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墨轩：霅川之变后真德秀求退心态发覆及乞祠禄的以退为进之法｜202501-90（总第2969期）

感谢罗墨轩老师赐稿

原文载《宋代文化研究》第三十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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霅川之变后真德秀求退心态发覆及乞祠禄的以退为进之法

文 / 罗墨轩

香港科技大学

祠禄制度为宋代独有，意即宋廷以管理某处宫观或岳庙的名义，安置闲散官员并借名予俸。历史学界对祠禄制度的考察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其中最系统者为香港学者梁天锡的《宋代祠禄制度考实》。梁著从祠禄制度的发轫勃兴、置官沿革、祠官分布、奉祠居止、获祠资历、祠官任期与迁转、影响等方面对该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其余研究大多在梁著基础上补充细节，共同完善祠禄制度的研究图景。尽管学界研究珠玉在前，然在祠禄与士人的关系方面仍存在研究空间。朝廷主动予祠和士人主动乞祠两种方式往往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获祠性质，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的差异也催生了士人对祠禄的灵活利用和丰富情感，故梁著虽能在详实的史料中为我们呈现祠禄制度发展的脉络，但具体到奉祠个体身上，情况往往更为复杂，这是现有研究无法一一细说的地方。

熙宁变法是祠禄制度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熙宁变法之后，以祠禄任官的数量不仅有所增加，且在此前以优待为主的功能基础上增加了惩戒异党、打击政敌的作用：“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先时员数绝少，熙宁以后乃增置焉……王安石亦欲以此处异议者。” 但实际上，彼时以祠禄施以惩戒主要是为了打击新法异党，故而整体上以祠禄置官者仍属少数：“王安石创宫观，以处新法之异议者，非泛施之士大夫也。” 特别是到了南宋以后，因背海立国、版图缩小，官多阙少的情况日益严峻，宋廷始以祠禄大量置官：“时奉祠者，在千员以上。” 故而从整体数量上看，南宋以祠禄任官者要远远超过北宋，且闲废而无所执掌的祠禄官随之大量出现，“奉祠”也成为了大量南宋士人的集体经验。这就造成南北宋士人在面对祠禄时表现出了相异的心态与情感。北宋时，士人对祠禄的书写相对较少，且流露的感情常常表现为感激、轻松与自适，如苏轼写道：“使臣同得草木之微，共沾雷雨之泽。” 沈遘则云：“池籞严以望幸兮，于以见承平之多豫；耒耜载以就田兮，于以见黎民之乐生。” 而南宋士人对祠禄与祠官身份的书写则呈现出更加丰富的面相，其中既有对祠禄制度“佚老优贤”之初衷的突破，也更加突出了该制度“于优厚之中寓闲制之意” 的双重性质。士人乞祠（又称丐祠）是一种主动向祠官身份靠拢的行为。现有研究指出，南宋士人大多因陷入政治纷争而乞祠，故而这一行为往往能够反映国家政事分歧，亦能寄托个人对时局的看法。乞祠行为由是便具备了更加丰富的政治意味，对该行为的考察也被赋予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祠禄制度的优待性质，因此士人乞祠常常出于政治上的避祸需要，但情况也并非全部如此——南宋大儒真德秀在霅川之变前后的一系列行为，便为我们展现了乞祠的另一种功能：以退为进。论及南宋理学则必谈朱熹，而真德秀作为朱熹之后理学发展的关键人物，同样常常成为学界考察的热点。就近几年的成果来看，一方面，学界仍然热衷于考察他以理学家身份对绾合文道关系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在理学官方化、政治化的关键阶段，真德秀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重要作用也为学界津津乐道。这主要是因为真德秀强调理学的实用性与政治化， 故而真氏对政治的参与度非常高：“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 他对自身思想体系的建构与实践，也与政治参与密不可分。所以，如要在思想层面对真氏有更加深入的研究，讨论他在宋廷的政治进退与心态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上一节交代了士人乞祠对于考察南宋党争与官僚生态的意义，同时开拓了真德秀个人研究方面的话题。本节将梳理真德秀的乞祠与奉祠经历，说明以真氏乞祠作为考察对象的可行性。

在真德秀的政治生命中，共有三轮乞祠，分别是嘉定乞祠、宝庆乞祠与端平乞祠，其中以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的乞祠最值得关注。据《真文忠公文集》，真德秀于是年八月连进《乞宫祠状》与《再乞宫祠状》，连续乞祠，然皆未获允。是次乞祠有以下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从这次乞祠发生的背景来说，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史弥远擅权。自嘉定元年（1208）起，史弥远逐渐成为把持朝政的权相。秦桧爵位的恢复、嘉定和议的促成，无不是史弥远擅权的直接表现。直到他参与到宁宗理宗的皇位交替事务中，制造了震惊朝野的霅川之变，逼死已废的皇子赵竑：“天锡至，谕旨，逼竑缢于州治所，以疾薨闻，” 权势可谓达到巅峰。二是史弥远为树立政治形象，利用理学士人刘爚写给自己的一封书信中提到的“第一欲起朱元晦，次荐引诸贤” 之语，拉拢党禁时理学人士。对于曾被归为伪学党人的朱熹、彭龟年、杨万里、吕祖俭等人，史弥远“或褒赠易名，或录用其后，”同时又“召还正人故老于外，” 形成了表面上“一时气象，人以为小庆历、元祐” 的繁荣景象。尽管史弥远对理学的真正态度是“阳崇之而阴摧之，” 但理宗本人的确希望通过推崇理学来缓解即位之初“朕心终夕不安” 的焦虑。同时，蒙古政权也在文化上尊崇儒学，与南宋政权形成了文化层面的政治竞争。在这样的局面下，除了理学之外，君主再无其他方式来吸引士人的向心。这样两种近乎相反的政治生态共存于彼时的南宋朝廷中，成为我们探讨真德秀乞祠行为的时代背景。

第二，真德秀乞祠前后的一系列行为值得注意。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理宗即位，召真德秀还朝，并任命为中书舍人兼侍读，又命为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侍读。真德秀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撰写了大量的请免类札文，先后要求辞去礼部侍郎兼直院、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但皆未得准允。宝庆元年（1225）六月，真氏更是连续四次要求辞免直院，直到七月初第四次乞免时才获允许。仅仅一个月后，“给事中王塈、盛章始驳德秀所主济王赠典。” 真氏遂于八月十八日、二十二日、二十六日连上三表，自请黜责，表现出强烈的求退意识。他的乞祠表文写于当年八月九日与十四日，恰好发生在辞直院与乞黜责之间，从而成为求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但是，当祠禄到来时，他却又撰表乞免。综合以上来看，真氏的心态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前后行为的反差为我们探讨真氏的乞祠行为与祠禄制度功用的多样性提供了一种可能。

嘉定乞祠与端平乞祠则或因染疾，或因自谦，所陈乞祠之理由皆属官场所用的一般套语，并无蕴含深刻的个人心曲。嘉定年间，真德秀任江东转运副使，先逢旱灾，又遇蝗灾，他本人也身体抱恙，时有眩晕，故进状乞祠以求退：

欲稍稍振举，事求其是，则违忤必多，愈招怨詈。用是怵惕，不能自安。兼从祈襘以来，骤得眩晕之疾，坐立稍久，即欲僵仆。窃念本路灾伤至重，非精明强力者不足以任救荒之责，如某驽庸，重以疾疢，诚恐上孤隆委，下误民生。用敢申吁天朝，乞垂矜察，俾解漕职，畀以祠官。

面对灾情，真氏在文中陈述了三点困难，一是全力救灾则违忤必多，二是身染疾恙而坐立难久，三是灾伤至重而力有不逮。这些理由固然不是生搬硬造，但并不意味着真德秀全然无力面对这三重困难。他在地方任上赈济灾民，弹劾贪官，肃清吏治。百姓颇为感激，纷纷指着道旁的墓地说：“此皆往岁饿死者，微公，我辈已相随入此矣。” 可见真氏虽在状文中陈述难处，言语中流露出难以任事的自责与惶恐，但一者此文乃属公文性质，难免言不由衷，二者真氏此前虽与史弥远就对金关系相争而自请外放，但仍保持着儒者的淑世情怀，没有表现出畏惧政争的心理。因此，这样的文字不过是官场公文的套话，而非他个人心境的真实写照。

真德秀在端平二年（1235），即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有乞祠之举：“三乞祠禄，上不得已，进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辞。” 但真氏是次乞祠乃是因疾而请，理宗的予祠则体现出明显的礼遇优待性质，与宝庆年间的情况已大不相同。此时，史弥远已经去世，作为理学宗师的真德秀，以经筵侍读得以亲近理宗，颇受倚重，最终高居参知政事。但真氏此时已经身体抱恙，甚至他的乞祠表文此时都需要学生刘克庄来代笔。借刘克庄之笔，真德秀向理宗表达了渴望得一外祠的愿望：“欲望圣慈，察臣不欺，闵臣几殆，姑停新渥，速畀外祠。” 但真德秀最终奉祠万寿观，仍属京祠，为此他也再次找到刘克庄写了乞免札文：“仰臣之宠以消弭其灾屯，容臣之归以保全其出处。收还殊渥，改畀外祠。” 终未得准允。恐怕这是因为理宗对真德秀仍有重用之心，故没有让他远走他方。但可惜的是，真氏四月二十九日获祠，仅仅数日后，便于五月初二日与世长辞。由是，真德秀晚年的乞祠，目的应较为单纯，即引疾而请，而朝廷的予祠，性质也相对单一，即优待礼遇。凡此种种都与宝庆年间寄托复杂心曲的乞祠产生了差异。因此，我们仍然把考察重点放到真氏宝庆年间的乞祠上面。

基于上文所论，我们可就真德秀宝庆年间的乞祠特点进行总结。一，真氏宝庆年间的乞祠与史弥远擅权直接相关，蕴含着特殊的政治意味。二，真氏的乞祠与辞免求黜紧密相连，是他求退历程中的重要一环。三，真氏对祠禄的态度短时间内呈现出从追求祠禄到乞辞祠禄的前后反差，其中应当寄托着隐微的个人心曲。

由于真德秀宝庆元年（1225）的乞祠是其求退行为中的一环，故本节拟先就这段时间真氏的整体心态演进做出讨论，作为进一步考察真氏乞祠行为的先导。

从嘉定和议签订开始，真德秀就对史弥远的主和政策颇为不满：“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谨，得无滋嫚我乎？” 虽然在对金关系上，真、史两人的行为都不能算是误国之举，但由于“尚同之习”的熏染，加之史弥远本就具有更多的政治资本，在政争中具备培植党羽、排斥异己的天然优势， 因此真德秀同样对史弥远的大权独揽而群臣噤若寒蝉的状态忧心忡忡：“故人务自全，一辞不措，设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嘿如此，岂不殆哉！” 对于史弥远的擅权行为，真德秀有很清晰的认识。嘉定七年（1214），真德秀主动请求外放的行为也很清晰地表明他不愿与史弥远为伍的立场：“吾徒须汲汲引去，使庙堂知世有不肯为从官之人。”

直到理宗继位，真德秀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即便史弥远曾在真德秀入朝途中给他施加压力，令其勿言霅川之变：“谕以勿及甲申之事，公但唯唯，” 但真氏入朝之后，从嘉定十七年（1224）年九月辞免赴行在到宝庆元年（1225）九月辞免祠禄，这一年的时间内接连辞免朝廷任命的状文，便是他亮明立场的典型文本。在这批文本中，真德秀通过两种方式表达着自己与史弥远的抗争之意。

一是用公文常用之套语来书写乞免文字，所述不外自谦、才乏、智短等。比如真德秀辞免招赴行在时说：“如某者，问学荒疏，器能謭薄，徒以书生之末技，误蒙文考之殊知。” 辞免礼部侍郎兼直院时说：“礼乐诗书，少虽涉略，文章翰墨，久已荒疏。” 连续四次辞免直院时，真德秀在第一篇状文中称：“文字之官，非精思不能称职，若劳心著述，必有性命之忧。” 在第三篇状文中，他又向理宗反复强调了这一点：“昨来申控之词，谓若劳心著述，必有性命之忧，盖出真情，初非伪饰。” 甚至在辞免修史时，他搬出了前朝曾巩的标准来表达自己才有不逮之意：“其明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足以适天下之用，其知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足以发难显之情。” 如同真氏在嘉定年间的乞祠，这些公文的套语弱化了语词本身所要表达的含义和士人本身的心境写照，即真氏的才力与身体状况究竟如何已不再重要，转而凸显的是语词背后“辞免”这一行为的意义。真德秀不愿接受朝廷的任命，是因为他已清楚地认识到史弥远大权独揽而理宗渊默难为的格局，故而真氏采用一般的套语，但却在短时间内连续乞退，其行为本身就已经彰显了不愿同朝的态度。

二是采用暗讽的方式表达对抗之心态，突出表现在他自请黜责的状文中。尽管史弥远曾警告他勿言霅川之变，但真德秀不避威慑，入朝后仍然向理宗谈及赵竑并为其鸣冤：“霅川之变，非济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闻讨捕之谋，情状本末，灼然可考，” “如霅川之议不询于众……皆人所难言。” 于是，史党对真德秀展开了更为猛烈的攻击：“时相以其负人望，有主眷，屡诱怵以祸福，使附己，公不为动，乃与其党谋逐公。” 为此，真德秀连进三状，自请黜责，特别是第三篇状文，将自己的心态展露无疑。这里节录于下：

昔孟子事齐之宣王，道未尝少行也，徒以王由足用为善。至其去也，犹三宿出昼以冀王之追己。此圣贤事君之心，为臣子所当取法焉者也。况某以凡材而适遇聪睿好学之君、始初清明之政，不惟显用其身，而且施行其言，亦独何心，忍于去上之左右哉？特以本朝旧章，尊重言责，凡台臣议论所及，不必明指姓名，皆当引去，朝廷亦不复固留。所以伸言路之风采，存朝廷之纪纲，而养士大夫之廉耻，一举而所全者三焉，非细事也。伏观近者台中所陈，其于某妄言之罪可谓明斥之矣，然而未及弹劾者，盖由有委曲保全之意，欲其自为去就故也。今若顽然不知引去，则是傲言路也，傲言路则是慢朝廷也。

真德秀在文章开头就用了孟子三宿出昼之事，指明贤者事君的标准，以此表达自己对理宗的拳拳忠心。按照孟子事齐宣王的标准，君子不当轻易离君主远去，但真氏却说自己有妄言之罪，朝廷不予深究已是法外开恩，自己应当识时务一些，主动离开，否则便有轻慢朝廷之嫌。很显然，话说到这个地步，已带有一些赌气的色彩，背后蕴藏着对朝中现状的强烈不满与暗中讽刺。以此反观真德秀运用的孟子典故，也应带有痛诉不能见容于朝廷，不能如孟子受齐宣王礼遇般受到尊重，或多或少也带有一些对理宗不能任事的讽刺。真氏自请黜责，看似是将罪责揽在自己身上，却处处剑指史弥远，饱含着士人面对权臣的斗争精神。

最终，真德秀于宝庆元年（1125）十一月再遭朱端常弹劾：“朱端常言魏了翁封章谤讪，真德秀奏章诬诋，” 落职去国。正应真德秀入朝前遇到的道士顾泾之言：“公之此行，不满百日当归。”

要之，真德秀接连辞免任命的行为并非是退而求全的懦弱，相反，他对史弥远大权独掌、堵塞言路的政治高压一直心存不满，特别是霅川之变后理宗“朝廷待济王亦至矣” 的态度让真德秀彻底认清史弥远熏天的权势。但真德秀一直保持着儒者的淑世精神与社会责任感，他不仅直接对史弥远提出建议：“今将上承天意，下结人心，以为治安长久之计，其道非它，亦惟于友爱天伦加之意而已，” 也在受到史弥远的警告后仍然向理宗连对三札，言明三纲五常：“臣闻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焉，三纲五常是也，” 规劝理宗当顺天意、收人心，从而强基固本。即便是在自请黜责后，当真德秀听闻原不属于理学集团的胡梦昱同样对史弥远上书时，仍然对此击节叹赏：“下僚乃有斯人，吾当端拜。” 以上都彰显了真氏作为一个儒者的立朝大节。当暂且抛开乞祠时，我们发现他对朝廷任命的取舍，表面上似是一种官员例行的公事，但背后却隐含着他不愿与史弥远同流合污的政治立场。

以上，文章暂时抛开祠禄，剖析了真德秀自理宗即位到落职去国的整体心态变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视野转回真氏的乞祠行为与乞祠文本中，探讨真氏乞祠及他得祠而复拒的行为背后蕴藏的深意，以此挖掘祠禄制度对士人心态产生的影响。

真德秀在宝元年间的乞祠最令我们费解的一个问题是：他曾在八月两度自请祠禄，皆未获允，但当九月二日祠禄真的到来时，他却再次请辞，不愿接受祠禄。短短一个月内，真德秀心态发生如此变化的原因何在？笔者拟从真氏的乞祠行为本身和乞祠文本两个层面入手尝试做出回答。

从乞祠行为本身来看，真德秀两次乞祠蕴含的情绪变化与他这段时间的整体心态走向具有一致性。乞祠作为真氏求退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同样蕴含着对史弥远的对抗心理。

这首先与祠禄制度的性质变化有关系。如引言所论，熙宁变法是祠禄制度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其因在于王安石用祠禄来打击政敌、安置异党，但我们应注意的是，在熙宁变法前，无所任事的祠禄官就已经出现，如《石林燕语》所言：“自是学士、待制、知制诰，皆得为提举，因以为优贤不任事之职。” 另外，即使是在祠禄被赋予惩戒功能之后，祠禄置官也同样有优礼不任事之用，而非全用作打击政敌，如《却扫编》所言：“熙宁间又有以使居外者，王荆公以使相领集禧观，使居金陵，张文定公以宣徽南院使领西太一宫，使居睢阳之类，皆优礼也。” 这提醒我们，祠禄制度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的线性结构，其佚老优贤的初衷并没有因为惩戒性的增加而消失。祠禄制度的发展历程更象是大树生长，是一个不断开枝散叶的过程。打击政敌的功能便是新生一“叶”，而其带有优待色彩的“主干”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由是，无论以祠禄置官是否与政争挂钩，祠禄制度都同时具备优待和闲置两种性质。

对祠禄制度性质的讨论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真德秀的乞祠以及得祠而复拒的行为。从行为本身的角度讲，由于祠禄具有闲废的性质，特别是在当前政争的大背景中尤其如此，故而真德秀主动选择乞祠，与他辞免直院一样，昭示着自己不愿同朝的对抗态度。纵观真氏在理宗即位前后的乞免状文，从一开始的辞免礼部侍郎兼直院，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到后来的辞免直院、乞求奉祠和自请黜责，恰好是一个求退力度逐渐加大的过程。而这样的求退，偏偏彰显了真氏以退为进的姿态，他求退的力度越大、求退的心思越重，对史弥远的对抗之意便愈深。

真氏得祠复拒的行为则更加耐人寻味。一方面，由于祠禄挥之不去的优待性，故而当他在宝庆元年（1225）八月底遭莫泽弹劾而得到祠禄，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时，便意图通过辞免祠禄的方式来表明自己不愿受此优待的态度，换言之即不愿受史党恩惠。这同样是以退为进之法的表现。我们甚至可由此大胆推测，真德秀不愿接受祠禄的态度表明他或许能够意识到自己当初乞祠一定会失败，所以不过是将其作为众多求退手段中的一种加以使用，做做姿态，目的就在于摆明自己不与史党同流的态度。另一方面，朝廷予祠与他主动请祠性质不同。尽管祠禄带有优待性，但朝廷主动予祠多少也带有放逐的意味在其中。因此真德秀对祠禄的放弃也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个宝贵的进身之机。他在《辞免除职宫观状》中写道：

念吾君真有不世之资，在微臣当效勿欺之报，而思虑太过，语言不伦，虽见察于渊衷，卒莫逃于公论。

可见真德秀内心的焦灼和斗争，他彷彿在抓住最后的机会将自己心中的委屈不平之意镶嵌在文字中间，同时也带有一种对理宗的规劝意味。

从真德秀乞祠的文字上看，同样可以窥见他寄寓在字里行间的对抗心理。真氏为朝廷上了两篇乞祠状文。在第一篇文章中，真德秀除了在开头简要追述了一下朝廷的礼遇外，基本用了一整篇的篇幅来描述自己的病情，言辞之间颇为恳切：

念臣婴疾以来，衰证俱见，拜跪稍多，则不胜喘急，视瞻略久，则顿觉昏花。秉骑有上下之艰，趋走有颠仆之虑。窃自揣凋残之质，难久污清切之班。乃者秋气浸凉，宿疚骤作，肌肤消减，筋力支离，体既虚盈，足复赤肿。

窃见圣上虚怀忘我，有仁皇之度，发言中理，有孝宗之风。退而喜悦，为之不寐，自昔有志之士，尝患遭时之艰。今某何幸，既值英睿好学、从善如流之君，而广厦细毡，从容劝诵，又无非可言之地，深愿勉殚尺寸，少补涓埃，曾未三月，遽求引去，揆之于义，夫岂忍为？

这段文字的行文思路，非常容易令我们想到真德秀的《三乞黜责状》。二者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即都指出若逢圣明之君，作为臣子求退引去，于情于义都说不通的道理。但两篇文字亦有明显的差异。真德秀运用客观的议论，在《三乞黜责状》中引孟子与齐宣王的典故讲出了上述君臣关系的道理，而后转入了一段颇有赌气意味的倾诉，隐喻着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在《再乞宫祠状》中，真德秀却更为直截了当地运用主观的陈述，形容理宗“虚怀忘我”，“发言中理”，可谓对他大加褒扬，而后表达自己意欲乞祠而退的惶恐。经过前文的讨论，我们已知道真氏乞祠这一行为本身就昭示着自己的对抗心态，故而我们并不排除后半部这段表达自己惶恐之意的文字有套语之嫌，但前文“仁皇”、“孝宗”之语，便显示出这段文字实际上还包含着一层讽劝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