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诈勒索”的历史｜霍克海默“论阶级关系的社会学”和“专制国家”

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

原文｜ THE LAST MARXIST ／ 编译｜ PLUS ／ 责编｜ 星丛+

院外这些年的推送已经逐渐形成了五个相对较为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另一方面，院外更希望将其中一些分属于不同板块的推送文章汇集成某种更为共通的复杂语境，相互映射交织以突破各自的局限继续前行，打通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

如果从“BAU学社”已有的推送内容来看，包豪斯作为现代主义的建筑、艺术、教育和社会运动，反映出风雨飘摇的魏玛共和时期总体命运中“建造者”的一面，那么围绕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周围的一群哲学家无疑就代表了同一时期“批判者”的那一面。 或许他们的政治倾向不同于包豪斯，而实践活动上也与包豪斯并无交集，然而他们的哲思学理及改革社会的宏观蓝图，也是另一类现代主义的建造与设计，堪称包豪斯的同行者。

本次我们选取并编译的短文，介绍的是此前院外在译介法兰克福学派时还较少提及的实际开创者，霍克海默对“阶级关系的社会学”的论述。他 关注的重点明显不同于阿多诺所侧重的个体主体与自律艺术，美学与社会等等议题。但是 霍克海默的《论阶级关系的社会学》（1943，未出版的手稿）与阿多诺同时发表的《关于阶级理论的思考》（1942）以及此前霍克海默的《专制国家》（1940/42）可以被看作是一段持续的工作，标志着他们是如何从现实诊断的意义上“改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断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某种程度上来看，上述的这些文章也都受到了瓦尔特·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的启示。不同的是本雅明描述的是历史的根本危机，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在1940年代，认定历史已经成为了“敲诈勒索”的历史。这意味着， 在马克思所谓的资本时代中， 统治阶级在生产中的职能与他们从中获得的利益越来越不相称，从而导致利润制度日益的绝对化。

因此，如果将马克思主义“ 阶级关系的社会学”看作是肯定的现象，那么 只有构成社会主义斗争的精神和内容终极目标，才能让各种实际的斗争成为阶级斗争。不过，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 原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 “走向自由的意志”，从根本上退化成了纯粹的“社会学”的问题，因此， 那只是一种“否定”的现象。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并不是以一个群体取代另一个群体。 霍克海默最关心的是，真正的 危险来自“社会主义记忆”的 消失。

如果就此从单线程的或者说已达到的 最高层级的发展程度来判断，那么称 当下 为“数字资本主义”阶段似乎也是顺利成章的。但是不少人还在关注技术的潜能之时， 智能技术、大数据和算法的快速发展，数字垄断也愈演愈烈。 公共平台或者互联的基础设施被大型科技公司私有化、殖民化，也让冠之以“ 数字的”“技术的”“信息的”各种前缀指向了“封建主义” 等级制和剥削机制在数字时代的新形式 。

从这点来看，当年的霍克海默早已给出了超越于此的构成性的历史诊断。在他看来， 资本主义与历史上的其他时代明显地区分开来的， 并不是剥削，而是社会主义的潜能。反之， 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那么前资本主义的过往必将以“敲诈勒索”的形式重新出现。 如果 更进一步地从 应用于现实整体的辩证法来看，那么 担当起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应当将政党看作是一种手段，使资本主义成为政治问题的手段。这一“政党”的社会主义斗争，要在反剥削的斗争达到极限的地方再往前行。 只有在政治上直面资本主义否定的总体性，阶级斗争才有可能。

1930年霍克海默来接替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代理所长弗里德里希·波洛克，成为该所的新任所长。某种程度上，考虑到此后生命历程的变迁与实际组织上取得的成就，我们也可以将包豪斯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放在一起做横向的比较，以此作为考察魏玛共和时期国际知识分子的理念和际遇的切入点。院外陆续还将推送霍克海默关于社会哲学的现状以及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等相关文章。

现如今，那些敲诈勒索的行径早已取代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政党……不指向超越，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斗争。

“敲诈勒索”的历史 ｜霍克海默“论阶级关系的社会学”和“专制国家” ｜2016

本文 4500 字以内

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阶级斗争。

1940年代，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定 历史已经成为了“敲诈勒索”的历史。 这一概念并不是对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改写，而是他们基于现实的诊断。

霍克海默在 1943年 未出版的手稿《论阶级关系的社会学》中，对 “敲诈勒索”做了更为 具体的解释：

所谓敲诈勒索，指的是 为了分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 那些大大小小的团伙之间的相互争斗。这类集团不仅上到资本主义的主体，而且还下到人口中最为悲惨的阶层中那些游走于法律范围内外的压力集团，他们向政府和公众施加影响。

敲诈勒索 能够被当作一个理论概念，那是因为 在马克思所谓的资本时代中， 统治阶级在生产中的职能与他们从中获得的利益越来越不相称，从而导致利润制度日益的绝对化。

所以，霍克海默在总结他的手稿时，引用了马克思论黑格尔方法论的观点“解剖人体是解剖猿猴的钥匙”：“过去发生过的事，可以用现下派系权力政治的形式加以解释”。

不过，这种变化并非进化，而是退化。在霍克海默看来，这种倒行源始于1917-19年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政治的失败。

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阶级斗争。差不多在此前的半个多世纪，罗莎·卢森堡在1898年10月3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就曾经直截了当地表达过这一点： “只有终极目标，构成了我们社会主义斗争的精神和内容的终极目标，才能让斗争变成阶级斗争。”

让我们想一下：到底是什么真正地构成了我们整个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

我们可以将现实中发生的斗争分成三类：工会的斗争、社会改革的斗争，还有使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的斗争。但是 我们真地能把这三种斗争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吗？根本不可能。

就拿工联运动来说吧！看一下英国：那里的工联运动不仅算不上社会主义的，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是社会主义的障碍。

社会改革呢？只有学院派的社会主义者、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类似的人看重它。

民主化呢？那是专门针对资产阶级的。不过在我们之前，资产阶级早就挥舞着民主大旗了......。

那么在我们的日复一日的斗争中，究竟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呢？只能是 这三种实际的斗争与我们终极目标之间的关系。

那什么是我们所说的终极目标？绝不是沃尔夫冈·海涅说的未来国家或这样或那样的形象，而是指任何一种未来社会的先决条件，也就是征服政治权力。只有终极目标，构成了我们社会主义斗争的精神和内容终极目标，才能让斗争成为阶级斗争。

我们这项任务的概念是支撑起我们观点的坚实基础，与我们认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密切相关： 资本主义社会早已陷入到它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最终不得不爆发、不得不崩溃。 到时候，我们将扮演清算破产公司的银行家律师的角色。

这一性质转变的意义在于个体与资本主义集体的关系是如何影响到意识，从而也影响到理论的作用：对资本主义总体的批判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 撤除工人阶级的政党发展这种意识之后。

简言之，就是霍克海默后来在1956年他与阿多诺的 对话 中所指出的， 真正的 危险在于“社会主义记忆”的 消失， 而这才是霍克海默最为关心的问题。

他 之所以 指出社会主义的政党不应太过关注与剥削所作的斗争，那是因为 能够将资本主义与历史上的其他时代明显地区分开来的， 并不是剥削，而是社会主义的潜在可能。 这也就是为什么霍克海默认为 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那么前资本主义的过往就会以“敲诈勒索”的形式重新出现。

他在《专制国家》的结论中写道的那样：

随着旧有的自由企业制度的恢复，绝对的恐怖将在新的管理下从头来过……

而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概念还不足以表达过去几十年来革命者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自由意志受到了损害。无法想象一旦失去了这种意志，人们还能理解，还能团结，还能保持领导者和团体之间的正确关系。

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敲诈勒索”的社会。

如果真地存在一种“阶级关系的社会学”的话，那么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那也只是一种“否定”的而非肯定的现象。 原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 “走向自由的意志”，从根本上退化成了纯粹的“社会学”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 如何把握这一倒行的意义。

所以 某种意义上 ，霍克海默正是用文章标题中的“论……”这个字，传达出了这种否定： 马克思意义上的 “阶级（关系）”已不再适用于社会学，但“敲诈勒索”这个概念可以。

社会学是关于各个群体的；但无产阶级并不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而是社会的一种否定条件。 对马克思来说， 资本主义中的无产阶级是一种否定现象，以此表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而能够符合这一需要的政治任务才是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在这一点上， 霍克海默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关注的 并不是“平等”或“正义”，而是“解放”，也就是说“自由”。 资本主义不只是工人不自由的条件，而且也是资本家不自由的条件。霍克海默在他的“小人物与自由哲学”中也写道：

尽管并不是资本家们创造了世界，不过人们用不着怀疑，他们还是会把世界变得和现在的世界一模一样。

但这对于一个小人物而言，他在要求工作时被拒绝，却成了 让他没法工作的 客观条件......不只是他自己缺少自由，其他人也和他一样，所以，这是他自己倒霉运气不好。 小人物应有的利益在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概念中进一步得到了澄清。

接着霍克海默就转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1845），他们在其中写道：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代表着同样的人类的自我异化。 不同的是，那些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在，感到自己获得了肯定；它认识到异化是自己的工具，通过异化拥有了作为人的存在的表象。

而后者呢？那些无产阶级觉得自己被异化摧毁，并在异化中看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和非人存在的现实。

正如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中所写的那样，资本家这一“阶级”， 只有在回应工人们的要求时才构成了 阶级，不过他们会认为工人的要求在资本主义下无法实现，或多或少还是对社会的犯罪行为。

反过来说，只有遇到了联合起来的资本家这个阶级的政治挑战时，工人阶级才构成为一个“自在”的阶级，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客观的。

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发展的历史转折点是 1848年英国的人民宪章运动（1848），它开启了工人阶级本身的 “阶级斗争” 。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任务，不仅要超越资本主义中工人们（竞争）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要超越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民主，换言之，要迎头直击自由主义的界限。

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走上“废除自己”的道路，克服资本主义中的“社会”的否定状况：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并不是以一个群体取代另一个群体。

但是英国的宪章运动像欧洲大陆1848-49年的革命一样失败了。对马克思来说，正是因为1848年民主革命和“社会共和”的失败，才需要 “不断革命” 。这也是阿多诺（1966）为什么会指出否定性地对“社会”本身的批判概念源于“1848年前后”。

那么，马克思认为1848年到底缺少了什么呢？这也是解开一百年后霍克海默认为所缺少（社会主义记忆）的钥匙：那就是一个担当起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 政党；它是 一种手段，使资本主义成为政治问题的手段。
这一政党的作用，与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 工人意识 都不同，实质上它就是要维护工人的个体性——还有知识分子的个体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会在资本主义公司、工会和民族国家的企业集体中被清算。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原本就是市场关系的总体性和工人具体条件混乱无序的辩证表达，但是 现如今，那些 敲诈勒索的行径早已取代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政党。

不指向超越，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斗 争。

对霍克海默来说，工人们与政党的关系是个体的，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他们自己 在以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革命政治斗争中， 成为阶级的一部分。

并不是列宁的政党， 而是此后斯大林主义对“列宁主义”的拙劣模仿， 造成了对个体的清算，那是资本主义 社会退化的历史带来的 更为广泛和更为深层的效应， 马克思在 十九世纪称之为 “波拿巴主义”， 到了二十世纪，则表现为专制国家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原子化”的“社会学”问题。

清算政治的党派为顺从主义铺平了道路：社会中的个体，不管是个人还是法人团体， 反过来都要变成个体主义 。撒切尔夫人的话更直截了当，“根本不存在‘社会’这回事儿”。这话已经不再是发愿，而是既成事实了。

与之相反的是， 政党是 否定的政治能力， 适用于自由资本主义自相矛盾的社会危机。 但在霍克海默看来，现今 肯定的规则却 被 资本主义原本避之不及的直接专制的方式取代 。所谓避开了政党也就避开了资本主义，但这更适用于敲诈勒索的权力。

社会被匿名的社会权力所主宰，这个问题由反剥削的斗争揭示出来，表明资本家权力的局限性，因此也表明有必要改造的正是“社会”本身。

在1848年的政治危机中，“社会”成为问题早已初露端倪：那就是 民主共和的局限。 后来被具有迷惑性的公开的权力关系所替代，这样一来，似乎不再有局限了。

而霍克海默遵循的是列宁的看法，列宁在《怎么办》（1902）中将“社会主义”与“工联意识”区分开来：

我们曾经说过，工人中不可能早就有所谓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识，必须从外部带给他们。所有国家的历史都表明，工人阶级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只能发展出工联意识，也就是说，这一意识相信必须在工会中联合起来，与雇主斗争，并力争迫使政府通过必要的劳动立法等等。

而社会主义理论则是由有产阶级的受教育者，由知识分子所阐述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发展起来的。

后来，霍克海默在1943年1月20日与亨利克·格罗斯曼辩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信中写道：

没有哪位 唯物主义思想家能像 列宁那样更认真地对待黑格尔提出的问题，把脚注大多放在了《逻辑学》而不是《历史哲学》那里，这绝非偶然。是他想让黑格尔的“逻辑学”成为必修项， 哪怕无法像专家们那样读得细致精准，也要以最为坚定的一心一意的信念， 以马基雅维利式的形式去探寻实证性的结果。

也正是在列宁的这一意义上，卢卡奇才应当受到攻击，因为他倾向于把辩证法限定 在事物的主观方面，而不是 应用于 现实的整体 上。

所以， 政党的社会主义斗争，要在反剥削的斗争达到极限的地方再往前行， 换言之，没有政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斗争：如果不指向超越，那么只能把资本主义当做对社会而言的自然而然的条件，或者至少看起来像是某种恒定不变的条件。

这也就是霍克海默为什么要用 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这一概念，将二十世纪比作传统文明，并且与十九世纪以市场为中介的自由资本主义形成对比。

事实上，“敲诈勒索”带来的问题恰恰在于它们伪装出意识形态的普遍性，然而在自由主义中的意识形态还可以转变成否定的批评，并指出其中的虚假。当人们不再宣扬普遍性，资本所主宰的普遍条件就表现得更为隐秘而难以辨认。这就是阿多诺所说的“整体是虚假的”。

所以， 只有在政治上直面资本主义否定的总体性，阶级斗争才有可能。 “敲诈勒索”的权力斗争走不出自身的怪圈。那里不存在历史。

▶ 版权归 作者-编译者所有，编译 者 已授权发布 。

未完待续

▶ 启蒙辩证法｜哲学散论

初版前言

《启蒙的辩证法》这本书是一种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概论。严格说来，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哲学书。

这个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说法很让人怀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委婉措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唯物主义。

所以这本书是可以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话的，一种历史观的对话。

但是这个对话是困难的。阿多诺原本以为他们的理论工作只是在现有的传统理论的范围内往前扩展，跟着行业做理论，后来发现不行：

这里刊印的散论证明了我们必须放弃那种信任……对传统学科的信任，对社会学、心理学、认识论等等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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