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2023-2032）”获准立项。项目启动以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紧扣课题设计和学术目标，围绕上山文化的重点遗址展开持续发掘和深入研究，为探索长江下游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出现提供了关键材料和科学依据。
仙居下汤遗址，完整展示了距今9000年左右位于灵江流域的一处早期农业村落，其聚落形态和功能单元保存完好，是研究上山文化遗址环境、行为模式、社会结构、仪式信仰的典型案例。永康湖西遗址，首次发现了距今9000年左右位于永康江流域的一处内外双重环壕、两级台地的中心聚落，是研究上山文化地方类型和区域性社会的全新材料。衢江皇朝墩遗址则在早期水稻生产及稻田管理系统上取得了突破。浦江上山遗址，经过全面勘探和发掘，增补了对遗址北区聚落格局的认识，强调了环境变迁背景下的人地关系研究。
上述诸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从不同角度互为补充、互为支撑、互为印证，立体展示了上山文化的各个方面，推动了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研究。下面分别进行简述。
项目概况
下汤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下汤村。遗址坐落在灵江上游一处盆地中央的自然台地上，高出周边农田1-2米，东西临水，南距灵江约2公里。
遗址发现于1984年，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勘探，历经2018、2022、2023、2024四个年度的考古发掘，目前累计发掘面积2250平方米。
下汤遗址上山文化时期聚落结构示意图
主要收获
历年的工作表明，下汤遗址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平面呈不规则圆形，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2.5米，包含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个阶段，以上山文化遗存为主，遗址绝对年代约距今9300-4000年。
发掘重点揭露了上山文化中、晚期聚落的布局与演变。遗址中西部为相对独立的自然黄土台地（以下简称中心台地），中心台地的外围分布有十多座人工堆筑的土台（以下简称外围人工土台），整个村落则被壕沟环绕。总体上呈现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环壕的三重聚落结构。
壕沟
中心台地上发现上山文化中期房址4座，食物加工场遗迹1处，沟渠、沟槽、道路各1条。上山文化晚期，中心台地上经过垫土平整，出现了红烧土“广场”遗迹和集中分布的器物坑。器物坑是上山文化中普遍存在、尤其重要的遗迹现象，根据器物坑的诸多特征综合判断，我们倾向于认为器物坑是与人类丧葬行为有关的遗存。
目前发现外围人工土台12座，主要分布在中心台地的北部和东部。土台上已揭露和清理房址2处、灰坑23座、器物坑28座、高等级墓葬3座。土台的营建和使用贯穿上山文化的始终，上山文化晚期，聚落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各土台加高拓展，部分台墩合体，并于土台上出现了高等级墓葬。墓坑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东西向或南北向，随葬陶器均在20件以上，表明距今9000年左右社会已开始出现分化。
器物坑举例
高等级墓葬
外围壕沟宽约10米，深约2米，南部未闭合，可能此处存在通道。壕沟内出土大量陶片、石制品、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值得注意的，壕沟底部分布较多的坑，多为近圆形，凿破砾石层，初步判断可能为食物储藏或加工的设施。
出土器物
价值与意义
下汤遗址历经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纵贯新石器时代的始终，树立了区域文化发展的历史标杆，是我国万年文化史连续发展的重要实证。
下汤遗址揭示了上山文化时期较多人工土台围绕中心台地有序分布的聚落形态及其动态发展过程，土台上有房址、器物坑、灰坑、高等级墓葬等遗迹，各土台可能对应于基本的社会单元，这是早期农业社会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突破。高等级墓葬的发现则刷新了我们对早期社会进程的认知。
下汤遗址较为完备的聚落要素、清晰的聚落格局、丰富的多学科研究成果，为复原和重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及研究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样本。
（执笔：仲召兵）
湖西遗址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江南街道湖西村东南部，海拔85-92米，遗址现被道路割裂为南、北两个区块。北区以地塔山为中心，南区为地塔山南坡及延伸的低缓平地，永康江在遗址东北部约3公里处自西向东流过。2013年和202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对该遗址进行两次全面系统的勘探，推测遗址原面积约11万平方米，目前保存面积约5万平方米，遗址原貌为一处靠近河流的缓丘台地。
湖西遗址平面分布示意图（深蓝色为壕沟、浅蓝色为文化堆积、紫红色为古河道）
2010、201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永康市博物馆先后进行两次试掘，确认为一处上山文化中晚期到跨湖桥文化时期的遗址，并发现了上山文化时期的彩陶和具有明显驯化特征的栽培稻遗存。
202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永康江流域的上山文化遗址群”展开系统勘探，勘探发现在湖西遗址西北部和南部存在大范围连续分布的壕沟（外环壕），其中北区距离外环壕约50米处还发现紧邻台地的内环壕，确认内外双重环壕迹象。遗址的主体文化堆积在南、北区皆成片分布，显示出以地势较高的台地为中心、四周挖设环壕的聚落特征和结构。在遗址的最南侧，勘探还发现一条与遗址存在紧密联系的古河道。
2023、2024年开展了两个年度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累积1000平方米，进一步明确了遗址的年代性质、聚落格局和生业经济等问题。
目前湖西遗址发现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的遗迹有壕沟2条、灰沟1条、器物坑3个、器物堆1处、灰坑187座，出土小件300余件。陶器包括圈足碗、双耳罐、折肩壶、大口盆、平底盘等，石器包括石磨盘、石磨棒、石锛、石斧、石球等，另有少量骨器。下面对湖西遗址的重要遗迹和结构单元进行介绍。
湖西遗址出土陶器
外壕沟
外环壕HG1，分别在南、北两区进行解剖发掘。南区HG1东南—西北走向，开口宽11-12米，厚0.6-1.15米，分为6层，其中①-③层为跨湖桥文化堆积，④-⑥层为上山文化堆积，出土大量陶片，较多石器、红烧土块和“泥墙”残块。HG1⑥层碳十四测年结果为距今8020±30年，树轮校正后距今9011-8770年，同时根据HG1内出土陶器推断，HG1的营建年代不晚于上山文化晚期，废弃年代不晚于跨湖桥文化时期。
此外，南区HG1底部发现⑥层下开口100多个灰坑直接打破基岩层。这些灰坑形状规整，打破关系复杂，遍布壕沟底部，多数灰坑仅出土少量夹炭陶片，少部分灰坑中发现少量动物骨骼和陶、石器。这些灰坑年代不晚于HG1的使用年代，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为食物储藏坑。南区HG1以南地势低洼，亦发现有大量灰坑集中分布于此，最早一批灰坑年代与HG1同时。总体上看，这些存在于HG1底部和外部的灰坑打破关系复杂，显然是长期活动形成，且与HG1在年代和功能上紧密联系，为研究上山文化环壕的功能与性质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北区HG1北端被上山文化G4打破，开口宽13-15米，厚0.7米，目前清理沟内堆积12层，上部废弃堆积为较纯净的黏土，可能为间歇层。下部堆积出土较多夹炭黑胎红衣陶和石器，年代为上山文化晚期。在HG1底部发现较多灰坑，在HG1层面上发现1处上山文化晚期的“器物堆”，出土5件平底盘和1件圜底罐。
内壕沟
内壕沟HG2，仅发现于遗址北区，开口宽9-11米，最厚处约1.4米，呈东北—西南走向，尚未发掘到底。目前HG2堆积分七层，在HG2⑦层下发现一层质地均匀、平面较平整、包含较多陶片的红褐色堆积，其上部有较多关系复杂的灰坑打破此堆积，初步判断此层堆积可能为当时人在壕沟底部营建的某种活动面。
台地
内环壕紧临中心台地而建，外环壕则位于坡脚，由于坡地存在约5米的高差，实际上以内、外壕为界形成了内外两级台地的格局，内、外台地上均发现有较丰富的上山文化堆积，外台地上山文化堆积厚约0.8米，内台地上山文化堆积厚1-1.5米。出土陶器以圈足碗、大口盆、双耳罐等上山文化典型器为主，另有较多石斧、石锛等磨制石器；内台地还发现器物坑和其他具有特殊性质的灰坑。目前内、外台地的发掘工作仍在进行，关于其整体面貌和内部结构尚不明确。
初步认识
湖西遗址内外双重环壕、两级台地的聚落结构，为深入了解上山文化中晚期及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聚落形态提供了新材料。湖西遗址环壕底部与外部发现的灰坑、环壕废弃阶段发现的活动面和灰坑为研究上山文化乃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环壕的功能与性质、环壕废弃后的使用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和视角。通过发掘对湖西遗址上山文化时期的生业环境、聚落结构等有了初步认识。
（执笔：陈妍婷 孙瀚龙）
工作缘起
皇朝墩遗址地处衢州市衢江区莲花镇犁金园村，金衢盆地西侧，衢江北岸，是一处自上山文化中期延续至跨湖桥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遗址。
202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衢州市基本建设在该区域内进行考古前置调查工作时发现该遗址。2023-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约1100平方米。
皇朝墩遗址聚落结构示意图
主要收获
保存完好的环壕聚落结构
勘探发现遗址保存有较为完整的环壕聚落结构，遗址主体分为南北两处台地，其中1号台地位于遗址北部，平面呈近圆形，面积约8900平方米；2号台地位于遗址的南部，平面呈不规则形，面积约25000平方米；两处台地外围有环壕围绕，并将两处台地分隔，整体平面呈“葫芦”形结构，环壕周长约902米，宽7-27米。
上山文化中晚期至跨湖桥文化时期水稻田
考古勘探发现遗址环壕东侧存在一片底部较平整的低洼区域，以⑥a、⑥b为代表，土壤中水稻植硅体含量5000粒/g至7000粒/g。其上被汉晋时期地层叠压，其下为生土，植硅体含量较低甚至几乎没有，排除了⑥a及⑥b层内的植硅体是上层混入的可能。
⑥a层与壕沟之间被一处宽约4米的南北向垄坡分隔，垄坡较为规整，推测垄坡的性质可能为遗址周边早期的道路或田埂。⑥a层两侧边界均较为规整，且疑似有人类活动痕迹，说明了稻田的合理性。
水稻田遗迹
鉴于稻田区域内未发现碳样，我们在遗址壕沟、稻田、垄坡等多个地点共取光释光序列测年样本23个，并与壕沟内相同地层碳十四测年结果进行对比验证，测年结果显示，⑥a层与⑥b层内样本的绝对年代均在距今10000年到7000年之间，与遗址的存续年代相同。
结合上述迹象，我们判断⑥a与⑥b层应均为上山到跨湖桥文化时期的稻田遗迹，在环壕东侧低洼区域的东西两端分别为独立田块，残长为25米与14米，堆积整体较为平整，局部略有起伏，部分区域可能存在有田埂或道路，稻田中存在铺垫木棍的迹象。
初步认识
首先，皇朝墩遗址是一处聚落格局保存较好的上山文化中晚期至跨湖桥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遗址，其绝对年代约为距今9300-8000年，遗址主体为两处台地及外围环壕，且较完整地保留了稻田、外围古河道、古水塘等一系列聚落格局，构成了完整的聚落景观。遗址中所发现的上山文化至跨湖桥文化时期水稻田遗迹，证实了上山至跨湖桥文化时期已存在大规模的水稻种植行为，刷新了学术界对史前稻田和稻作农业发展的认知，推动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形成研究，有力证明了上山文化在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遗址台地及环壕中的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层位联系极为紧密，器物演化有较强的一致性，为我们深入探讨上山与跨湖桥文化之间的演化问题、上山文化的去向及跨湖桥文化的来源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执笔：周东亚 张森）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渠北和三友村之间。遗址附近地势平坦，为钱塘江一级支流——浦阳江上游河谷盆地，海拔约50米。遗址分布在两个比邻的小土丘上，相对高度约3-5米，遗址面积约20000平方米，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分为下层、中层、上层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时期。
2001、2004-2005、2006、2007-2008、201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进行了规模不等的五次发掘，2022年又对遗址进行了系统勘探。结果表明，在上山遗址北区新发现了分布较规则的柱洞和沟槽布列的房址。2023-2024年在上山遗址北区进行了连续发掘，现将初步成果介绍于此。
上山遗址近三年发掘区位置示意图
2023年发掘成果
2023年对北区北部有灰沟遗迹部位及南部遗迹较密集处进行发掘，共布设探方18个，总计500平方米，其中北发掘区4个探方及扩方部分150平方米，南发掘区14个探方350平方米。
共出土58件器物，其中①层出土器物7件,②层出土器物17件，③层出土器物28件，④层出土器物6件。遗址在各个历史时期均经人为破坏或自然力侵蚀，故在各个地层均可见早期石器制品，以石锛、石球、砺石为多。南部发掘区出土器物基本相似，表明上山遗址北区在上山文化时期也存在较为频繁密集的人类活动。
北发掘区主要发现为东北—西南走向的灰沟G21和G22，还有18处灰坑，其中5处灰坑直接打破G21与G22，其余灰坑与G21和G22位置临近，或存在一定组合及关联，推测这两条灰沟可能为上山文化时期的房址沟槽，圆角方形的灰坑与两条沟槽呈一种组合使用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房屋构造中的一部分。
南发掘区共发现上山文化灰坑63个，以小柱洞的遗迹组合最为典型，从南发掘区中部五个探方显示的小柱洞集群现象可大致分为两大组：北组略呈西北—东南走向，南组为东北—西南走向，两组柱洞局部被关键柱与隔梁叠压，另外在南柱洞组内部或仍可于中部位置划分两个小组。
2023年的发掘表明上山遗址北区上山文化时期的遗迹基本都集中在北发掘区台地的中轴线区域，南发掘区柱洞组合的走向与北发掘区的沟槽房址组合方向较为一致，二者可能时代较为相近。
2024年发掘成果
2024年发掘区将2023年发掘区与2008年发掘区进行链接，以总体把握上山遗址北区的遗存特征，特别是环壕（G20）向南延伸的情况。选择在遗址北部灰沟遗迹及南部遗迹较密集位置进行发掘，共布设探方8个、探沟3条，发掘面积共计500平方米。其中南发掘区布设8个探方，北发掘区西北侧布探沟TG5，北侧布探沟TG4、TG6。南部探方共发现上山文化灰坑19个、柱洞9个。
最主要的发现是在发掘区东部存在疑似壕沟的迹象，将发掘区内地层完全揭露后发现有排列较为规整的柱洞遗迹。遗址北区北端三条探沟位置基于环境考古需要而设置，用以探索遗址范围与台地范围缩减间的互动关系。TG4的发掘结果表明探沟中部位置有疑似人为开凿的深沟，该深沟于TG6处渐宽，同样呈河流相沉积，表明该深沟通联遗址的东西部古河道，对探索河道变迁和遗址北端地貌环境变化具有重要意义；TG5发掘未见明显人类活动遗迹遗物，仅为晚期河道沉积，或有早期文化堆积已被晚期河流侵蚀。
通过发掘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上山遗址北区虽然经受长时间侵蚀破坏，仍保留有较多早期遗迹，其分布呈现一定组合趋势，探方东侧连续的坡状堆积表明遗址东侧仍疑似存在一条南北向的沟槽遗迹，其或与壕沟G20相连，此次发掘进一步完善了遗址东部这一迹象与2008年发现的G20之间的联系。
另外，遗址北侧及西北侧的探沟发掘成果表明至迟到跨湖桥文化时期就存在古人类活动，彼时古人类的活动范围较我们现在所见台地范围更为狭长，而遗址东侧的人类活动堆积分布，可能是由于现今遗址东侧的古水域侵蚀作用而破坏殆尽。对上山遗址具体范围的掌握和认知有利于我们分析上山遗址的形成和演变，进而了解古人类与该遗址环境变化之间的互动模式。
（执笔：姜富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