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一个军已经来到了深圳河边罗湖桥头。
面对解放军的攻势，香港人心惶惶，就连港督葛量洪也做好了撤离的准备。他在给英国政府的密告中说“紫石英”号事件使人认为英国软弱无力，坚信毛泽东只要想夺香港，英军无还手之力，而全港200万人，包括公务员和警察在内，全心全意支持港府的不过1万人。当时英军在港兵力不多，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候增兵，也只有不到4个旅的兵力。面对如狼似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想要抵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一个弹丸之地，再加上没有战斗经验的几千名英军士兵，攻取香港对解放军来说确实如囊中取物，轻而易举。一个军的兵力，一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
第44军政委吴福善手持望远镜，朝香港凝望了一个时辰，正准备下命令部队过桥解放香港，突然接到毛泽东主席紧急电令，“不准进军香港”。
面对大好形势，毛主席为什么下令不准进攻香港呢？这正是毛泽东为高瞻远瞩的地方。
英国港督葛量洪知道，解放军只要断水跟断食品，香港几个星期就完蛋了。
事实上，毛主席不但没有进军，也没有断水断食品，甚至周总理亲自指示要保障香港的饮用水供应。
毛主席为什么不急于解放香港呢？
伟人的胸怀和度量远见卓识及方方面面的策略，凡人往往当时是无法估量和难以理解的。
但是，事后来看，毛主席留下香港绝对有着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的决策往往都是时间越长，越证明他的英明伟大正确性！
保留当时的香港确实对中国很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早在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和情况，分别处理。
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
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忙于去解决。
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
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
”党中央的这个指示实际上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指导方针，即香港问题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之一，必须取消，但又属于“解决时机尚未成熟者”，因此，“不可急于去解决”。
由于处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新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不宜公开宣布，只能以暗示的方式向港英政府传达“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
香港两家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的报纸承担了这一特殊任务。
1949年2月9日，香港《文汇报》在《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指出：“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动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
中国人民对国内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而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的纠纷。即使有应予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
2月17日，香港《大公报》又以《乐观香港前途》为题发表社论说：“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像那么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第二，中国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中国大陆建立良好的联系，尽量发挥其物资集散交通衔接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这两篇社论以一种非正式的途径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持香港现状、保持其稳定的意图。
中共中央还通过秘密途径向港英政府提出3项条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只要港英政府能很好地遵守这3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
这3项条件合情合理，英国政府欣然接受，并与中国政府约定，此约内容秘而不宣。
1950年1月，在中英举行建交谈判的过程中，毛泽东基于“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指示周恩来：“请周(按：指周恩来)复：胡阶森（按：英国临时代办）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兵营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指示驻港工作人员，我们暂时不收回香港，不是放弃香港，也不是撤出香港，要长期生根，坚守阵地，支持国内工作；要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的社会制度不同，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
1972年10月，周恩来会见英国客人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的。”
这就是说，在时机未成熟时，中国仍要对收回香港进行必要的耐心的等待。
“暂时不动香港”，是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毛主席向英国表示的“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
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了解新中国内外政策时，毛泽东向他耐心说明中共的立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
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若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一些。
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决定。”
毛主席实际上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港澳问题的政策。
毛主席“暂时不动香港”的特殊外交政策，在1949年1月至7月间初步形成了。
这是一项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是一项兼顾中华民族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现实主义大手笔。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曾在各种场合，多次阐述了这一特殊方针的重大意义。
暂不收回香港，有利于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争取对外开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
美国政府还发起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活动，向英、法、荷、比、巴、澳等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他们同美国保持一致。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闯入台湾海峡，尔后又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与沟通的“桥梁”。香港是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因此必须审时度势，避免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凭单纯的革命热情而犯冒险主义错误。有鉴于此，毛泽东断然决定，待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有利之时，“一揽子”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暂不收回香港利用英美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孤立了美国。
1951年春，周恩来曾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说，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可以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建设”，要求他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周恩来还明确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暂时不动香港”这一政策对于突破西方阵营的封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项政策执行的结果，迫使英国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特殊利益，不得不采取有别于美国的“公开敌视”的政策，而取现实主义的立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表示，中国政府如能善待英国侨民，英国就可以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不顾美国的阻挠，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宣布不再承认国民党集团。
英国由此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发生“事实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并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国。
1962年，香港总督柏立基在对法新社记者谈香港问题时表示：“香港与中国不存在什么问题，很公平，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
暂不收回香港，还能够使中国政府避免过分依赖苏联。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苏联有可能将中国变成它的卫星国的企图有所戒备，尽量避免对苏联的过分依赖。
保留香港，就使中国有了回旋余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而赫鲁晓夫却撕毁合同，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我国通过香港从西方进口了大量粮食和物资，香港作为“国际通道”，为中国人民渡过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国内发展的角度来看，暂不收回香港，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香港特殊的经济地位。周恩来认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等对华实行全面禁运和封锁，香港对内地出口额剧增到2.8亿美元。
部分工业设备、紧缺物资和战略物资从香港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
由于战争十分需要橡胶，内地每月从香港进口的橡胶达2500吨，基本满足了当时的需要。
此外，还从英国进口了钢铁、电器、机械、药品、有色金属及其他国家的粮食棉花等。这对解放初期稳定华东地区物价、保障供给起到了一定作用。
以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没有下令收回香港的决定是正确的！
首先，毛泽东利用香港，打破了英美的同盟，突破了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英国在1950年就宣布承认新中国。
第二，不收回香港，也使中国不必过于依赖苏联。
第三，香港成为中国对外联络的一个窗口，中国从香港进口了大量的物资。
第四，保障了香港的稳定，以及促进了香港此后的发展繁荣和富强。
现在很多香港小青年有一个误区，认为香港的繁荣要感谢英国人，是英国的殖民统治让香港繁荣起来。这实在是一个误会。香港的繁荣不是托英国的人福而是托了毛主席的福。没有毛主席的支持香港怎么可能会发展好？三天两头找你麻烦也能会把你弄乱套。
在1949年时，香港不过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六十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