格，他一定同意。现在大家也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大跃进”的时候饿死了几千万人，这个从科学证据、数字证据都可以看出来，可是总体讲，有今天的样子，还是靠了共产党。
你问我五十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只敢讲，在五年、十年之内，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最好还是维持一党执政。十年、二十年之后是什么样子，现在不敢讲。
杨氏语录
我一直坚信，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献大。
20年内中国人将拿到诺贝尔奖，并不乐观，我认为10年就可以实现。
21世纪后半叶，中国会变成世界上一大强国。这种乐观态度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过去100年自力更生的惊人成就，这些成就背后有本质的、文化传统中的长远的道理：韧性。
传统中国文化的韧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是中国在20世纪能够崛起的基本原因。
100年以后，假如要讨论20世纪里最重要、对人类历史有最长远影响的史实，将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不是希特勒，也不是苏联的大革命与解体，而是，一、人类利用科技大大增加了生产力；二，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没有什么实际水平？完全错误
由于杨李之争，以及在爱国主义教育中被当了反面教材，许多国人对杨振宁有了更多的误解。有不少人认为既然杨振宁的诺贝尔奖主要靠李政道才获得的，那么他水平其实不怎么样。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往往连杨振宁的半页论文都看不懂，但对这说法却深信不疑。
实际上，除去“宇称不守恒”这一诺奖成果外，杨振宁够得上诺奖级别的成就至少还有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除此之外，还有费米-杨模型、杨-巴克斯特方程，以及在统计物理、相变处的热力学函数行为、玻色气体等各方面做出了许多重要成绩。有专业人士甚至认为，杨振宁是20世纪下半叶最为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
回应：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新快报》
杨振宁(英文名：Chen-Ning Franklin Yang，1922年10月1日-)，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与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和杨振宁是首两位获诺贝尔奖的中国籍人士。
杨振宁的物理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他在统计物理，粒子物理理论和量子场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特别是他和李政道合作期间成果丰硕。
在统计物理方面，他与李政道合作关于相变的一系列研究已经成为经典文献；他本人在1967年首先发现的Yang-Baxter方程为可积模型的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方向，对物理和数学都有广泛的影响；他还提出了非对角长程序的概念。
1954年，杨振宁与罗伯特·米尔斯、羅伯特·米爾斯，請移除內部連結助手一道提出了杨-米尔斯理论，即非阿贝尔规范理论，杨-米尔斯理论对基础物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的基础;1970年代他与吴大峻合作研究规范理论的整体性质，亦即规范理论与数学上纤维丛的密切联系，杨-米尔斯理论的数学性质也是近三十多年来数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杨振宁和李政道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
杨振宁与李政道于1940年代末开始亲密而富有成果的合作，但在1960年代初终止。曾是好友的两人，最后却演变成彻底决裂、连碰面都尽量避免的地步，成为华人学术界的憾事。关于他们个人关系分裂的原因，杨李双方偶有公开叙述，然而各有说辞，令外界对真实原因依然不得而知。杨振宁曾形容他和李政道的关系，“有时候比我们和我们的太太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这样深厚的一个关系，破裂的时候，我想跟一个婚姻的破裂，是在同一等级的痛苦。”杨振宁表示李政道是自己最成功的合作者，与李政道的决裂是他今生最大遗憾。
根据李政道的文章，主因是谁是其理论(宇称不守恒)意念的始创者之争。
杨振宁晚年不看好高能物理的未来，认为高能物理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
杨振宁，原籍中国，汉族，安徽省肥西县人，1922年10月1日生。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理论物理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957年由于与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念被实验证明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两个人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其于1954年提出的规范场理论，则于70年代发展成为统合与了解基本粒子强、弱、电磁等三种相互作用力的基础;此外并曾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领域做出多项卓越的重大贡献。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以他们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两个人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后二人因排名先后的问题交恶。1962年因为《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两人 正式决裂。杨振宁七岁的儿子杨光诺曾说，“我要一人得诺贝尔奖。”1989年他写给已故中研院长吴大猷的信，向老师报告两人合作情形。吴大猷覆信说：“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truth是不能永远掩盖着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争，而让truth慢慢的展现出来。”
1977年他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促进中美关系。
1980年杨振宁获得拉姆福德奖(Rumford)，1986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杨振宁回国后并非不做学问不教书只捞钱
在90年代末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后，还有很多人攻击杨振宁每年拿了很多经费，但却只捞钱不做学问、不授课。这种指责同样是站不住脚的。据了解，杨振宁在回国前把他在美国的别墅卖了，捐了100万美元给清华，而他在清华的年薪约100万元，也分文不取。他在清华以“理论物理前沿研究与学术交流”等名义申请的经费，也主要投入在他建设的清华高研中心，邀请最好的专家来华交流。此外，杨振宁还积极地到香港募集了数千万的资金，清华高研中心也已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物理人才。其中就有杨振宁亲自带的研究生。杨振宁在50年代未能报国的遗憾，现在也可以说补上了。
（杨振宁在给清华大一新生上课）
除此之外，杨振宁还亲自给本科生讲课，清华大学为此制作了20课时的杨振宁教学视频。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已至望九之年的杨振宁在学术上仍非常活跃。据介绍，2008年起杨振宁在冷原子领域做了不少很好的工作，相关论文已经发了近10篇，这在年轻学者中都称得上高产。
回应：
杨振宁：非议背后依然故我 《中国青年报》
在有人猜测他已不做研究的时候，89岁的物理学大师杨振宁，在南开大学向同行报告了他在冷原子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他修改了自己多年前一项理论的不完备之处。
除了回答提问时须用助听器，这位老人留给听众的印象是思维之敏捷、表达之清晰不亚于青年，虽然他上一年还大病一场，进过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杨振宁说，自己40多年前的研究涉及了冷原子领域，但当时缺乏实验技术证实，后来因故中止。近些年来，这方面的实验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自己多年前的一些工作得到了证实，于是又回到了这个领域。目前，冷原子是物理学的热门领域之一。
2008年，86岁的杨振宁及其合作者发表了一篇冷原子方面的新论文，令同行惊讶于他的学术活力。此后至今，他已陆续发表了将近10篇论文，放在年轻学者中也属“高产”。
他不喜做寿，因为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
2011年是杨振宁的“望九之年”。6月18日至19日，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办了一场“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以此纪念该所的理论物理研究室诞生25周年，并为研究室创办人杨振宁教授预先庆寿。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及近百位杰出的学者与会，使之成为该领域罕见的学术盛事。
校方在数学所大厦前特别打出横幅，上书“杨振宁先生学术青春长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解释，杨先生本不喜做寿，因为真正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人”。
1986年，刚刚创办南开数学所的数学大师陈省身，邀请老友杨振宁到此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尽管“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杨振宁却欣然从命，只因“陈先生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
25年来，这间起初仅有一位、目前也只3位教授的研究室，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培养的25名博士中，有人当选院士，有人成为大学副校长，有人拿到海外名校终身教职。
用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的话形容，研究室如今算略有成就，“毕业了一批人、做出点事”，总算对陈、杨两位先生有所交代。
葛墨林1986年由陈省身、杨振宁自兰州大学聘至南开大学。他最初问陈先生该怎样发展，陈先生提出要“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再问研究室该做什么方向，陈先生回答“就做振宁的方向”。
杨振宁则说，不善做研究的人，看某个菜园里人多，就挤进去找个角落，花大力气刨个坑。一定要找一个较空的园子，一刨就出个萝卜。他为研究室设定的“杨——巴克斯特系统”相关的数学物理方向，当年并不被人看重，日后逐渐成了该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今，葛墨林认为，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师生，不仅在学问上受惠于杨振宁，人品、学风上也受益颇多。杨振宁“宁拙毋巧，宁朴勿华”的要求，影响极大。
25年来，这里一贯奉行“不宣传”方针，数理学界之外，少为人知。数学所共计12位全职教授，理论物理室占四分之一，在葛墨林看来已不算小。陈省身初期就提出不希望扩大规模，永久教职保持很少。这个方针坚持至今。
“就叫研究室，也不扩大，不叫‘中心’。”葛墨林说。
此间风气的一处体现是，本次讨论会不少大腕到场，但葛墨林在开幕式上说：“恕我不能一一介绍各位的头衔，大家都是重要的人物。”他给同行鞠了一躬，“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对大家无可贡献，鞠个躬表示感谢”。
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因公爽约，专门发来长信，但大会决定节省时间，不再当众宣读。由于学术报告安排极为紧凑，葛墨林提醒在座上了年纪的院士们，感觉累了就去休息，也可腾出座位，让给后面站着听讲的年轻人。此语令与会者不禁莞尔。
他对物理有一种很多人看来是爱情的东西
耄耋之年的杨振宁站着讲完了自己关于冷原子的新发现。工作人员担心他站久了腿会发抖，后悔未能预备一把椅子。更出乎人的意料，有学者因事提前离会，而杨振宁一直坚持听完19日的最后一场报告，并即兴发言，与人分享了自己在治学上“最近几年慢慢想通了”的困惑。人们原本猜测，他做完自己的报告就会离开。
在做完报告被主持人请下台之前，杨振宁还主动询问听众有无疑问。会议间歇，年轻的学生过来请教，他也耐心解答。
“很多人学问很大，脾气也比较大一点，而杨先生，你跟他什么都可以说。”葛墨林说，杨振宁是位尊重人的忠厚长者，什么事都可与他辩论。
比杨振宁年轻19岁的中国科协副主席赵忠贤院士向同行感慨，每次自己不想多干，觉得可以休息一会儿的时候，跟杨先生谈过以后，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魔力影响着自己，还得好好干。
顶尖的实验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朱经武形容，杨先生属于“天生有仙骨”。国外有人称杨振宁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也有人说他在物理上是“建设性的革命家”，朱经武则以物理理论的“炼丹专家”来形容他，认为他就像拥有点金术。
“杨先生对物理的热爱、热忱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的。有人说他是富有罗曼蒂克的物理学家，他对物理有一种很多人看来是爱情的东西。”朱经武说。
朱经武说，人们常将物理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天到晚听人家讲而自己不讲，然后拿回去做得更快更好。另一种是不停地讲话，让人家知道自己多么伟大。杨振宁是第三种，他会认真听别人讲，还给别人提意见。
葛墨林说，杨振宁主张学术上的平等，还体现在，每次到南开参加理论物理讲习班，他都跟学生们一起排队领自助餐，边吃边谈。多年以前，国际会议用餐补助中外有别，国人补助5元，外宾补助40元，吃饭时往往隔着一道屏风。杨先生坚持，在南开开会，无论中外，补助相同。
他因有约在先曾谢绝领导人宴请
清华大学教授朱邦芬院士认为，近年来，一些人对杨振宁有非议，网上有种声音，对杨先生的贡献讲得很少，有些甚至是污蔑。
针对杨振宁的污名包括，有人批评他晚年回到中国，拿了高额报酬，故意说些好话去取悦政府。例如，他说中国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比美国更扎实，批评的声音扑面而来。
朱邦芬说，杨先生接受东西方文化熏陶，他确实是由衷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为了讨好政府。
批评者未必知道，杨振宁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当面向周恩来总理直陈“中国政府的片面的平均主义已经毁了中国的科学”。
“杨先生经常两头不落好。他不像有些人，拐个弯让你揣摩体会。这是学术大师直率的性格。”葛墨林说。
葛墨林定期向杨振宁报告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发展。有次，两人在北京约谈。恰有某副部级领导去请杨振宁，有位国家领导人邀他赴宴。在场的葛墨林以为，自己要谈的事情没那么紧要，杨振宁应先见领导，谁知杨振宁却谢绝了来自中南海的邀请，原因是“我已经有约会了”。
忆及此事，葛墨林说，杨先生仅因有约在先就回绝了领导，又怎会曲意逢迎？
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院士说，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杨振宁曾“伸出手来”，请他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访问学者。那年石溪分校的名额已满，杨先生为他争取了额外名额。他说：“杨先生一看到有什么科学前沿的事情，就想到中国该怎么做。杨先生一方面热爱祖国，一方面提携我们年轻人。这都是我们的榜样，够我们学习一辈子。”
他的薪水分文不取
朱邦芬在南开大学讲的一件事情，令在场的许多学者感到惊讶。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的年薪为人民币100万元，但他分文不取，捐给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他还卖掉了自己在美国纽约的一处大房子，向清华捐了100万美元。他把诺贝尔奖金的一部分，也捐给了清华。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是杨振宁晚年仿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创立的。在杨振宁将精力转向清华之后，陈省身两次让葛墨林给他带话：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是你的“亲儿子”，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是你的“干儿子”，两个儿子，你都要管。
据葛墨林回忆，杨振宁“管”得很细。从1988年开始，南开的理论物理室办过7次讲习班，邀请的都是各个方向最有发言权的科学家。因经费匮乏，要靠杨振宁从香港募捐讲课费。
1992年，为了南开主办的一场国际会议，杨振宁筹集了两万美元。考虑到大陆不易换开百元大钞，他特地换成20元、50元的钞票，捆在一个包里带来。南开数学所的第一台计算机和激光打印机也是杨振宁当时购自香港，运到天津的，他还派自己的秘书负责打字。他甚至考虑到了外宾喝咖啡的习惯，打算自带咖啡壶。
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早期毕业生，包括现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薛康、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苏刚，都曾受杨振宁的资助到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访问一年。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杨振宁为了筹钱，曾发着高烧去唐人街演讲。
葛墨林说，杨振宁做事不愿向人解释。“杨先生率性而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就是这么个人——我怎么做是我的事，至于你怎么想是你的事。”
82岁杨振宁娶28岁翁帆：指责站不住
在所有对杨振宁的非议中，要说最大的一个，还是2004年，其原配杜聿明之女杜致礼去世后不久，82岁杨振宁续娶28岁翁帆这件事。这个非议其实最没有道理——无非就是老夫少妻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而已。但这又不是婚外恋、包二奶，名义上完全是两厢情愿明媒正娶。硬要揣测背后的原因或对此进行道德上的谴责，都站不住脚。
（杨振宁与妻子翁帆）
更何况，这段婚姻已经过去了多年，到目前看上去仍十分美满呢？
来源：微信公众号“科坛春秋”综合自科学网、腾讯评论、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