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特森 | 照自己的意愿一息尚存，也好过听从别人的安排，虚张声势地过着浅薄生活

珍妮特·温特森，当代最好也是最有争议性的作家之一。1959年，生于英格兰的曼彻斯特。自小由坚信宗教的夫妇收养。当时家中有六本书，其中《亚瑟王之死》激发了温特森对书本和写作的渴望。1978年，温特森与一个女孩相爱，离家出走。她在殡仪馆、精神病院等地留宿打工，但仍以全A的成绩考进牛津大学英语系。代表作品有：《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苹果笔记本》、《激情》、《给樱桃以性别》、《写在身体上》、《守望灯塔》、《世界和其他地方》。2006年，温特森以其杰出的文学成就被授予英帝国勋章（OBE）。

2011 年，出版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

今天向大家推荐她的这本自传。 阅读这本书，你会发现，《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不动声色的幽默，其实是作家真实伤痛的保护色，温特森开放且坦诚地剖析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受伤的童年往事、压抑痛苦的少年生活，是之后的人生中走不出的阴影，也意味着磨砺和成就自我的可能。正如《泰晤士报》中所说：“也许她曾经有机会可以既快乐又正常，但那就不是珍妮特·温特森了。”温特森走出创伤的阴影，用勇气、爱与写作锻造自我，正如温特森在书中所说：“无论多么贫乏，仍要爱生活，无论怎样寻找爱，也要爱自己。不是用自我为中心的方式，那将会与生活和爱背道而驰，而是以鲑鱼一般的决心逆流而上，无论水流多么汹涌，因为这是你的河流。”这是一本感人至深的回忆录，一本充满勇气与力量的成长之书，更是一本充满启发性和智慧的人生之书。

和所有孩子一样（不论是领养的还是亲生的），我们必须活出些她未竟的人生。我们要为父母做这件事，我们其实没什么选择。

如果你是个孤独的孩子，你会找一个想象出来的朋友。

她是个如此孤独的女人。一个渴望有人懂她的孤独女人。我想，如今我真的懂她了，但为时已晚。

她的宿命论如此强力。她是她自己的黑洞，吸进了所有的光。她由暗物质组成，她的力量隐匿无形，只能通过它的效应感知其存在。

难过有那么多小孩从未得到看顾，因此未能长大。他们会变老，但无法长大。长大需要爱。如果你幸运的话，爱会在以后到来。如果你幸运的话，就不会朝挚爱脸上打去。

我自幼便学会隐蔽。藏匿我的心。掩饰我的想法。自母亲决意相信我躺的是“错误的婴儿床”时起，我的一切行为都坚定了她这一信念。她警惕地注视着我，留心是否有被魔鬼附身的迹象。

惩罚没有修正我的行为，倒是使我恨他们，不是一直都恨，而是无助的人心怀的仇恨；一种涨而又消的恨，逐渐成为我们关系的基础。

有家可离时，才可能离家。这种离开从来都不只是地理或空间上的分离；它是情感上的分离，无论你希望与否。无论你坚定还是矛盾。

对于流亡者和流浪者而言，要安置自己，关键坐标的缺失有着严重后果。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缺失必得到处理，或以某种方式得到弥补。最糟时，一个名副其实的失所之人，不知哪一条路向北，因为没有真正的北方。没有罗盘指向。家远非遮风避雨之所而已，家是我们的重心。

我喜爱猫时常在门口半进半出的样子，既有野性又驯顺，我也是，既有野性又驯顺。我是驯养的，不过只有在门开着的时候。

我们离开原生家庭，即使在今日，也远远不只是提一个皮箱走出屋子。

在渐渐微弱的火光钱，他马上就睡着了，我坐在他身边，对他讲话，告诉他，要是我们能早一点做对的事情就好了，不过我们到底还是做了对的事，这很好，让人高兴。

苦难是她的铠甲。渐渐地，那成了她的皮肤。于是她无法脱下。她没有止痛药，在痛苦中死去。

我从未希望寻找生身父母——一对父母已令我感觉不幸，若有两对便是自毁。我对家庭生活一窍不通。我完全不知道可以喜欢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父母可以爱你爱到让你做自己。

驱魔仪式后我进入一种缄默的苦闷状态。我常带着帐篷去菜地边上睡。我不想靠近他们。父亲不快乐。母亲很错乱。我们像是各自人生的难民。

有时候事情会非常不如意，使你奄奄一息；有时候你了解到，照自己的意愿一息尚存，也好过听从别人的安排，虚张声势地过着浅薄生活。

那个标记“现在位置”的箭头是你的第一个坐标。人在幼年时有许多无力改变的事。但你可以打点行囊，准备上路······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明白，寻获与丧失、遗忘与记忆、离去与归来从未停止。生命的全部即关乎再一次机会，我们有生之日，直到最后一刻，永远都有再一次的机会。

我发现，理智的做法只有在做很小的决定时才有效。至于改变人生的事情，你必须冒险。

我不想撤离生活。我爱过生活。我爱生活。生活对我而言太珍贵，不能不活得充实。我想：“如果我无法生活，我就必须死。”

当我们活在一个机械化的世界时，时间才真正上了锁。于是我们成了照表行事的人和时间的仆人。如同生命中的其他事物一样，时间被标准化了，变得雷同。

对一个人而言，没有意义的一生，也毫无动物自然的尊严；我们不能只是吃、睡、狩猎和繁殖，我们是追求意义的生物。

与生命共同生活很难。大多时候我们在全力扼杀生命，活得驯服或恣意。变得镇静或暴怒。不同的极端有同样的影响：将我们隔绝于生命的热烈之外。

我是个女人。我是个工人阶级的女人。我是个希望能毫无愧疚、不被取笑地去爱同性的女人。正是这三件事构成了我政治观念的基础，而不是工会或左派男性所理解的阶级斗争。

我想：“如果我不能也无法停驻在原地，那我将倾尽全力前行。”

有时候，我们心中往往有既多变又强大的部分——那高涨的愤怒能够毁掉你和他人，有倾覆一切的势头。我们无法与强大又暴怒的那部分自己协商，除非我们教它变得老实，意即把它塞回瓶中，证明谁才是掌权者。这不是压制，而是找寻一个容器。

离开心理的某处比起离开物理的某处，耗费的时间要长得多。

心灵比意识之所能聪明得多。我们将事情深深埋藏，深到不再记得有事被埋藏。我们的身体记得。我们的神经状态记得。但我们不记得。

我们衡量疯狂的标准一直在变化。比起历史上任何时期，或许我们现在对疯狂的容忍度是最低的。没有余地疯狂。关键是，没有时间疯狂。

发疯需要时间。清醒需要时间。

有许多事我们无法说出口，因为它们太过痛苦。我们希望能说出口的事情会抚慰余下未说的事，或以某种方式平息它。故事是弥补。

伤口是象征，无法被简化为任何单一的解释。但受伤似乎是生而为人的线索或关键。其中有价值，也有痛苦。

分娩本身就是伤口。女性每月流的血曾具有神奇的意义。婴儿闯入世界，撕裂母体，而孩子幼小的头骨得以保持柔软和脆弱。孩子是愈合，也是割裂。是失去与寻回的地方。

自有伤口以来，我一生都在努力。要治愈它，代表着结束一种身份——定义我的身份。但愈合的伤口并非消失的伤口。永远会有伤疤。我会借着伤疤得到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