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和伊朗：相爱相杀的中东冤家

最近，一家以色列电视台报道称，根据以色列卫星发回的图像得知，伊朗正在西北叙利亚建造可以制造长距离火箭的工厂。针对伊朗在叙利亚的势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此之前就提出过警告，并表示以色列会密切关注该地区的动向，对任何威胁都会予以反击。

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们强烈反对伊朗和其在叙利亚的代理——主要是真主党——的军事建设，我们会采取一切手段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措辞不可不谓强硬，但这般态度也算不得新闻，毕竟伊朗和以色列这两个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互为死敌多年了。不过话虽这么说，他俩互相看顺眼的日子也不是没有，事实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从友好合作关系一步步走到不共戴天之仇的地步的。

报道中所称的导弹工厂的位置

伊朗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都可以说是异类。伊朗人主要属于波斯民族而非阿拉伯民族，以色列则是犹太国家；伊朗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中东大多数国家信仰逊尼派），以色列则根本不是穆斯林国家。二者之间隔着众多的阿拉伯国家，共同面对着阿拉伯世界给本国带来的挑战。

伊朗与以色列

1925年，伊朗巴列维王朝（1925—1979）建立，共有两位国王先后执政：礼萨汗·巴列维（1925—1941年在位）和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41—1978年在位）。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奉行“第三国外交”战略思想，即与本地区以外的另一个强国友好，从而加强自身的力量与独立。美国和德国都曾是伊朗特意引进的外部势力，这种战略最后使伊朗陷入了第三国——美国的势力范围内，使国家的长远利益受到损害，且很容易失民心。这也确实成为了伊斯兰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不过这是后话。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与以色列有相似的意识形态，两国都反对共产主义且偏向西方，使得以伊在指定内外政策时有了一些相同的出发点，也就有了共同利益。在伊朗方面，巴列维认为国家的首要威胁来自苏联，其次是激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伊拉克。为了应付苏联，巴列维王朝积极发展对美关系，成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同盟。至于阿拉伯国家的威胁，伊朗认为与以色列交好有利于牵制阿拉伯国家的势力，维护自身，而且将以色列当做遏制苏联向中东地区渗透的屏障。再加上巴列维本人对以色列的军事和农业技术很是赞叹，有意与以色列在科学技术、经济、军事等领域开展合作。

伊朗的军事高官与以色列的军事高官在以色列国防军总部开会，1975年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处于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与孤立中，且一直焦虑着苏联的渗透势力，一直在寻求突破点。而与伊朗的外交便成为以色列对中东国家外交的重点，如果能把跟伊朗的关系搞好，那么就有利于摆脱在中东的政治孤立，也是对阿拉伯国家的反击。

因此，以色列建国之父本·古里安基于这种情况选择与伊朗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即外层战略思想。以色列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应该越过与其敌对的邻国，与伊朗、土耳其等亲西方的非阿拉伯国家建立关系。

此外，以色列在建国后将吸引犹太人移民作为以色列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所以很看重在伊拉克与伊朗的犹太人。保障处于这两国的犹太社团的安全，并将其带回以色列成为当时以色列外交的首要任务之一，摩萨德（即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成立于1951年，是以色列负责收集情报、政治行动和反恐的情报机构）也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与伊朗建立外交关系以帮助两伊的犹太人移民。

上述多为政治利益，两国还存在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巴列维时期的伊朗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武器客户不说，二者在其它经贸领域也发展得风生水起。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色列向伊朗出口达7000万美金，与此同时，伊朗的石油对以色列至关重要，是其主要供给者。在阿拉伯对以色列实行严格的贸易禁运的时候，以色列的石油得从伊朗那儿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两国关系对于双方都是非常划算的买卖。

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王朝垮台。伊朗的外交方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成为了中东地区的反美强硬派不说，还坚持输出革命，反对“第三国外交”，反对伊朗依附于任何大国，与以色列也断绝外交关系，成为了敌对国家，执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路线。

德黑兰的一幅壁画，上面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标志和霍梅尼的话：“必须要毁灭以色列”

霍梅尼时期（1979—1989），伊朗和以色列之前的友好一去不复返，虽然两国有过合作和交流，但总体上是明枪暗箭撕个不停。霍梅尼将以色列称为“伊斯兰的敌人”，建立共和国后，伊朗拒绝承认以色列，并断绝了与以色列的一切官方联系，反以成为了伊朗政府的重要宣传，并且被付诸行动。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伊朗革命卫队进入黎巴嫩与以色列作战。在黎巴嫩，伊朗大力武装、培训黎巴嫩真主党以打击以方势力，搞得黎巴嫩内战结束后，有伊朗撑腰的真主党依然继续与以色列扶植的军队作战，甚至有时直接进攻以色列国防军。这样做的目标是赶走以色列，在黎巴嫩消灭殖民主义，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从1982年到1988年，伊朗对真主党的援助就高达5亿美元。1989年开始伊朗的对外政策开始变得温和务实，但伊朗在政治上仍然支持真主党，支持抵抗运动，并继续对真主党的援助。

真主党军队

但是，外交和国家政治都是现实的。两伊战争（1980—1988）时期在国际上所面对的不利局面，加强了伊朗温和派与以色列发展关系的决心，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伊朗必须重新考虑其对于以色列的政策，不能老一味地对着干。内外形势迫使伊朗做出外交妥协。霍梅尼在此问题上认为，伊朗与穆斯林的敌人打交道是为了伊斯兰世界的长远利益，为了维护和扩大伊斯兰世界，可以不择手段。而且以色列也不希望看到伊拉克在战争中占上风，因为如果伊拉克胜利，将会极大地鼓舞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会对以色列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因此，以色列做了帮助伊朗以制衡伊拉克的决定。

于是在两伊战争爆发后的第9天，即1980年9月28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公开宣称，以色列愿意向伊朗提供援助以换取伊朗改变对以立场。伊朗此时正急需武器援助，于是双方又开始了短期的合作关系，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及弹药。两伊战争头两年，以色列就通过荷兰和阿根廷向伊朗提供了价值2亿美元的武器和弹药。在两伊战争中，伊朗通过第三方从以色列购买了25亿美元的武器。以色列军事顾问还时常去伊朗，甚至是战争前线以获取第一手资料，来对伊朗的军事实力做出判断，以便向伊朗提供取所需的武器。

没过几年，苏联分裂，随着冷战的落幕，以伊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减少，竞争变多，两国也从心照不宣的合作走向公开竞争甚至对抗。在以色列的舆论宣传中，伊朗成了“头号敌人”、“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和颠覆主义的中心”。伊朗当然不甘示弱，将以色列这个实体的存在根本否定，伊朗领导人讲话的时候基本不用“以色列”这个词，而是“犹太复国主义”或“犹太复国主义者”，伊朗则要“消灭犹太复国主义，解放被奴役的巴勒斯坦人”。

反以游行，左侧黑白人物图片为霍梅尼，标语意为：“必须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伊朗和以色列不再需要对抗苏联，伊拉克被削弱，使得伊朗的武器需求减少，以色列的作用也随之减小。另外由于伊拉克的势衰，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位相对上升，这对想要在中东谋求更高地位的伊朗来说是一剂强心针，也因为如此，伊朗反对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和解，免得形成阿以联合对付伊朗的局面，给自身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带来损害。

同样地，对于以色列，伊朗也不像原来那么有用了。苏联倒了之后，很多阿拉伯国家的靠山也没了，于是纷纷调整战略，寻求与以色列改善关系，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不再是之前那样阿拉伯国家抱团对付以色列了。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有了新想法，希望能建立由以色列主导的中东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伊朗，无疑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最难缠的竞争对手，而且其对反以势力的支持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也造成了威胁。

除了国际环境的变化，伊朗的核问题一直是以色列的心病。美国和以色列就伊朗发展核力量问题与伊朗争执多次，都无功而返。911事件后，伊朗的国际环境恶化，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增强自身力量，对核的研究愈发热心。以色列如临大敌，对伊态度更加强硬。如果伊朗真的拥有核武器，那么它将会称为中东一霸，并对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的利益造成很大的损害，这是以色列无论如何都不想看到的。

伊朗似乎也没心思跟以色列废话，直击以色列的痛楚。内贾德自2005年担任伊朗总统以来，就一再发表质疑甚至否定纳粹大屠杀历史的言论，以表达对以色列和西方的强烈憎恨和敌意。

他在许多场合公开宣称，纳粹大屠杀是“欧洲国家制造的神话”，是“谎言”，并在此话题上大做文章，反对以色列在中东存在的合法性，并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为就像希特勒。除此之外，他说尽管纳粹大屠杀仍然存在严重疑点，但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大屠杀和劫难无可置疑，大屠杀历史只是西方国家借以控制中东的借口。这些言论都只能使伊朗的国际形象越来越负面，同时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唤醒被灭绝的噩梦和恐惧，一同被唤醒的还有以色列的焦虑和以权力求生存和安全的强烈渴望。

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

尽管伊朗领导人一再宣称其发展核项目出于和平目的，并不致力于发展核武器，但这种话连国际社会都不能说服，更何况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以色列。以色列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本来就有凡事往坏处想的倾向，再加上伊朗否定纳粹大屠杀的这些话，只能提高以色列铤而走险、诉诸对伊战争的可能性。而这样的结局，很明显，将会有着无法预计的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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