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课堂 | 方敏：作为科学研究纲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博雅哥说

方敏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 以唯物史观为根本的方法论、以生产关系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阐述方法构建的理论体系，构成了该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其中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劳动价值论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系列具体的理论命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意味着维护纲领的硬核部分，按照唯物史观方法论的指向，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命题或辅助性学说; 在与西方经济学的对话中，只有保持自身的开放性和进步性，才能不断提高其理论的丰富性和阐释现实与历史的能力，进而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研究纲领；硬核；保护带

图为《资本论》书影

随着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在各个领域和层次的实践中大量引入，由不同经济学说构成的“思想市场”变得更加具有竞争性。由此导致在我国理论、政策、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中长期占据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边缘化的趋势。对此，人们往往把原因归结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导致反映市场经济关系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随之而起。市场主体及其利益的多元化，也必然导致经济思想的多元化。 然而，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变化完全归咎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一种回避问题的态度，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不可能仅仅是出于外部环境的需要，更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 如果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真正科学的理论，并且能够得到深入的和创造性的研究，那么，即便在多元化的“思想市场” 上，它也不会丧失竞争力，更不会因为市场经济的实践而被取消或者被西方经济学替代。 所以，当前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其理论的科学意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特别是受到过去一段时期的教条主义影响，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本身，还是社会主义实践，都被设置了许多错误的界限和障碍， 以至于在相当一个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不发达和欠发展的状况。 这种状况直到今天还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认识，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有：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当成科学的理论来看待，而是注重其改造社会的工具主义价值；不是把《资本论》当成“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11（[1]11意为文末所列参考文献第1本第11页，后同）的分析著作，而是把它与批判资本主义直接划等号。如此一来，《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理论革命性就被降低为一种价值判断和道 德批判，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等则被简化为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由于此类的认识偏误，在改革开放阶段，特别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过时的学说，不具有当代价值，不如与市场和资本具有天然“亲和力”的西方经济学那样具有实用性和建设性。

为了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目前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普遍的做法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当成不同的“范式”加以对比，通过划分二者的界限并阐述其各自对立的方法，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质。 这种做法不失其积极的意义，但是也存在若干局限。[2]首先，两种范式的对立关系往往是建立在一系列方法论的二分法基础上的，比如研究对象上的社会性与物质性的对立，研究方法上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对立、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立等等。 一方面，二分法是把二重性的内部联系割裂和对立开来的产物，从方法论上有悖于马克思的学说；另一方面，由于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特点，基于二分法对范式进行比较是不可能得出哪个范式更优的结论，因此，这种比较并不能真正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提供依据。 其次，在定义范式的过程中，许多属于范式内的具体规则( 如劳动价值论这样的经典理论和命题) 被赋予了和具有全局性和约束力的方法论一样的地位 ，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可动摇的原则，如果范式成员必须始终坚持这些既定的规则来确定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常规科学的发展就会受到这些规则的制约，难以取得连续的、累积的进步。事实上，提出范式学说的库恩自己就强调：“范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有任何整套的规则存在。”[3]41“范式代替规则将使我们对科学领域和专业的多样性更容易理解。”[3]41

为了克服范式分析的局限，同时又符合现代科学哲学建立的标准，笔者在此建议： 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纳入拉卡托斯倡导的“科学研究纲领”框架，为完成其现代转化、阐释其当代价值提供可行的基础。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简称MSRP) 相当于一种精致的证伪主义，既不同于波普“不断革命”的学说，也不同于库恩把科学发展归结为非理性信念变换的范式学说，换句话说，该学说试图同时保留波普学说强调的革命性和范式学说强调的稳定性。科学研究纲领是一个理论系列，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理论，它由四个部分组成: (1)由不容反驳的基本理论构成的“硬核”；(2) 由许多辅助性假设构成的、尽可能保护“硬核”不受经验事实反驳的“保护带”；(3) 禁止经验反驳的矛头指向硬核、通过调整( 修改或增设辅助性假设) 保护带而保护硬核的 “反面启示法”；(4) 积极改善和发展保护带，从而促进纲领进步的“正面启示法”。 科学研究纲领的发展变化取决于调整辅助性假设产生的两种影响：如果一个科学研究纲领经过保护带的调整之后，构成了进步的 “问题转换”，即理论的预见性或逻辑推理的有效性增强了，又或者理论增加的经验内容得到了证实，它就是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否则，就是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4]

在研究纲领分析框架下，坚持、维护和发展一套理论学说大体上分别对应的是: 坚持——硬核的内容不容反驳和否定；维护——通过“反面启示法”将新的经验反驳导向辅助性假设的调整；发展——通过“正面启示法”实现理论上或经验上进步的问题转换。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建的理论体系视为一个研究纲领，既可以看到其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坚持并将其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武器，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为了解决剩余价值与商品等价交换规律之间的矛盾( 经验反驳) 而建立了劳动力商品理论( 增加辅助性假设) ，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竞争的基础上提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理论。 因此，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适用的。相比前面提到的范式学说，研究纲领具有更大的弹性和韧性，对于哪些内容是不容更改的、哪些内容是应该接受经验事实的验证并随之调整的、哪些内容是需要发展和创新的，就有了更加清晰的界定；而且，相比以二分法为基础的范式之争，研究纲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放性及其与西方经济学合理成分的结合提供了可能。

图为卡尔·马克思

硬核是一个研究纲领的基础和核心，决定了这套理论系统的基本性质和特征。这一点与范式有相通之处，只不过库恩的范式学说把范式共同体的心理信念置于中心位置，拉卡托斯的学说则坚持科学研究的理性原则和经验性质。 按照这一标准，一套经济学理论体系硬核的基本要素为: 一是其研究对象; 二是其根本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就是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唯物史观作为最根本的方法论。

研究对象的界定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为研究者确立了选择问题的标准，决定了“哪一些问题比较值得去解答”[3]100。 在古典经济学时代，无论是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主义国民财富增长根本原因的研究，还是李嘉图关于财富赖以分配的规律的研究，其性质和目的与马克思提出的“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一样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不同于“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的庸俗经济学，而是“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1]98在新古典经济学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罗宾斯定义为因稀缺性导致的人类行为方式，甚至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也为了模仿自然科学的学科名称而简化为经济学。进入现代以来，在贝克尔、波斯纳等人的倡导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甚至消失了，转而成为一种纯粹的研究方法或决策方法（个体的理性选择）。（注释①） 由个体效用、最大化行为等理论构件组成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硬核已经完全脱离了古典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更不可能把生产关系作为所要研究的问题的选择标准。其后果是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活动的社会历史性质很大程度上从经济学的视野内消失了。

造成上述转向的原因，不在于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没有认识到作为物理事实的“稀缺性”，或是不关心经济活动的效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5]1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为了克服稀缺性满足自身需要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基本手段。 虽然经济学理论可以把一切生产阶段共有的一般条件当作一般的规定或者前提确定下来，但是我们无法用这些抽象的要素理解任何一个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经济系统。 一方面，社会中从事生产和交换活动的主体不是“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之类的虚构的人物。[6]22现实的经济主体总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12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所做的批判也适用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活动的表象，我们可以认为，“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 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 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 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6]30似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也存在某种联系，但是这种表面的联系“是一种肤浅的联系”[6]30。 因为不单是产品的分配会涉及社会制度与经济利益，直接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以生产资料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以及社会成员（劳动）在各类产品和部门之间的分配为前提，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类的基本制度安排。 而且，前一期生产的结果（工具和产品的分配）又构成了下一期生产的前提。那些被思维抽象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如人口、分工等一般经济范畴），通过特定生产方式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就会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正如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起点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一样。[1]626

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一种武断的随意的选择，它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纲领硬核中的另一个部分——唯物史观——密不可分。 首先，唯物史观必然会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导向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5]32。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资本论》的根本研究方法，马克思称之为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5]32。 按照这一认识方法，人们在社会中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具有二重性，即物质技术属性与社会历史属性的统一。生产的二重性又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应关系和相互适应的内在要求。 其次，政治经济学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指导下才能对生产关系进行科学的研究。一方面，即使是“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的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也存在缺陷，“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1]98另一方面，揭示表象背后作为本质的生产关系是科学研究的任务（注释②），但是，庸俗经济学把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当成是不言自明的，对“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感到很自在”。[7]923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形式可以更复杂，工具也可以更精巧，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角度看，其主要内容仍然属于对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做的教条和系统的解释与辩护——消费是个体获取效用的过程，生产只是用生产函数刻画的要素间的物质技术关系，不受阻碍的交换过程最终保证资源能够配置给对其评价最高的人（科斯定理），社会的分配结果则完全由要素市场的供求和价格决定。 这种看似完美和自洽的理论体系仍然只是在生产、交换和分配的“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仍然犯了《资本论》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向的方法论错误。

以唯物史观为最根本的方法论，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基本、最独特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这一“批判的武器”用于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和研究纲领。大体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性质相同的研究对象方面，而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联系则主要是在最基本的方法论方面。（注释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具有完全不同的“硬核”的研究纲领。

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联系来讲，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虽然也被后来的西方经济学所接受，但是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是，斯密从技术分工入手，随后就转入有关社会分工问题的论述。[8]因为把劳动者集中在一起进行细致和深入的分工是以一定的资本积累为前提的，而且分工的深化有赖于市场范围的扩大，这和商业资本和商业活动是分不开的，于是，斯密就把政治经济学关于财富生产的问题导向了特定的生产关系。“正是由于斯密如此看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他的著作——不仅在道德哲学方面，而且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才不同于并且远胜于他的许多前辈和同时代人的著作。”[9]但是从方法论来看，以启蒙运动的自由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亚当·斯密，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论证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或者说“看不见的手”的引导能够实现社会的普遍繁荣，从而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经典社会理论蓬勃兴起之前，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秩序的解释。马克思则揭示了在自由主义理论预设的个人背后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鲁滨逊一类的原子式的生产主体是以18世纪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作为现实基础的。马克思通过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生产过程中的社会交往形式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是带领读者从直接生产过程（技术分工）出发，进而探讨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联系和社会分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分工出发，带领读者走进生产的“隐蔽的生产场所”（被生产函数掩盖的“黑箱”），“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1]199这一论述顺序的区别，体现的正是方法论上的不同。

图为马克思《导言、序言》书影，《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第一部公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分为《序言》、《商品》章、《货币或简单流通》章三个部分

围绕由研究对象和唯物史观方法论构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纲领“硬核”，马克思建立了一系列的“辅助性假设”和“保护带”。其中，既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这样的基本原理，也包括劳动价值论这样的基础理论，还包括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理论命题，如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等。 这些辅助性学说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层次递进的体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中阐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实质，它是以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为前提的叙述方法，而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其背后的研究过程在于“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1]23。从研究纲领的角度解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建立或增添辅助性学说对现实运动或历史现象（包括经验事实或反驳）进行理论阐述，使之“适当地叙述出来”[1]23。通过这些辅助性学说，马克思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无法克服的难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联系进行了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分析。

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基本辅助性学说，可以说是位于最接近硬核的第一层次的保护带内容。林岗教授从范式的角度提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范式应该遵循的一项具体规范。[10] 不过从研究纲领的角度讲，所有制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硬核的直接构成部分，它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出发得到的一个必然推论。 由于生产资料的分配是物质生产过程的现实起点，特定的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直接生产过程是由谁控制的、劳动方式是如何组织的、生产成果是如何分配的。 因此，一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在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具有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另一方面，如果抛开其他现实的生产关系，孤立地考察所有制关系，我们也得不到任何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结论。 因为所有制关系的表现形式是物（生产资料）的归属或财产关系。如果不考察这种特殊的财产权利关系是如何影响生产、交换和分配，我们就无法确定所有制关系的特殊性质和历史性质，无法区分历史上各种不同的私有制经济的不同性质。马克思指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11]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一项基础理论。 该理论不是马克思“发明”的，但是，马克思一方面运用自己的方法论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进行了批判和改造，另一方面又通过增加新的辅助性学说，克服了古典经济学的内在难题，使劳动价值论成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马克思运用方法论批判和改造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主要体现为他提出的劳动二重性学说。 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1]97他在阐述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时特别指出: “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1]55劳动二重性学说不仅消除了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在价值概念上的混乱，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而且还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消除“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之类的谬误的关键。 马克思还通过增加一系列新的辅助性学说来克服古典经济学的内在难题，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包括马克思通过劳动力商品理论解决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与等价交换之间的表面矛盾，通过建立生产价格理论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不一致的矛盾。 从研究纲领的角度讲，需要政治经济学解决的矛盾相当于经验反驳，马克思提出的这一系列独特理论都是运用正面启示法和反面启示法的结果，或者是修正（古典经济学）原有的理论和辅助性假设，或者是根据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关系增加新的辅助性学说，从而保持了学说的体系完整和逻辑一致。 最终，这些理论呈现为一条完整的逻辑链条，从形式上看就是由一系列中介构成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

所有制理论和劳动价值论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内容，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忽视这种联系往往是对劳动价值论产生误解和质疑的根源。对劳动价值论最常见的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现实的价格决定和价格变化方面不如西方经济学的供求价格理论实用有效。有的人进一步地质疑，既然劳动价值论必须经过“转形”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市场价格，我们为什么还要保留“转形”之前的理论而经过这样一种不必要的迂回呢? 其实，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和生产价格理论反映的不同经济关系讲的再清楚不过了：“当供求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的时候，当商品是资本的产品的时候，供求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前提，因而是和单纯的商品买卖完全不同的复杂化了的关系。”[7]217 价值的本质规定是由私人劳动转化而来的社会劳动。只要私人劳动还不是直接社会化的劳动（比如共同体当中的个人劳动），而且也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实现自给自足，还必须通过与其他人进行交换来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按照价值的本质规定，这种价值关系已经包含了“迂回”的必然性。 然而，私人劳动的社会化在不同的经济关系当中会采取完全不同的（价值）形式。这时，生产和交换的社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对于价值形式就具有决定作用。然而，即使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最优秀的古典经济学家也都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了价值量的分析上面，而“把价值形式看成是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 性。”[1]98

图为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大卫·李嘉图

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商品形式或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一般的形式。然而，比较简单商品流通形式和资本的流通形式可以发现二者存在根本的不同。商品的价值在简单流通中采取的形式（货币）只是充当交换的媒介，运动一结束就消失; “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值”。[1]173，174由此可见，价值形式在简单（纯粹）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是不同的。人们通常理解的劳动价值论可以称为狭义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是反映简单商品经济中的价值关系的学说。（注释④） 简单商品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生产资料归商品生产者私人所有（在极端的情况下也可以是生产资料对所有人而言是无主物），生产者既是所有者又是劳动者。 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讲，简单商品经济是一种“自我雇佣”的劳动制度。斯密关于猎人和渔夫的交换理论，事实上就是以这种生产和交换条件为基础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洛克的财产权利学说背后也隐含着性质相同的社会条件，即每个人对生产资料——在洛克那里表现为最初是无主物的土地——的占有以不破坏其他人从事生产的机会和权利为条件。[12]我们把这种所有制关系的表现形式称为劳动者具有完备的 “自生产权利”。 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制关系是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为基础建立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度，劳动者完备的“自生产权利”被资本通过竞争和流动实现的平等的支配劳动及其产品（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权利所代替。 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价值形式不再是以商品价值作为交换的基础，而是以资本获取的生产价格（成本+平均利润）作为交换的基础。

由于背后的所有制关系性质不同，反映的经济关系也不同，劳动价值论和生产价格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当中是不能互相代替的， 因此，也就不存在“迂回”和一个理论取消另一个理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