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有国家赔偿，还需要为高空坠物“连坐”吗？

文 | 沈彬

又一起高楼坠物把人砸死的案件，又引发了对于所谓“高楼坠物连坐”的争议。

2016年10月4日，安徽芜湖伊顿公馆楼下，市民卜英贵被高空坠落的红砖砸中，不幸死亡。因为找不到谁才是加害人，死者家属起诉了整栋楼的居民。

现行的《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所以，87条又被称为“连坐条款”；而且这一条款，是责任倒置的，需要当事人“自证清白”，否则就要承担责任。

▍ 法律是一种魅术，只是让结果可接受

老实说，楼下有人莫名被砸死了，突然要求楼上的我拿出几万块钱来“补偿”，我也觉得不爽。为什么你的不幸，要由我这个没有做出任何损害行为的人赔偿呢？

怎么向大家解释“连坐条款”的合理性呢？最简单的做法，按法学院民法考试的简答题那样——试论高空坠物适用“推定过错责任”的合理性？搁置物、悬挂物适用特殊侵权规则；“公平责任”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但我相信这还没有说服你。不妨站到一个更高的维度来理解一下法律的作用，就豁然开朗了。

其实，法律就是一种魅术，通过一套复杂的法律术语、原则、文本、学说、判例，通过这种巫术来呼唤正义，抚慰灵魂。让你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它不必然带来“正义”，而是带来一种大多数人对于正义的“接受”。“原告就被告”“谁主张，谁举证”“法无明文不定罪”“单独海损不赔”这些听起来朗朗上口、不正自明，貌似口含天宪，其实都是“咒语”，其本身的合理性也不是不可以怀疑的。

人类设置，并且普遍接受这套法治“咒语”体系，并不是因为它必然带来公正，而是能简单地解决问题，判定是非。它可以把社会矛盾转化为法律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解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僵局。这个就叫“定分止争”。

从这个角度说，不要把现行法律“神圣化”、教条化，法律只是提供了若干种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它并不是标准答案，更不是唯一的答案。“连坐条款”之所以在2009年被写进《侵权责任法》，就是因为之前无法可依，被高空坠物砸死的人和家属，受到严重的伤害，需要得到安抚和物质帮助；如果没有这个法律存在，死者不会灵魂安宁，社会秩序就不会得到修复。

▍ 连坐的“模因”源自罗马法

对高空坠物搞“连坐”，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渊源。在罗马法中，有所谓“落下物或投掷物致害”（effusum deiectum）机制，如果从建筑物中落下或投出的任何物品在公共场所造成损害，住户无论是否具有过错，均可受到落下物或投掷物致害之诉（actio de effuses et deiectis）的追究，被要求求双倍地赔偿损失。如果造成一名自由人死亡，任何市民均有权提起诉讼，罚金将是50金币；如果造成伤害，审判员有权裁量应当支付的赔偿。同一房间的数名房客将负连带责任。（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

看看罗马法都规定“同一房间的数名房客将负连带责任”，是不是正义满满呢？

在美国经典历史剧《宾虚》里，犹太王子宾虚就因为家里屋顶上的瓦片坠落，差点砸伤罗马将军，而被定罪，并被罚到战舰上做苦力。想想这个“推定过错”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也是挺合理的。

法律的传承有模因的（meme），模因本身作为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所以，罗马法的坠物连坐的模因，就一直在大陆法系中传承。《西班牙民法典》第1910条规定：从建筑物上扔下之物致人损害的，由建筑物的实际占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因为西班牙的民法理念里，建筑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物”，所以要承担更高的责任。但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里，却把高空坠物看作一般侵权，不适用于建筑物或其他设施致人损害的特殊侵权行为的规定。

这怎么用模因解释呢？很简单，法律的模因在传统中很难彻底消失，可能成为一种“隐性基因”，或者作为一种“正义的理据”，成为法理学说，进入法学家的头脑，成为可被接受的正义理由，进而进入法律。而恰恰是这个“隐性基因”，在中国立法中完成了“显性”转向。

▍ 空白的中国法律，创造性地发明了“连坐”

很显然“连坐”的制度进入法律是2009年很晚近的事情，那么之前呢？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法律，都是在1978年的空地上建立起来的，受限于当然的“一大二公”思想，很多该规定的法律制度都没有规定，比如“死亡赔偿金标准”到现在，都没有民事的法律规定，法院最早跟着交警队的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做判决，之后套用的是《国家赔偿法》里20年全国平均工资这个标准。

整个1980年代，法律上的人命是“无价”的（等于不值钱），因为法律预设了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扶养”机制——你被杀了，你的孩子还有社会养，所以罪犯不用赔偿你这一块。等进入1990年代之后，把个人权利意识兴起，特别是2000年之后，高层楼房越来越多，人被天上掉下的东西砸死了，不赔的话，就可能造成社会的不安定，问题才越来越突出。

跟“高空坠物连坐”相关的最早的一起案件，1990年上海的一起“共同危险案”：两个十岁不到的熊孩子，站在楼上往楼下扔啤酒瓶，一个婴儿被砸中身亡。但是，问题来了，婴儿是被一个熊孩子的瓶子砸中的，不是被两个人的瓶子，其中有一个是被“冤枉”的，那么找哪个孩子来赔偿呢？最后，法院“创新”地适用了民法理论的“共同危险”学说，在《民法通则》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判决：两个熊孩子一起赔偿，虽然不能确定婴儿就是哪个砸死的，但是你有“共同危险”行为，那么你就要做出赔偿。

进入新千年之后，高空坠物伤人的案子，越来越多，但法律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当事人很可怜，法院也很为难，但是，很多时候法院还是按“公平责任”原则大而化之地要求楼上住户一起赔偿（有的则是能自证清白的可以免责）。比如，2000年“重庆烟灰缸案”，一名市民被高空坠落的烟灰缸砸中，昏迷70天后死亡。法院判决，24户居民中的22户共同承担16万元的赔偿。2006年“深圳玻璃案”中，最后法院判决，由好来居大厦北侧73户业主，每户补偿4000元。但是，2001年“济南菜板案”中，一名老太被高空坠落的菜板砸中死亡，法院却以无法确定被告人为由，驳回了起诉（这是一个程序性的理由）。

这个时候，正好全国人大在制订《侵权责任法》，“济南菜板案”被编进入了《侵权责任法立法背景观点全集》里。《侵权责任法》主要起草人王利明就回忆说：2009年立法前，出现过几个高空坠物砸死人案例，找不到具体的肇事者，受害方将所有有嫌疑的人告上法庭，结果被法院驳回起诉，“什么赔偿救济都没有”。所以，第87条的立法初衷是为了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另一位民法权威梁慧星也是87条的力推者。他说：“我们的学者在从事法学研究的时候，在为国家的立法出谋献策的时候，一定不要考虑到个人的利益，你要考虑到社会的正义。你说一个人在外面走，上面掉个烟灰缸把他砸死了，他的子女怎么办？他的父母怎么办？他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被砸死了，情况多么悲惨，你为什么不考虑？”

这说到87条的症结上了。人好端端走在路上，被砸死了，而且找不到真正肇事者，怎么办？摆明了就是有加害人的，却受限于侦查条件，而不能绳之以法。孤儿寡妇的生活怎么着落？1980年代那套基于计划经济下“社会兜底”的法律制度已经不可行了，不能不做出规定，不然的话，就是受害者、物业公司、住户以及法院之间，没完没了扯皮，死者得不到安宁。

于是，立法的“咒语”就念起来了，祭出“搁置物、悬挂物适用推定过错”，源自罗马法里的那个“隐性模因”被创造地发掘出来，把矛头指向整栋楼里的住户。这下子终于冤有头、债有主了，灵魂得到安宁了。

▍ 既然就是为赔偿，为什么不让国家赔？

前面说了，法律就是“魅术”，提供一个大家接受的话语。87条的“连坐制度”，只是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它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而且对一些权威学者来说，这使得古老罗马民法传统在中国落地。

在计划经济之后，87条的“连坐制度”的确提供了一个救济渠道，避免让苦主求告无门、死者灵魂不得安宁，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就是大量的“无辜者”卷入纠纷当中，遭受无妄之灾——想想，楼下哪个人受伤，就要起诉我，也是蛮可怕的。

那么，既然87条就是为了解决无人赔偿的问题，为什么高空坠物不让国家赔偿？我觉得应写进正在编纂的《民法典》中，这下就圆满了，别假天真认为这不是一个选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