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 杰斐逊：把一所大学的建设，与国家独立的重要性相提并论

文 | 李辉 

美国自由女神像，李辉 摄。

2001年在纽约与自由女神像合影。

我喜欢阅读各种人物的传记。在古今中外著名人物的传记中，我得以欣赏历史的风云变幻，得以体味生命的不同形式。拿破仑让整个欧洲为之敬仰，也为之颤抖，权力与战争，几乎就是他的生命本身，而且，在他手中，战争真正成为了一种艺术。华盛顿坚韧而质朴，他淡泊于权力，一次辞去总司令，一次辞去总统，两个告别权力的瞬间，留给历史以崇高。托尔斯泰永远拥有一颗痛苦的灵魂，痛苦中完成他的伟大。

政治家的传记大多不同于文艺家的传记，后者常常注重于精神与心灵的描述和分析，前者则大都乐于为我们描述出许多轰轰烈烈的壮举。的确，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他们所处的时代。所以，当后人回望他们时，总是注目于那些最辉煌的政治业绩。

可是，一位朋友一次却提出这个问题：艺术家和政治家，究竟谁更伟大？朋友是一个崇尚精神的人，在他的眼里，一切政治家，不管人们认为他们在历史上多么伟大，与那些伟大的艺术家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他举音乐为例。他说恺撒也好，拿破仑也好，他们所从事的一切，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贝多芬、巴赫的音乐相提并论。他说，他们的音乐永远会带给人类心灵的享受，而那些历史上的政治伟人呢，多少年后又有多少人还记得？

我反驳他的偏激，认为他不该把完全不同类型的事物，进行这种简单的比较。人类的精神与行为有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只是在各自的层面和领域上，才体现各自的价值。因此，不同性质不同领域的现象，无法“拉郎配”，做出硬性比较。不过，我也非常理解这位朋友。作为一个文化人，他看重的不是具体的历史进程，不是这一进程中人的政治行为。他看重精神与文化的发展，对于他来说，惟有这样一些发展，对于人类才是最为重要的。他认为政治家往往是在毁誉不一的状况下完成历史使命，从而成为一代伟人，其代价有时则会是精神与文化的破坏。

朋友的偏激，却促使我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稍稍浏览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我们评判一个政治家的伟大与否，几乎很少把他在文化上的作用考虑进去。人们在心理上在感受上，显然习惯于瞩目于那些叱咤风云的政治壮举，而对许多文化上并不轰轰烈烈的点滴创造，不大投去关注的目光。对文化意义的忽视，便形成了评判历史伟人的缺陷。这样，时常为了肯定一个政治家的伟大，便忽略不计他对精神和文化的破坏。譬如秦始皇，他统一中国的伟业，其历史代价却是“焚书坑儒”，是对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传统的最后扼杀。后一种行为，对于随后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发展，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破坏，对于限制和影响中国人精神与智慧的发展，又起到何种作用，似乎并没有人做深入的探讨。假如把思想和精神，放在人类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位置来看待，也许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就该会是另外一种表述了。

秦始皇调动军队的阳陵虎符，用青铜铸成卧虎状，上有错金篆书铭文12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换一个思考角度读书，有时便能产生一种新的感受。

在弗农庄园拜谒华盛顿墓地。

从杰斐逊纪念馆隔湖远眺华盛顿方尖纪念碑。

直升飞机飞过华盛顿纪念碑一瞬，李辉 摄。

参观林肯纪念馆。

和许多世界伟人相比，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当然不那么引人注目，即使在美国历史上，远比他著名的政治家，也为数不少，如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但是，一本文风朴实的《杰斐逊》，让我看到了他对建设图书馆和普及教育的沉溺。与杰斐逊在争取美国独立与立法方面的建树相比，它们显得并不辉煌，传记作者为之花费的篇幅也有限，但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细节，却显现出一个政治家难得的素质，使我强烈感受到政治家本应具有的另外一种伟大。

杰斐逊纪念馆中的雕像（照片：Prisonblues）。

当独立战争正在艰难进行时，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杰斐逊，目光不仅仅只关注着战事的发展，也眺望着未来的文化建设。一七七六年到一七七九年，是战争最为关键而艰难的时期，正是在这些前景十分暗淡的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地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提出议案，设想着战争结束后教育与图书馆的建设。

托马斯·杰斐逊。

他考虑要在里士满建立一个州立图书馆，推动“学者和有好奇心的人们进行研究”。在起草议案时，他甚至加上这样一条：如果在战争期间，将书和地图运来易遭危险，或是费用太高，图书馆馆长可将每年的拨款积累下来，等到有合适机会后再使用它们。更多的人们远不像杰斐逊这样对此具有浓厚兴趣和远见，他们只是关心着眼前的事情，因此他的议案一直没有获得通过。

尽管如此，建立图书馆对于杰斐逊却是一个美丽的梦想，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在法国担任外交官和后来担任总统期间，一直为实现这一梦想而尽其所能。一八一二年的美英战争中，英国人在美国国会大厦放火，烧毁了国会图书馆。已经卸任的前总统杰斐逊，谴责英国人的行为是一种“文明时代不应有的野蛮行为”。他决定将自己花费五十年时间收集的六千五百册藏书卖给国会，以帮助国会重新建立一个图书馆，价格和付款方式由国会决定。他的这些藏书，特别是关于北美洲和南美洲的藏书，被人们认为“无疑是世界上最宝贵的”。

杰斐逊亲自监督这些书籍的包装，把它们一一放在松木书箱里。十辆马车载着他的藏书他的心血和梦想，缓缓离开庄园。此时距他在弗吉尼亚州议会提出建立图书馆议案，已经有三十多年，岁月流逝，当年的愿望依然没有淡去。他希望“这些藏书将对我国的文献收藏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事实也是如此。后来成为世界著名图书馆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正是在杰斐逊的藏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美国国会图书馆主楼杰斐逊大楼。

他深情地注目马车远去。这时，他的书房已经空寂一片，但心中却一定充满着建设者的自豪。这种对图书馆的偏爱，杰斐逊一直保持到晚年。在建立弗吉尼亚大学时，他把图书馆的建筑，作为整个校园建筑的中心点。他亲自绘制这幢大圆顶图书馆大楼，而且是以罗马的万神殿为蓝本。去世前的一个多月，他还支撑着病躯，到正在建设中的弗吉尼亚大学，作出为学院图书馆竖立大理石柱的最后决定。

在他的时代，杰斐逊以主张政府的一切政策，都要保护个人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著称，并为此同主张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的汉密尔顿成为政敌。我的理解，杰斐逊重视图书馆，不在于它的外在形式，而在于它荟萃着人类的智慧和知识。他相信人类智慧会随着知识的积累而不断丰富与不断发展，因为知识能“照亮整个民众的思想”(杰斐逊语)，能让个人的思想得到充分发展，这与他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是相互联系的。晚年在致力于弗吉尼亚大学建设的时候，他曾这样设想过大学的蓝图：“这一学院将以人类思想可以自由驰骋为基础。因为在这里，我们不惧怕真理会将我们引向何方；只要允许理性自由地去斗争，我们也不怕容忍任何错误的存在。”

这正是杰斐逊梦寐以求的理想。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他时常不得不屈服于环境的局限，更改他的计划，但这一理想始终贯穿终生。

杰斐逊把“更为普遍地传播知识”，看作共和制度的一个柱石，为此，他一生为发展教育而不遗余力。在独立战争仍在进行之时，他就向弗吉尼亚议会提出他的教育计划。他主张首先应该大量建设小学，让每位孩子享受三年公费教育。小学生除学习阅读、书写、普通算术外，还要学会认识希腊文、罗马文和英语。州里建立二十个初级中学，这样，“每年将要有二十名最优秀的天才从微不足道的小地方脱颖而出”。他认为确立这样的制度，不论儿童所处的地位如何，只要他有最好的天资，就可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各阶层中都可以涌现出德才兼备的第一流人物。他坚信，如果确立这样的教育制度，就能用知识照亮所有民众的思想，这是防止那些握有政治权力的人实行专制的唯一办法。

限于战争和人们的认识，杰斐逊当时的这一计划，一直没有被采纳。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一生执著于发展教育。三十年后，在一八一七年他又一次向州议会递交一份关于州立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系统的综合计划。与此同时，当告别总统职位之后，他便把全部精力放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建设上。他继续多年的努力，说服州议会统一建立这样一个大学，把它作为弗吉尼亚的教育基地。杰斐逊重新提出这样的计划，正好是在一八一二年英美战争最艰难的时刻，首都华盛顿也刚刚被大火焚烧。《杰斐逊传》的作者认为：“只有像他这样有着乐观主义精神、坚定决心和知识训练有素的人才能专心来做到这一点。”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时间里，大学的建设成为杰斐逊最主要的生活内容。从筹集资金到校园规划，从建筑设计到聘请教授，他都直接参与。可以说，没有杰斐逊，弗吉尼亚大学当时就根本不可能出现。一八二五年，大学正式开学，虽然当时只有三十名左右学生入学，但对于弗吉尼亚的文化建设，这是迈出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对于杰斐逊，这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作为一个已经在立法、经济、外交诸方面卓有建树的政治家，至此才真正完成了他生命的塑造。他对未来的影响，也许这一创造显得更为重要。在开学之后不久杰斐逊就写过这样的话：他“以创办和扶植一所教育我们的后来人的学校来作为结束生命的最后一幕。我希望学校对于他们的品德、自由、名声和幸福都起到有益而永久的影响。”

在逝世之前，杰斐逊为自己设计好墓碑的图样，写好墓志铭，并要求亲友不得“增添一字”。他撰写的墓志铭是：“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的执笔人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安葬于此。”把一所大学的建设，与一个国家的独立相提并论，这正说明，在杰斐逊那里，政治与文化建设同样重要。

一九七六年，美国国家艺术馆举办过一个展览《托马斯·杰斐逊的天地》，作为当时纪念美国独立二百周年活动中的一项。人们不仅对于他的政治业绩感兴趣，而且开始欣赏他的多才多艺。专家们认为，以此为标志，表明人们对于杰斐逊的认识，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有了新的发展。这里面包括着对他在文化和教育建设上所做的努力做出高度评价。这本《杰斐逊传》便可以看作其中的一个新成果。

小诺布尔·坎宁安：《杰斐逊传》。

举办《托马斯·杰斐逊的天地》展览时，我还是“广阔天地”的一个知识青年，在山区的一个茶场劳动。我当然不知道在遥远的地方有这样一个展览，更不知道遥远的历史烟云中有过杰斐逊这样一个人物，曾经那样执著于平实的文化创造。在那些日子里，我和伙伴们每日开荒种茶，不知图书馆和大学为何物。我们还在念小学时，现代社会体现人类知识与文明的这两个代表，就被文革风暴吹得不复存在，对于此刻身处深山的我们，便显得更为淡漠，早已远离人们的记忆与想象。

十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去茶场看看，但每年我都能喝到我们当年种下的茶叶。绿茶飘着清香，带给我纷繁的感觉。我便是喝着它读完《杰斐逊传》，也喝着它写下这篇文章。我为自己和许多同龄人最终又拥有了图书馆和大学而庆幸。以这样的心情品茗读书，在寒冷的冬日，我感到了思想的暖意。

文章经由《读书》杂志授权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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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者谁？

李辉 叶匡政  绿茶 韩浩月 潘采夫 武云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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