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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观
一起涨姿势~
也许，我们在力求摆脱危机的过程中，会不慎埋下危机的种子，简言之，过度“求稳”恐滋生风险隐患。而剖析资产价格“乱象”之殇，其诘问最终会指向宏观机制，
即可投资的资金极多，另一边，可投资的产品不多。
怎么办？可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今天迫切需要扩大可投资的资产市场。
一方面，需要提升市场的规模、增加金融产品的种类同时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另一方面，需要防控风险、改善市场的有效性，它可能涉及货币供应量、高杠杆、追求稳定、道德风险等诸多不同维度的层面。
若串起来看，其时间线逻辑如：
资本集中—市场繁荣—价格上升—风险积累—问题暴露—市场轮动调整。
这些现象恰是近两年国内金融市场的写照。
正如过去一段时间，金融风险在不同的领域之间冒头、游走。尽管不同市场的震荡或波动并不足以构成系统性危机，但相信潜在危机隐患的信号已发出，这也是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和政府特别关注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原因，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当前经济和金融工作的重点。
不过，与其防范、刻意求稳，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不如有的放矢释放风险，该出清时让市场出清；用市场化手段解决风险。此过程中，自然也需要一个规模足够大、多产品的高效资产市场——它可以“吸洪”，扼制泛滥的流动性，从而抑制风险隐患的苗头。
不妨厘清中国宏观机制、金融体系的本源，试图“熨平”资产价格“乱象”之殇。
两大要素“生变”
这一次会不一样吗？中国非金融企业负债与GDP的比重已达170%，几乎是主要经济体中的最高水平。有一个朴素的经济学原理：钱借多了是要出问题的。然而，在政府兜底的大国体制下，那又能怎样？
现实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的上升——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当下不容忽视的宏观因素；维护金融安全亦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而中国是唯一尚未经历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新兴经济大国。若继续保持此纪录，无疑需要强化优胜劣汰的市场纪律，以及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尤其需要重视资产价格的波动，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
就市场纪律而言，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实施近两年，但至今没看到真正的问题处置和风险暴露。因为所有金融机构都运行良好，还是我们不愿意释放风险？这是一个问题。
又仿佛不是问题？如果回到过去——“持续高增长和政府兜底”两大要素化解了中国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如，回顾1998年前后，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超过30%。若换其他国家，金融危机似乎难以避免。
但今非昔比，这两大因素已然生变。中国经济已告别高增长时代；政府兜底能力在减弱。包括若发生危机时政府是否愿意兜底也存疑。毕竟，若政府不断地兜底，非但无法从本质上化解风险，还会滋生道德风险，无助于市场自我出清，风险会不断累积。
按照BIS（国际清算银行）在2016年度报告中提出的“风险性三角”的概念，即许多国家目前呈现杠杆率上升、生产率下降和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收缩三者并存的奇特现象。“风险性三角”之挑战，同样适用于中国——政策兜底的难度越来越大，政策空间越来越小。
此过程中，倘若追本溯源，不难看到，中国货币供应量很大，M2与GDP之比去年年底已到208%。即钱多投资渠道少，这导致资产价格出现各种“乱象”。
货币供应量缘何涨得这么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供应量的扩张，而货币的扩张在经济里有一个内升的加速机制。经济好时，货币供应量应该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最后形成杠杆率上升——因为经济好的时候需要有货币和金融交易来支持经济活动的扩张。但问题在于——经济不好时，我们的货币交易与金融交易、甚至负债同样要加速，因为这样才能稳住经济，稳住金融市场。
其实，这也是高杠杆的中一个解释，如果大家不否认的话，也意味着过去我们过度用行政手段追求稳定，最终导致了今天的结果。
那个尴尬的宏观机制
客观而言，如果回眸过去两三年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不难看到如此市场图景：先是股票市场的繁荣和回落；再是债券市场的波动；加之房地产市场高速的上升和各地政府的调控措施；还能看到互联网金融的波动和理财产品市场的变化与调整；包括过去一年资本外流和人民币汇率贬值承压等。
上述风险在不同领域之间不停地出现，昭示一个根本问题，
即老百姓在追逐好的投资产品，但好的投资产品非常有限。
这就是今天碰到的一个极大挑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规模的、多产品的、较高效率的资产市场，即可投资的资产市场。
细究这些金融风险，其之所以在不同领域之间游走，背后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宏观机制，即一方面可投资的资金非常多，另外一方面可投资的产品不够多。所以出现一个现象——即只要投资者决定往某一个市场集中，该市场一定会繁荣、价格会上升，但同时风险会积累；接着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监管当局就比较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