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原载于
《读书》2018年第1期，第12-19页。感谢万曼璐老师授权“古典学研究”公众号网络推送。
《诗集传》、《楚辞集注》既是
朱熹
文学研究和义理阐释的两部代表作，同时也是不多的能体现其小学观点的著作。
两书中对字音的注释，采用了“
叶音
”的方法。一般认为，所谓“叶音”，即临时改变一个字的读音，以求押韵。例如，《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朱熹注“南”：“叶尼心反”，以与“心”押韵。朱熹的“叶音”说影响很大，但也饱受批评。
明代学者
焦竑
指出，“叶音”是不明古音今音不同而造成的：
诗有古韵今韵。
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曰此叶也。
……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
岂理也哉！
[1]
进一步的，明代古音学家
陈第
提出了“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语言发展观，被视为科学进步的历史观念，因而他所顺带批评的“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合，于是悉委之叶”
[2]
的做法，也就是朱熹“叶音”的做法，就成为了后人批判的靶子。
古音学到清代达到了鼎盛，经过
顾炎武
、
江永
、
段玉裁
等的精审考据，古音与今音不同、诗文押韵是由于当时读音本就押韵、“古诗无叶音”等观念成为定论。与此同时，朱熹所代表的“叶音”说就完全被定性为不知古音的错误学说。
朱熹（1130—1200）
现代语言学大师
王力
先生也批评朱熹“不知道古今音不同的道理，于是产生一种‘叶音’说”。并进一步说明：“‘叶音’的意思是说写《诗经》的人的语音和后代人是一样的，《诗经》许多地方的押韵是和谐的，只有少数地方不和谐，那就要把某字临时改读某音，以求和谐。”
[3]
这样的定性影响了后来的学者，朱熹不懂古音这一观点也占据了汉语语音史研究的主流。然而，日本学者
平田昌司
在其《文化制度和汉语史》一书中却为朱熹翻案：“
朱熹对古今音韵的不同有很清楚的认识。
”
[4]
那么，平田昌司翻案的依据何在呢？
平田昌司指出，
朱熹认识到了古今诗体的不同，并认为汉魏以前的古诗是“根本”。
在探求汉魏古诗体的过程中，必然追溯“古”之所以为“古”，从而激发其对三代汉魏诗法、诗韵的观察和探析。朱熹观察上古诗韵，颇有所得；在解释《诗经》、《楚辞》韵读时，又大量参考了南宋初年古音学家
吴棫
的古音研究成果，而吴棫的研究正是基于古今音不同之观念的，因此，朱熹也是清楚古今语音不同的。由于篇幅的限制与侧重点的不同，平田昌司对《诗集传》、《楚辞集注》的“叶音”如何反映古音未能充分展开，故而笔者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
问：“《诗》叶韵，是当时如此作？是乐歌当如此？”曰：“当时如此作。古人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铭》之类。”[5]
朱子门人不了解古今语音的变化，因此怀疑《诗经》听起来押韵是由于配乐演唱，而文字本音并不押韵。朱熹的回答非常明确，古音就是如此。如果《诗经》的押韵是因为音乐，那么《正考父鼎铭》之类不配乐演唱的散文押韵又怎么解释呢？
问：“先生说《诗》，率皆叶韵。得非《诗》本乐章，播诸声诗，自然叶韵，方谐律吕。其音节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韵。”因举《王制》及《老子》叶韵处数段。[6]
可见，朱熹对古今语音不同、古音本就押韵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相比于陈第所具有的语音历史发展观，朱熹并没有逊色到哪里。
正是因为古今语音发生了变化，原本“古人作诗皆押韵”，但“今人信口读之，全失古人咏歌之意”
[7]
。而咏歌对于诗歌韵文来说尤为重要：“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
[8]
。若不能吟咏讽诵，则对诗文的理解就会产生障碍。因此，
朱熹要为读书人提供一个以古音诵
诗的实用指南。
《诗集传》、《楚辞集注》的“叶音”，恰是这吟咏指南。
本文开头所举《凯风》“南”叶音“尼心反”，即是将古音注明为叶音的例子。“南”字在中古以后读覃韵，与侵韵的“心”不押韵；但在上古时期韵部属侵部，与“心”同部，可押韵。朱熹注“尼心反”，正是“南”字上古读音的反映。读《诗》者按“尼心反”去吟诵，即为切恰。
朱熹所注之古音并不是自己随意定出来的，据他自述，主要来源于南宋初年古音研究者
吴棫
的成果，并增补了一部分自己的见解。
吴棫著有《诗补音》
[9]
、《韵补》等，考证古音旁征博引，信而有据，多有创获。南宋一大批学者包括朱熹都十分认可吴棫的古音研究，不仅常常征引，还在他的影响下掀起了一股古音研究、讨论之风。朱熹就常与古音学家兼好友的
程迥
等探讨音韵，这些讨论对《诗集传》、《楚辞集注》的“叶音”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
从总体上说，朱熹的“叶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当时古音研究成果的代表。
将古音研究成果运用到经学之中去，这是朱熹对古音学最大的贡献。
除了为读书人提供吟诵指南，朱熹还利用古音知识，做了一些文献整理工作。《大雅·生民》第三、四两章：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吁，厥声载路。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
其中的“实覃实吁，厥声载路”一句，毛传旧本均在第四章首，朱熹《集传》根据押韵的要求，认为“路”与“去”、“呱”、“吁”谐协，且呱声载路，文势贯通，因而改至第三章末。这一为后学者所普遍接受的正确判断，就是建立在对古音押韵的正确认识之上的。
又如，《九章·怀沙》“怀质抱情，独无匹兮”的“匹”，各本均同。朱熹指出，其与下句“伯乐既没，骥焉程兮”不韵，怀疑“匹”应为“正”，由于俗字“匹”作“疋”，与“正”形近而误。带着这样的怀疑，他又广征文献，在同篇上文“并日夜而无正”、《哀时命》“怀瑶象而握琼兮，愿陈列而无正”等文献他证的辅助下，确定了“匹”应为“正”的结论。
如果不是具有对古音押韵的清楚了解、对字形演变的正确认识、对文章体例的细致把握，怎能改正前人的错误、恢复文献的正确面貌？
这样多角度的考证，不正开清代考据风气之先吗？
既然如此，那为何历代古音学家都对朱熹的“叶音”说持否定态度呢？
例如《离骚》“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一句，“化”与“离”是押韵的，这是确定的，但怎样押韵？是应该将“化”的韵读得像“离”，还是将“离”的韵读得像“化”呢？朱熹无法决定，于是他犹疑地注云：“化，叶虎瓜反；离，叶音罗。化，或叶虎为反，即离如字。”干脆并存之。在《楚辞辩证》中他又进一步申述“化”与“离”的这种押韵关系，并通过《周易》、《鵩鸟赋》等大量文献证明它们还与“他”、“歌”、“嗟”、“宜”等字押韵。
[10]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化”、“离”、“他”、“歌”、“嗟”、“宜”等字，古韵均为歌部，它们的通押是没有问题的。在朱熹之时，古音学还远远没有进入到将每一个字划分至上古韵部的研究阶段，学者只能模糊地认识到这些字之间的押韵关系，但究竟应该怎么读还是很棘手的问题。在吴棫的《韵补》中，支韵收“化”字，音“呼韦切”；歌韵收“离”字，音“良何切”。也是不知确读的骑墙做法，亦可视为朱熹犹疑的来源。不过，吴棫《韵补》是要说明古音关系，这样处理无可厚非；
但朱熹要解决的不是语音关系的问题，而是要给读书人一个明确的诵读指南，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许多古音在当时无法详究，因此他不得不硬着头皮“行方便法门”，导致读音忽此忽彼，看上去甚为随意。
当然，他的“方便法门”如何行，也是有标准的。《朱子语类》中记载朱熹告诉弟子叶韵的方法：
叶韵，恐当以头一韵为准，且如“华”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车”是第一句，则第二句“颜如舜华”当读作“敷”字，然后与下文“佩玉琼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秾矣，唐棣之华”是第一韵，则当依本音读，而下文“王姬之车”却当作尺奢反，如此方是。[11]
在这里，
朱熹明确提出了准则——“以头一韵为准”
。“华”与“车”有比较稳定的押韵关系，但应以“华”就“车”还是以“车”就“华”，要看具体情况。当“有女同车（读“居”）”是第一句时，“眼如舜华”的“华”就要跟着读“敷”来押韵；“唐棣之华”是第一句时，“王姬之车”的“车”就要跟着读“尺奢反”来押韵。
在朱熹看来，这个准则对于绝大多数的押韵是可行的，但不是绝对的。
《离骚》“纷余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句，“能”与“佩”押韵。“能”在文献中有“音耐”的叶韵用法，而“佩”只有一读，没有其他叶韵音，如果以头一韵为准，“佩”要读
eng
韵，这没有其他文献用例的支撑，孤证不立。因此只能以“能”就“佩”音，将“能”读成“耐”。
[12]
由此可见，朱熹不仅重视古音，还十分重视文献旁证，具有十分科学和审慎的考据态度。
实际上，朱熹、吴棫等注古音忽此忽彼、颠倒错乱的问题，是仅利用文献而不利用活的实际语言所必然会遇到的研究障碍。包括清代古音学家在内的传统学者，在古音学方面的成绩最多只能是考证出古今韵部分类的异同，而古音到底怎么读，和今音有什么区别，是无从得知的。
直到现代研究者掌握了罗马字母和国际音标，并广泛利用方言、域外方言、亲属语言以及语音演变一般规律进行研究，这一状况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后人掌握了新的材料和方法而反过去苛责前人，这是不合适的。
诚然，朱熹的叶音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随意改读的错误。被诟病最多的典型就是《召南·行露》的“家”字，本非韵而朱熹定为韵脚，于是强行改变读音，一字三叶，过于随意。但这样的情况在朱熹的叶音中只占极少数，且有时代的局限，即便是乾嘉古音学家也难免有认错韵脚的时候，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其叶音的合理性。
此外，据
刘晓南
等学者研究，
朱熹的叶音又不完全是先秦古音。
叶音中还有大量多音字异读等现象
[13]
。对于多音字，宋人已经认识到这是自古有之的，如
项安世
《诗音》就说：“又有一字而两呼者，古人本皆兼用之。”朱熹对这些多音字中（他认为）不那么常用的音，也采用“叶音”这一术语。这样一来，无论是因古今音变而与今音不同的古音，还是多音字的不常用音，抑或方言等原因造成的异读，都被归为“叶音”，一字数叶也就大量出现。
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
朱熹的“叶音”之所以笼统地包含有古音、多音异读、方言等多种现象，是因为它们都是相对于“正音”而言的
。朱熹在著名的《答巩仲至书》中就多次提到“正音”，并在不同的地方将“正音”与“方言”、“协韵”（即“叶韵”）相对立。平田昌司的《文化制度和汉语史》一书对这个问题着重加以阐发。他认可
葛兆光
先生所提出的，朱熹在思想史上的首要意义就是“
通过经典诠释、历史重构以及对思想世俗化的努力，再度确立了所谓‘道统’
”
[14]
这一观点，进而主张朱熹对古音的考论正是他“历史重构”的一部分，但其目的并不是仅仅重构出历史上的古音，而是再度确立“道统”，就音韵而言，就是要确立一个“正音”，一个可以为当时的华夏乃至整个汉文化圈所共同遵行的标准音。凡不是“正音”，即以“叶音”名之。
朱熹的“正音”观念，并不是他独有的，而是南宋学者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所共有的
。
平田昌司
指出，南渡以后，“传统‘土中’观念、濂洛以来的道学传统、恢复汴洛的强烈愿望”使得南宋士人排斥文风绮靡的南方文学、以及六朝韵书的“吴音”
[15]
，极力想要在文学、经学领域树立起一个代表雅、正的标准。在地域上，他们向往中原；在时间上，他们推崇先秦两汉。因此，
遵奉古学、古文的儒学复兴运动兴起。
与此相伴随，重视北方标准音及古音的研究也在音韵学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由北宋入南宋的吴棫筚路蓝缕，朱熹时代应者云集，古音研究著作蜂出：
郑庠
《诗古音辨》，
项安世
《诗
音》
[16]
，
王质
《诗总闻》，
杨简
《慈湖诗传》，
蒋全甫
《楚辞补音》，
黄铢
《楚辞协韵》，
林至
《楚辞补音》，
陈迥
《古韵通式》，以及影响最大的朱熹《诗集传》、《楚辞集注》等，形成了古音研究的第一次高峰。这些古音研究，寄托着他们对中原汴洛的精神依恋，承载着他们复兴语言正统、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即便肉身无法回归中原，在精神上也要将中原之正统延续下去。
朱熹将“正音”应用到经学当中，助其诠释经典，在道统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此后朱熹在读书人心目中的至尊之地位，他的“正音”、“叶音”观念也在读书人中牢固地确立起来。
“正音”观除了影响到读书人对经学、道学的理解，还运用到了他们的作诗用韵中
。这种观念的影响源远流长，使得清初以来兴起的考据学即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仍难以改变经学、诗学界的惯性。平田昌司指出，即便是私淑顾炎武、与朴学大师
王念孙
交好的乾嘉学者汪中，其文学创作也并未遵奉顾炎武等古音考据的成果
[17]
。或许正是出于对这种“正音、叶音”观念难以破除的焦虑，乾嘉朴学家更加用力地攻击朱熹的“叶音”说，极力放大其中随意性的方面，而忽视了其进步性和合理性。
诚然，
自清代考据学兴盛以后，古音研究取得了不朽的成就。
然而，能将考证之成果运用于理解经典之“义”可与朱子比肩者，却并未出现。
而朱子后学则潜心“义理”，不再深究朱熹的古音观念，只浮于表面地接受“叶音”之说，但求便于吟哦讽诵，在随意转读的路上越走越远。逐渐地，古音学的考据与经学、文学分道扬镳，朴学与理学终于不可避免地分裂。一代大儒
戴震
在考据著作之外还著有自己颇为珍视的《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义理之作，却被时人批评为“将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可不必载”（
朱筠
言），使得他不得不感慨：“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
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可尽我，是犹误轿夫为轿中人也。
”
[18]
现代学科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分工日益细密，学问日益专精，古音学的进步更是一日千里。而学科之间的分裂弊端也是日益凸显，“尊德性”与“道问学”各自为阵，难以通达。
朱熹究竟懂不懂古音，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古音学能够回答的问题，也不应该简单地给出一个“是”或“否”的回答。
朱熹“叶音”说的合理和进步之处，以及其中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够“科学”的错误，都需要放到当时
复兴语言正统、重构“中国、中华”观念
的历史背景、思想潮流中去理解。平田昌司此书，正是要将汉语史的研究从自己的小天地中突破出来，
将那些被抽离出来的汉语史研究对象放回到原本各要素融为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历史整体中去，揭示汉语现象背后的制度之变更、思想之潜流
。朱子当年破除汉唐专门之囿，并告诫门人若仅对音韵训诂等逐一根究，即便讨得些道理，也仍是“殊不济事”的，“须是通悟者方看得”
[19]
。平田先生不正是遵循着朱熹的谆谆教诲吗？朱子于千载之下得如此一“通悟者”为自己翻案，应该会引为知音吧！
[1]
焦竑《焦氏笔乘》卷三“古诗无叶音”，
p83-84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2]
陈第《毛诗古音考·序》，
[3]
王力《诗经韵读》，
p1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4]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