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姗姗 | 五四期间杜威与中国的一段“交互经验”

关于杜威访华的研究已为数颇众。 但因资料所限，访华事件的部分史实却一直未能厘清。《杜威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的出版为重新考察这一事件奠定了基础。 以往学界使用较多的1920年版《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信件》仅收录了杜威夫妇1919年2月至8月4日的书信，且内容颇有删削 ；而《杜威通信集》则收录了杜威一生与家人、朋友、同事之间的全部往来书信，包括第1卷（1871—1918年）、第2卷（1919—1939年）、第3卷（1940—1953年）。其中，第2卷收入了杜威访华期间全部信件的完整内容，甚至包括相关人物的信件，如中国学生与罗素的通信。

据新资料可知，杜威在中国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7月29日）。足迹所至，遍及沿海、沿江的12省和京兆地方这一特别区域，与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青年学生、官员、革命家、军阀、士绅、古董商人乃至贩夫走卒都有所交往。杜威就在中国之中——他参与并形塑了五四之后的这段历史。按杜威的说法，这是一种交互经验，“呈现为有生命的存在者与其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事件”。 此间的杜威与中国都是变量。一方面，五四后的中国本身是复杂多元的，处在急速变化与重新整合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杜威自身亦非固定不变，而一直在探究、回应着中国的新经验。与此同时，杜威与中国之间的交互经验又处于变动不居的世界局势之中。

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正处于关键转折期。1919年5月3日，杜威在信中写道：“他们都认为现在是中国教育和智识发展上的关键时期。长期看来，一位西方特别是美国思想的代表在此时比其他任何时间都能更有帮助。” “他们”指胡适、北京和南京的一些教育界人士；所谓“教育和智识发展上的关键时期”，指正在进行之中的新教育改革和新文化运动。很大程度上，杜威在华的系列讲演本身就是作为这两项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被策划和设计出来的。他的讲演活动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输入学理”的专业学术交流，又是一种普及知识的群众教育活动。 新文化运动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梅光迪就评论杜威和罗素的讲演是“以群众运动之法使其讲学”。 《字林西报》的记者也认为，杜威演说最大的优点是“宣传”。

比起一般的学术讲演，杜威在华的系列讲演活动要复杂得多，可以视为哥伦比亚大学、各家邀请接待方、听众、媒体、各级政府及杜威的主观愿望和工作相互协调的结果，并深受美国国内形势及世界局势的影响。在此框架之下，本文以杜威的讲演活动为中心，来重建“杜威与五四之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经验，一方面展现杜威与国内各界的双向互动如何使这些讲演呈现如今的面貌，另一方面也期望藉此一窥新文化运动的分层、分期、分地域及最终分化的多重面向。

访华前的两三年，杜威在事业、身体和私生活方面都陷入了一种消沉的境地。在事业方面，杜威支持美国参战，招致了以伯恩（Randolph S. Bourne）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激烈批评，使其在思想界的领袖地位颇受质疑。在身体方面，杜威一度脖子僵硬，眼睛不适，陷入抑郁，甚至到了无法著述的地步。在私生活方面，杜威与女作家安西娅·耶泽尔斯卡（Anzia Yezierska）展开了一段爱情纠葛，感到身心俱疲。 此时，杜威的密友巴恩斯（Albert C. Barnes）建议他完成1918年秋在伯克利的客座教学后，赴日进行一次四到五个月的访问。 杜威十分心动，随即联系了东大的福崎教授，希望获得学术邀请。 在接下来的数月里，杜威夫妇做了一系列准备。他们会见日本朋友，“借来了所有图书馆中关于这一主题的全部书籍……孜孜不倦地研究日本”。

1919年年初，陶行知、胡适等人得知杜威在日本，遂起意请他访华。杜威虽表同意，但迟迟没能得到哥大校长准许休假的回复，故于4月30日抵沪后，仍感到“不再像在日本那样知道将来的安排”。 稍后又因讲演经费没有着落、蔡元培辞职等问题，致其在华行程迟迟未定。杜威完全未曾料到将在中国生活如此之久，并通过他持续而广泛的演说在这个陌生的国度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从杜威的角度看，访华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偶然事件。就像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所言，中国就像是“火星”一般的存在，他“从未期望去那里，也从不知道那里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 ，故与以往的认知相反，杜威对所讲内容几乎毫无准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在东大和北大的讲演为何截然不同：前者的成果是深思熟虑、体系严密、深具洞见的原创性著作《哲学的改造》；而后者基本是对杜威以往思想的简略概述、或者是关于某一新主题的尚显粗糙的思考。初至上海时，杜威就希望听听前来接待的年轻人谈谈中国的教育状况，得些讲演的主意。这些年轻人包括胡适、陶行知和蒋梦麟。 后来，杜威逐渐意识到胡适在中国已享有巨大的声望 ，也越来越重视胡适的建议。

从中国的角度看，杜威访华虽由其弟子倡议发起，却几乎得到了整个新知识界的支持，是官方和民间的一次联合行动。北大、南京高师和江苏省教育会首先发出邀请，教育部和浙江省教育会随即也加入欢迎的行列。之后因经费困难，与北京政府关系更密切、在文化上不那么激进的研究系名下的尚志学会、新学会等机构慷慨资助了杜威在华的活动。 教育部的积极参与尤需注意。早在蔡元培出任第一任教育总长时，杜威的思想就已渗入到教育部的政策制定中。 虽然此时国人所理解的实用主义教育与杜威真正的教育主张差距颇大，但无论如何，在杜威来华之前，归于他的名下的教育主张便已经在教育部的提倡和推行下风靡一时。杜威访华期间，教育部的历任首脑袁希涛、傅岳棻和范源廉都十分支持杜威讲演一事。 杜威1919年在北京的两个重要讲演《美国之民治的发展》和《教育哲学》即被安排在教育部会场，对于扩大杜威讲演的影响来说意义重大。

杜威未抵华前，其讲演的基本框架已由邀请者们初步确定。1919年4月，《新教育》出版“杜威专号”，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杜威学说的文章，分别是《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胡适）、《杜威之论理学》（刘伯明）、《杜威之伦理学》（蒋梦麟）、《杜威的道德教育》（作者不详）和《杜威的教育哲学》（胡适）。杜威对讲演并无太多“主意”，他后来的讲演主题基本是依照这组文章而设计。

杜威的讲演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实验主义 的思想方法及其由来，包括《试验论理学》（Experimental Logic，10讲）、《思维术》和《思想的派别》（8讲）。第二类可视为实验主义在伦理方面的应用，包括《伦理讲演纪略》（15讲）及各种人生观讲演。第三类可视为实验主义在教育方面的应用，包括在北京和南京的两次《教育哲学》（各16讲）讲演和大量关于各种教育问题的讲演。第四类可视为实验主义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应用，包括《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16讲）及各种关于“民治”的讲演。第五类是哲学史方面的一般性介绍，包括《哲学史》（10讲）和《现代的三个哲学家》（3讲）。前三类讲演都呼应着“杜威专号”上的文章；《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讲演是杜威在胡适的建议下，首次系统阐述实验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因而没能先期介绍。 第五类讲演则与杜威本人的思想关系不大。《哲学史》讲演是在南高开设的课程，只是对希腊哲学的一般性介绍；而《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则是为柏格森和罗素访华做准备而临时增加的。各种系列讲演是杜威头一年在北京和南京高师所做的，份量最重，影响也最大。在北京的讲演主要由胡适策划和安排 ，1920年春季在南京高师的系列讲座则由南京高师和江苏省教育厅联合商定。

上述各类讲演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虽名类各异，却都在阐述同一些主题——民主、科学与教育。论理学讲演揭示了实验主义这一科学方法及其相应的平等、自由的宇宙观。伦理学讲演将道德理解为一种类似于科学的理性探究，并从人性的角度阐述了实行民主的合理性。政治哲学讲演论述了如何用实验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纷乱，并认为最好的社会即最能发展“共同生活”——杜威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教育哲学讲演讨论了科学对教育及共和制度的影响，并认为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乃社会改造的最优手段。简单地说，发展共同生活（民主）是人的目的，教育是进行社会改造、实现这一目的之手段，而科学为民主和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技术条件、思想方法以及精神上的勇气与信心。在杜威看来，目的与手段实际是相互转化的：民主是持续不断的广义上的教育，而狭义的学校教育便是要将学校变成一个民主的小社会。可以说，杜威的讲演给中国民众传达的主要信息，是普及、提高教育，发展、应用科学（包括技术与方法），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民主、科学的观念早在清末就已传入中国，新教育的理念在民初也已被广泛宣传，但杜威从实验主义的角度对这些观念做出了新的阐释，最突出的一点便是更强调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为民主的实行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除了政治民主之外，持续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民主。从内容上看，杜威的讲演与两大运动密切相关。通过杜威的讲演，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得到广泛的宣传与讨论；也是通过杜威的讲演，新教育观念的影响得以上达各级政府，下至广大一线教师及青年学生。

虽然讲演的主题大体是由邀请者们选定的，但最初几个月的观察使得杜威对在中国发展民主、科学与教育的重要性和实用性有着相当的认同。五四运动让他看到了中国“真正的觉醒” ，一般国民对一战后如何处理德国殖民地青岛的反应让他看到了真正的共和国精神。 他认为“中国人在社会上是一个非常民主的民族”，中国知识阶层对教育的热情也让他深为感动。 因此，这一时期，杜威期许中国能逐渐“养成民主生活和思想的习惯”，“洞悉之所以造成西方进步的那些原理、观念和理智”，从而真正获得新生。

此外，杜威并未照本宣科地讲演实验主义的学说，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作了相当的调整。比如，在伦理学讲演中，杜威并未过多强调实验主义伦理学的特色，反而将重点放在了讨论理智与感情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这是因为杜威试图纠正学生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感情用事”的弊病，尝试引导学生“有更远大的目的”，“发展社会精神或博爱精神”。

第一年的讲演大获成功，使杜威摆脱了消沉的情绪，激发了他新的智慧和热情 ，也在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除了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晨报》《民国日报》《密勒氏评论报》《北华捷报》等大报的持续报道之外，许多地方刊物、学生刊物也选择性地刊载了杜威的演说。后者往往不是转载大报的报道，而是登载该刊作者所独立记录的杜威演说。这充分显示了国人对杜威演说的浓厚兴趣和高度热情。就在杜威访华期间，他的讲演便陆续被结集成册出版，除了各种常见的讲演集，当时还出版了“各种小讲演录……几乎数也数不清楚了”。 杜威讲演集异常畅销。以晨报社版的《杜威五大讲演》（1920年）为例，这部近500页的厚部头据称每版印刷10000本，到1921年杜威离开北京时发行过10版，到1923年时已发行了14版。 这意味着这部讲演集或已售卖了140000本，以当时传阅书刊的习惯，实际的读者数应远超于此。之后数年中，此书仍不断再版。时人都承认杜威在中国影响巨大 ，后来的研究者也认为杜威成为一种时尚热潮（a fad）。 然而，这一热潮也在急剧变动的国际和国内局势中不断分裂和转向。

对于第一年的成功，杜威本人的反思颇值得玩味：

我无法再重复这一年的成功了……一些人说我已经激起了相当的兴趣，……就好像当你从来没有在火星呆过，从未期望去那里，也从不知道那里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但你被告知说，你讲的东西已经在火星上激起了兴趣。我并不假设我传达了观点；……因为人的自负通常是反响的一个部分——如果有任何反响的话，你情不自禁地会想象自己与据称你应当要完成的东西有关。

这段话出自杜威写给孩子们的信，所传递的情愫是相当私密、真切的。对自己在“火星”上的成功，杜威表现出相当的怀疑。这种怀疑与此信的写作时间1920年4月1日密切相关。

五四后各种风潮不断，学生以罢课为手段组织运动，渐成常态。1920年2月初，北京学生反对就山东问题进行中日直接交涉的举动，又一次引发了全国性的罢课风潮。2月4日，北京学生在市街讲演，与警察产生冲突。杜威评论说：

事情已经非常糟糕，没有讲演能持续两周。没有真正的罢课，但也没有有秩序的课堂。他们每天都开会讨论是否要罢课。负责的人越试图阻止它，发热的头脑就越想要抗议殴打、逮捕学生，抗议应日本政府的要求解散学联。学生中支持政府的间谍也在鼓动罢课……上周的形势如此紧张，这里和天津的警察及军队公然采取行动，逮捕了学生。

4月14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正式宣布罢课。随后，12省30余地的学生响应，展开了全国性的罢课。 愈演愈烈的学潮大概会令杜威怀疑，自己那些关于“民主、科学与新教育”的讲演对中国来说真是切题的吗？

几乎同一时期，即1920年2月到4月，杜威也在考虑北大的邀请——在中国再留一年。学潮所引发的局势动荡让杜威颇为犹豫，第一年讲演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也让他倍感压力：“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所有一般性讲座，说了所有能说的一般性的话，而且它们已经在整个中国出版了——记住是4亿人，我无法在接下来的一年把同样的事情再讲一遍了。” 内心里，杜威渴望回到祖国，渴望回家。 尽管如此，就在写4月1日的那封信之前，杜威还是打电报给哥大再请一年假。 我们将看到，杜威多少是迫不得已才留在中国，因而，他在这封信中所流露出来的沮丧心绪就容易理解了。到4月22日，杜威已确定会继续留在中国。他给出了三个理由：首先，中国的生活十分舒适，而据目前的报道来看，美国的生活则不大有吸引力；其次，他还想进一步了解头一年所发生的事情的进展；最后，他想去中国南方看看。 后两个理由都不够充分，因为杜威此前明确说过：“我个人认为我现在已经了解了我能够从在这里的一段逗留中所能了解的一切。” 让杜威决定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的情形，而在于美国国内的动荡局势。

随着苏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十月革命后站稳脚跟，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在欧洲国家迅猛发展，在美国也有所传播。俄国革命使得美国工人阶级和自由知识分子阶层中出现明显的倾向社会主义的潮流，也使得美国占据主流地位的保守势力中恐苏情绪蔓延。1919年2月6日至11日发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不同行业的工人共同参与的总罢工——西雅图总罢工。这一切导致了美国局势在1919年初开始动荡。种族冲突、劳工反抗、美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成立及左翼力量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安。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却适得其反地引发了更多的纷乱。最终，1920年年初司法部长帕尔默（Mitchell Palmer）主导的、驱逐激进分子的大搜捕，使得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达到顶点。直到1920年底，美国的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在长达两年的动荡局势之中，与杜威关系密切的《新共和》杂志被归进了“革命性”出版物的范畴，杜威本人也被认为是“对年轻人最具危险”的人物。 所以，1920年2月，也即美国局势最为动荡不安时，胡适告诫杜威说，他如果现在回国，会遭到驱逐。杜威记录了他与《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记者弗雷泽·亨特（Frazer Hunt）的对话：“我问他是否美国的每个人都疯了，他说，他估计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疯了。” 于是，杜威选择留在中国。

自4月1日起，杜威离京南下讲演。虽然全国学潮汹涌，但杜威在南京的讲演仍如期举行，并受到了热烈欢迎。杜威4月11日的家信中描绘了一次讲演的盛况：“星期天下午，我向南京所有的学生讲演……事实上有1500人，讲我有名的关于新人生观的演说。”

杜威完全没料到中国的形势也会急转直下。1920年6月，杭州的青年学生开始抱怨杜威演说的智识性不够。这与杜威头一年在杭州讲演时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形成了鲜明对比。所谓智识性不够，实际是青年学生已不再满足于杜威教育改革的主张了。这时，杭州学生在杭州学联的领导下，正在进行驱逐省长和教育厅厅长的斗争。学生认为两人是摧残教育、压制新文化运动的罪魁。在倾向于斗争的学生看来，杜威的主张过于温和了。而在杭州当权者眼中，杜威却被视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面对整座城市的抵制，杜威在告别讲演中说，中国需要的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是切实教导人民如何改进农业、棉花、丝绸，尤其是改进他们自己的生活。

对杜威讲演不满的并非只有杭州的青年学生。前人未曾充分注意到，1920年4—6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转折点。俄国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布尔什维主义在欧洲和美国蔓延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或可将这股由俄国革命引发、几乎同时在欧洲、美国和中国蔓延的思潮称之为红色浪潮。1920年2月时，杜威就观察到：“无疑，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成长得非常迅速——并非指作为专门术语的苏维埃主义，而是这样一种信仰：革命是解决日本威胁和政府自身难题的有效办法，而利用俄国革命的帮助就能带来这种革命。”  4月，苏俄宣布放弃沙俄在华特权的加拉罕宣言传到了中国，“感动了无数的中国青年学生，而所谓‘过激主义’，也开始在知识界流行了”。 杜威4月1日那封转折性的家信也注意到了这件事。到1920年9月时，杜威宣布：

学生的兴趣已经自然地从对教育扩大到了一般的社会问题，而去年他们对教育有着浓厚的兴趣。……年轻一代的整体性情是革命的，他们对旧体制如此厌恶以至于他们假定任何改变都会更好——变革越极端，越全面，就越好。在我看来，他们似乎对任何结构性变革途中的困难毫无所知。

在他看来，许多青年学生的兴趣点已经从自己转向罗素，从去年的教育转向如今的社会革命，“罗素的著作比其他任何人的都更流行……据说英文版的《到自由之路》已经在日本卖出了15000册，而他在中国是激进思想的伟大英雄。”  1920年10月，罗素刚到中国，便收到一位自称为学生代表的信。该信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对杜威的不满：

杜威博士在这里虽然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大多数学生并不满意他的保守学说。因为我们大多希望得到关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的知识；一句话，我们亟欲求得关于社会革命哲学的知识。……我们希望您来纠正杜威博士这位美国哲学家的学说。

随着红色浪潮的逐渐兴起、青年学生兴趣点的转变以及“过激主义”的流行，杜威的讲演在某些新文化兴盛之地开始遭受来自青年和官方的双重质疑。但另一方面，在镇江、松江、南通、嘉兴这样的小城市以及更为边远的一些省份，杜威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