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历史，不止是新战胜旧，先进战胜落后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青年研究员、ECNU-UB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城市史，著有《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天下为学说裂》等。

撰文 | 解玺璋

近代中国转型特色

对思想和文化力量的重视

作者从繁杂的历史表象中拎出“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两个关节点，并由此追问表象背后的多种欲望和动机，以及蕴含其中的深层矛盾和内在冲突。他注意到，近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有个十分显著的特色，表现为对思想和文化力量的重视乃至迷信。

胡适在谈到辛亥革命时就曾表示：“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然而，胡适所言，只是描述了众多历史面相之一种，而瞿骏在书中所探讨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则呈现出丰富的多重复杂的面相。

它固有谭嗣同所言“冲决网罗”的一面，这里所谓“网罗”，便是儒家三纲所编织的家国共同体。而随着西学新知的大量涌入，特别是先知先觉者借助书籍、报刊、演讲的大肆鼓吹，读书人前程、性命所系的旧学受到极大冲击，于是出现了“道出于二”的现象，儒家圣贤的道理不再是他们所追求的唯一的正道和大道，所谓“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也即美籍学者张灏所说，“与政治秩序解体相伴而来的是深重的文化危机”。

这种“文化危机”或曰政教危机，它对每个读书人的影响，以及所产生的后果，是千差万别的。在这里，瞿骏把目光投向传统精英群体之外的青年学生和地方读书人，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在新旧交替、“交互激荡”的历史情境中，他们是如何塑造思想文化革命的形态，同时又被思想文化革命所塑造的。

自清末民初以来，学生群体的命运遭际尤为可观、可思、可叹、可怨。如上所言，一方面，甲午之后不断加深的亡国灭种的压力，使他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焦虑和紧张；另一方面，由于固有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崩解，不可避免地在年轻学子们的心里引起了骚动不安。这种“不安”所透露的恰恰是这些读书人对“道出于二”的困惑和选择的两难。

他们未始不知道，新学带给他们的，绝非他们所想象、所期待的。但在公开场合，几乎没人反对，变革在中国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不仅要变，而且要大变、快变、全变，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孔子及其思想，乃至旧的教育体制。中国的贫弱、落后，民众的愚昧、奴性，都要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承担责任。

于是，清末的改革新政，始于弃八股，改策论，继而废科举，办新学；至于民国，乃以求新知为理由，在教科书中，以白话取代古文，以知识取代读经；至“五四”运动兴起，主张与传统实行彻底决裂，更给了人们怀疑一切定见，重估各种价值的勇气和信念，非孝反孔、家庭革命、男女平权、个人自由，遂成为流行的时尚。

“进退失据”说的是近代中国一方面是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勃然而起，看似莫可匹敌；另一方面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再如何强大，总要遭遇那些“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那些条件与思想文化的力量相碰撞，遂在近代中国转型中表现为多重具有相当紧张性的历史面相。

《花落春仍在：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困境与新路》
作者：瞿骏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12月

通过民族主义、读经争论、私塾改良等话题切入与讨论，并由这些断面来看待“花落春仍在”的中国近代史。

进退失据

青年学子和读书人的命运处境

这种情形往往被看作是清末民初历史进化的主流，其进步性显然是不容置疑的。但瞿骏通过对转型时代青年学子生活史的深入研究，却敏锐地发现，思想文化革命暨社会政治变革并不必然地给大多数学生带来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他们的前途不仅没有希望，反而会有绝望感。这是因为，新的学堂建制较旧的科举建制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更加壁垒森严的等级结构，而这个结构的突出特点即“求学为富人所独占”。

如果说，旧的科举时代，贫寒子弟通过刻苦读书仍有上升机会的话，那么，自民初至“五四”，甚至连留学生都尝到了前途渺茫的滋味，更遑论乡村或城乡交界处乃至北京、天津、上海之外其他城市的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能够充当小学教员就谢天谢地了，尽管工资低，待遇差，无书可看，改变境遇的希望几近断绝。

尤为“悲催”的是，以往那些由生员、童生转化而来的三家村塾师，在乡村社会至少还具备维系社群关系与日常礼仪、传习应用文牍与应用规范、导人从善、祛除罪恶等多种社会功能；而学堂学生成为乡村教员后，学堂所学与城市生活对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不能有益于乡村社会，使之获得思想文化的启蒙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的更新，反而造成了他们与当地精英和民众之间的疏离，乃至冲突，这恐怕是思想文化革命的倡导者始料所不及的。在这里，作者借他人之口而感叹：“是以民权主义之精神，而得阶级教育之结果也。”

书中对清末民初生活在江浙地区地方上的读书人，如温州瑞安的张棡、苏州吴江的柳兆薰、常熟桂村的徐兆玮，以及杭州的凌独见，都有极详尽而周到的个案研究，再现了被时代大潮所裹挟的小人物——作者称之为“失语者”和“边缘人”的命运遭际，从而更深入地透视了这个群体的渴望与无奈，追求与失落，焦虑与困惑。

科举废除后，他们这些“后科举时代”的地方读书人，由于传统的上升通道被阻断，只有借助“新学”，才能为其提升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这是他们与“新学”建立的基本关系模式。杭州凌独见的人生轨迹最突出、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凌氏名荣宝，浙江衢州江山县溪滩乡人，一说其眇一目，故号独见；而另有一说，由于他以一人之力创办《独见》周刊，所以名之。有研究者把他归入“民国初年那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但又想上升到精英层次的边缘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所以倾心于新文化，看重的只是新文化所具有的使其“社会上升”的功能，以及远离故土，走向全国舞台的可能性。为此，他们有时也会表现得很激进，如凌独见作《非孝》，但与其说这是一种思想观念之争，不如说是为了吸引社会关注，积累自身声名罢了，犹如当下有人为了点击量而故作姿态。

瞿骏对其命运的悲剧性看得很清楚，他言道，他们获得的新知识以及“新武器”越多，离开他们原本安身立命之处就越远，而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也只能是各种未来替代性归宿的幻影。于是，他们也就成了梁启超笔下“过渡时代”两头不到岸的那批人。当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们亦只能喟叹：“究之所得，新学尽是皮毛，久之皆脱落而不能附着，徒使旧学日荒，非所谓邯郸学步，失其故步者欤？”事实上，这种困局，时至今日，尤难索解。而值得庆幸的是，瞿骏以自己的方式，把这个长期以来被遮蔽的问题提了出来，则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