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旭东（1933.6-2024.6.30），江苏丰县人，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1958年从山东大学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为支援大西北建设，先后在甘肃教育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等课程，任教研室主任。

1983年至1991年调任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兼任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理事，先为副教授、后晋升为教授，担任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两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并主持全国高教古委会重点科研规划项目《柳宗元集校注》，为山东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点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92年起为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甘肃省监察厅特邀监察员、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农工民主党甘肃省委员会经济、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理事等。

先后撰写、主编、参编和校注的专业著作有《战国策选译》、《历代辞赋鉴赏辞典》、《二十六史精粹选译》、《古诗海》、《先秦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等十余部，发表各类学术文章五十余篇，有些获得了国家科学奖励。退休后，仍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工作。

风雨六十载，丹心系陇原 —— 《陇上学人文存·霍旭东卷》编选前言（上）

丁宏武 国学茶座 2019-10-08 10:33

2016年1月，《陇上学人文存·霍旭东卷》的编选正式启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编选工作基本完成，现就霍先生的学术经历、学术成就以及本次编选情况谈谈个人的认识和体会。

一

霍旭东，男，汉族，1933年6月生，江苏丰县人。1952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后留校攻读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文史专家高亨教授学习先秦两汉文学。1958年研究生毕业后，响应祖国号召，自愿报名支援大西北经济文化建设，由国家高等教育部分配甘肃工作，先后在甘肃师范专科学校、甘肃教育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任教，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与《文选 》及习作等课程，历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等职务，依次晋升为助教、讲师和副教授。“文革”初期受到冲击，后又任甘肃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副组长、甘肃师范大学泾川疏散点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并为平凉地区培训中小学教师。1981年初，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的指示，由母校山东大学师友推荐，协助殷孟伦教授筹建《柳宗元集》校注组，组织安排编写人员，收集编排文献资料，起草和修订编写体例和工作计划。1985年夏，正式调入山东大学，后任该校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兼任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理事，1991年晋升为教授。其间，被聘为山东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两专业硕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编委、《柳宗元集校注》副主编。1992年初，霍先生再次回到西北师范大学，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1995年退休后，仍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工作。

自1958年参加工作以来，霍先生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他从教四五十年，先后讲授过 《文选》及习作、《大学语文》、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先秦两汉要籍导读、先秦诸子、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诗经与楚辞、汉魏六朝辞赋、柳宗元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古籍整理实践、文史工具书要籍导读及使用等十几门课程，招收和培养了七届硕士研究生，其中很多研究生后来成为山东大学、西北师大等高校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退休后，受本校及其他学校的邀请，霍先生继续为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以及函授生、自考生等不同层次的学生授课，直至2011年重病住院，他才告别了自己坚守了半个世纪的神圣讲坛。五十多年来，霍先生在高等院校传道授业，辛勤耕耘，桃李遍天下。他讲授的课程受到历届学生的普遍欢迎，霍先生也因此先后多次被甘肃师范专科学校、甘肃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等学校评为优秀教师或先进个人。

在教学科研工作之余，霍先生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理事、顾问，甘肃省监察厅特邀监察员，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甘肃《四库全书》研究会常务理事，甘肃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性职务，在众多学术领域发挥专业特长，服务地方文化建设。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霍先生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和古籍整理研究等领域，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他博览勤耕，修书立说，迄今为止，各种撰述已逾300余万言。先后撰写、主编、参编和校注了《战国策选译》《历代辞赋鉴赏辞典》《历代辞赋评注（宋金元卷）》《先秦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权德舆诗文集》《古诗海》《柳宗元大辞典》《二十六史精粹今译》等各类专著 10余部，在《山东大学学报》《古籍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等刊物发表各类学术论文80余篇、诗文鉴赏60余篇。由他主编并参与撰写的《历代辞赋鉴赏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初版，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1年8月修订重印）曾是20世纪90年代最系统、最完备的一部辞赋选注本，被评为华东六省一市优秀文艺图书一等奖、第七届全国“金钥匙”图书优胜奖、甘肃省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霍先生长期在条件艰苦、资源有限的甘肃默默耕耘，为甘肃的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他的相关情况，《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学者名录》《陇上社科人物》等都有介绍。《社科纵横》1994年第6期刊发了李润强撰写的《霍旭东教授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文，专门介绍了霍先生的学术经历及学术成就，不仅使先生的事迹广为传播，而且也使先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和赞誉。

二

作为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的优秀毕业生，霍先生师出名门，学业基础深厚，其学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本次选编的30篇论文，比较全面地体现了霍先生的治学思路和研究方法。其中有关于春秋战国社会变革及史料研究的论文共5篇，关于柳宗元诗文系年及学术研究的论文共6篇，关于古籍整理学学科建设及研究方法的论文共3篇，关于陇右典籍及敦煌藏经洞的论文共2篇，关于两宋赋及金元赋的文献述评共2篇，关于文艺创作中的“灵感”及文艺鉴赏中的能动作用的论文共2篇，关于诗、赋、文、小说的鉴赏文章共6篇，关于高亨、殷孟伦、李蒸的回忆述评及山东大学堂的筹建历史等论文共4篇。这些论文并非一时一地之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霍先生的学术历程及学术成就，为我们深入了解和学习霍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编选过程中，我们根据所选论文的内容，将所有论文大致划分为五大类：一是关于先秦史传散文的研究；二是关于柳宗元及其诗文的研究；三是关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相关论述；四是关于文学创作及文学鉴赏的相关论述；五是关于治学方法及学术传承的回忆述评。

就本次选编的论文来看，霍先生学术兴趣广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陇右地方文学文献以及文学理论等学术领域都有所建树。但总体来看，其长期关注的重点在柳宗元、《战国策》和古籍整理等方面。

霍先生关于柳宗元的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当时山东大学殷孟伦教授负责《柳宗元集》 汇校 集注集评的整理工作，霍先生协助此事，负责人员安排、资料收集、编写体例、制订计划等工作。 殷先生去世后，霍先生曾担任此项整理工作的副主编，负责具体工作。此后因调离山东大学以及疾病困扰等原因，此项工作遂致搁浅。后经先生协调，该课题经高校古委会批准立项，由西北师范大学尹占华教授负责完成，最终成果《柳宗元集校注》于2013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该书出版后产生较大的学术影响，霍先生昔日的宏愿终于成为现实。尽管如此，在霍先生负责《柳宗元集校注》的工作期间，对柳宗元的诗文用力甚勤，成果也相当丰硕，重要著述就有《柳文系年订正》《柳文系年补正》《柳文系年拾零》《柳宗元柳州诗文谱》等。关于柳宗元的生平、仕历和写作，《旧唐书》《新唐书》皆有传文记载和论述，但均语焉不详。在柳氏诗文的历代注释中，虽间有言及，但也是片鳞只爪。宋人文安礼曾作《柳先生年谱》，考查世系，叙录生平，编系诗文，大有开创之功。惜其过于简括，诗文系年也漏误甚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施子愉先生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广泛辑录，详加考核，撰著《柳宗元年谱》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是当时较好的一部柳氏年谱，经常被相关学者参考、引用。但其中的诗文系年，仍有不少疏略和讹误。因为参加《柳宗元集》的校注工作，霍先生在文安礼、施子愉的基础上，在柳宗元诗文系年方面做了大量的补充订正工作，先后撰写六十余条学术札记，分别发表于《古籍研究》（1986年第2期、1987年第1期）、《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等刊物。霍先生从作品的实际出发，用大量原始文献材料对许多或莫衷一是，或前人考察漏误，或无法系年的诗文作品进行了精审的考辨和论述，纠正了前人研究的舛误，大大推动了柳宗元诗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同行专家的好评。其中的很多考订，因为精严详审，可成定谳。本次选录的二十五条，题名《柳宗元诗文系年订补》，对《贞符并序》《驳复仇议》《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并序》《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等作品的作时详加考证，补充纠正了文安礼《柳先生年谱》、施子愉《柳宗元年谱》的漏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据史书记载，柳宗元于元和十年（815）至元和十四年（819）任柳州刺史，期间诗文创作丰硕，《柳宗元柳州诗文谱》一文，在施子愉《柳宗元年谱》的基础上，以柳宗元诗文所反映的史实为线索，先列当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次及柳氏及其亲友行踪，后缀以当年所写诗文，对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期间的主要行迹及作品作时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深入研究柳宗元在这一时期的特殊心态及文学成就奠定了基础。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是柳宗元写的一篇赠序文，虽然是一篇仅仅三百多字的短文，但是关于此文作时以及被送的“元十八山人”到底是谁等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考辨》一文中，霍先生以宋人韩醇的一段提示性的“题解”为线索，对此文的文本内容及作时展开详细考辨。论文首先考查了韩醇所说、韩愈所批评的《送元生序》是否就是《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然后考查了韩愈在《赠元十八协律》一诗中所提及的“赠子篇”，是否就是这篇《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最后又进一步考查了白居易《游大林寺序》中提到的“元集虚”是否即他诗中提到的“元十八”，这位“元十八”是否就是柳宗元送行的那位“元十八山人”，是否就是韩愈贬潮州旅途中遇见的那位“元十八协律”等一系列问题。文章经过详细考辨，认为柳宗元送的“元十八山人”，并不是韩愈遇见的“元十八协律”；白居易送的那位“元十八”，才是韩愈遇见的，而白居易所说的“元集虚”，并不是“元十八”。由于古人常以郡望、行第相称，后人没有从时间、史实上深入考查，所以把他们几个人弄混了，以致在相关问题上众说纷纭，难有定论。霍先生的考辨，廓清了千年迷雾，还原了历史真相，功莫大焉。

《道州文宣王庙碑》一文的写作年代，同样也是一个一千多年来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从宋人的校勘、注释，到今人的研究、系年，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中华书局 1979年出版的新校点本《柳宗元集》关于此文的校勘，也出现了明显的失误。20世纪80年代以来，尹协理、雷运福以及霍先生本人都先后撰文探讨过这一问题，然而最终解决这一难题的，还是霍先生的《再谈〈道州文宣王庙碑〉的写作年代》一文（原刊于《零陵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文章在详细考辨《道州文宣王庙碑》及《道州毁鼻亭神记》两文的文本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唐人于春秋上丁吉日祭孔的礼俗制度，钩稽吕温、刘禹锡以及柳宗元本人的诗文中与薛伯高任道州刺史相关的历史信息，推断“薛伯高为道州刺史的时间，最早不过元和六年，最晚不过元和末年”，在此基础上，认为“薛伯高元和七年刺道州，明年即元和八年二月丁亥（二月初三）祭旧庙，元和九年八月丁未（闰八月初三）祭新庙，于柳‘碑’记述、于唐时释奠祭孔例用仲春、仲秋上丁吉日都相符合。可见，《道州文宣王庙碑》作于元和九年，而《道州毁鼻亭神记》则作于元和七年是没有大问题的”。文章对导致这一学术疑案的原因也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柳宗元《道州毁鼻亭神记》《道州文宣王庙碑》的原文有误，再加上宋人韩醇注释的误导以及后人错误的校勘，致使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彻底解决，成为柳宗元研究史上的千年疑案。“功夫不负有心人”，霍先生的有心与执着，使这一学术疑案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除了精严详审的文史考辨外，霍先生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还涉及宏观的思想倾向方面的研究，《柳宗元与儒学》一文，针对“文革”期间柳宗元被认定为“有唐三百多年间最大的法家思想家”的论调，结合柳宗元的家世背景、理想抱负以及诗文作品，对柳宗元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其与儒学的关系重新进行反思和考量，认为“柳宗元既是儒家儒学的尊崇者、信奉者，又是儒家儒学的革新者、改造者”，“柳宗元是一位儒家学派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说柳宗元是什么‘法家思想家’云云，简直就是无视柳宗元自己文章客观存在的闭目臆说！”这些观点，显然是在全面考察和冷静反思之后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的文章备受历代学人推崇，韩愈即称赞柳氏之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谈〈段太尉逸事状〉的写作》一文，对柳宗元的名作《段太尉逸事状》的写作过程、史家笔法、剪裁叙事以及严谨雄健的文章风格进行了全面精当的分析论述，为如何深入解读和赏析柳文提供了范式。

按照原定的研究计划，霍先生曾着手撰写《柳宗元诗文系年考释》一书，以期对柳氏诗文作一次总结性的梳理和考辨，后因整理校点《权德舆文集》、参与编撰《柳宗元大词典》等工作，此书在初稿基本完成的情况下长期搁置，最终因为疾病困扰未能完成，遗憾至今。

风雨六十载，丹心系陇原 —— 《陇上学人文存·霍旭东卷》编选前言（下）

丁宏武 国学茶座 2019-10-10 10:55

三

霍先生关于《战国策》的研究，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根据先生自己的回忆，早在 60年代，高亨先生即要求霍先生抽出两三年时间集中研读《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历史著作，以便为当时因政治运动影响而比较仓促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补课。在1973年8月21日的来信中，高亨先生又一次敦促霍先生整理《左传》或《战国策》，并且要求先搞译注，再进行综合研究。但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一研究计划也搁浅近十年，直到80年代后，霍先生才着手开展《战国策》的选译、选注和研究。除撰写了《战国策选译》等专著外，还发表了《〈战国策〉的成书及对其史料的再整理》《宋元时期整理〈战国策〉的巨大成就——兼对鲍彪整理〈战国策〉再评价》《〈战国策〉和它的思想艺术》等一系列重要论文。自《战国策》成书以来，无论是对它的辑录、编撰、整理，还是对它的校注、考辨、研究，都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对它的再整理。《〈战国策〉的成书及对其史料的再整理》一文，对两汉魏晋时期刘向、延笃、高诱、乐资、孔衍等人对《战国策》的整理、注释及改编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客观评价，认为尽管这一时期的整理研究尚属草创阶段，但为该书在后世的流传以及宋元明清时期的深层次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宋元时期整理〈战国策〉的巨大成就——兼对鲍彪整理〈战国策〉再评价》一文，对宋元时期曾巩、孙朴、姚宏、鲍彪等人整理校注《战国策》的情况及各自的成就贡献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评述，尤其对颇受后人非议的南宋鲍彪重编新注本的贡献和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战国策》经过鲍彪的再整理，使原来比较杂乱的历史资料变得有条理性，使原来国别体的杂史中兼有了编年体的新特点。特别是他把校勘、考辨、编年、注释、重编和评论熔为一炉，就使历史文献学研究与战国历史研究结合了起来。大量的新注，丰富了《战国策》的史料内容；考辨史实，编排史序，增强了《战国策》的系统性；参考群书、遍作新注，使原来的艰涩难通之处化为平易。因此，在《战国策》整理史上，鲍彪是一次新的开拓和突破，其贡献是卓著的”。以上两文互为照应，对汉魏六朝、宋元时期两个阶段《战国策》的整理情况进行系统评述，对鲍彪等人整理《战国策》的学术成就予以客观公允的评价，从而为读者深入了解《战国策》的成书情况、版本源流等问题奠定了基础。由于《战国策》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其中的史料重复错乱较多，所以长期以来，关于此书的史学价值和艺术成就，学界重视不够。有鉴于此，霍先生的《〈战国策〉和它的思想艺术》一文，结合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对《战国策》的原始材料及作者的身份作了比较翔实的探讨，认为“与其说《战国策》是一部史书，毋宁说它是一部具有文学性质的历史故事集”，在此基础上，对《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不仅合理解释了历代优秀作家学习、继承《战国策》写作技巧和文章风格的主要原因，而且肯定了《战国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从大文学观的角度对《战国策》提出了新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霍先生对《战国策》的研究，并非孤立的个案研究，其中贯穿着他对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变革的深层思考。本次选录的《由姜齐到田齐——谈齐国的社会变革》《〈春秋〉〈左传〉记事的迄止年代》两文，就是他在这方面潜心研究的优秀成果。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以齐国的社会变革为例，对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进行了深入论析，并对《春秋》《左传》记事的迄止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都为客观深入地探讨《战国策》的成书背景及史学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籍整理学和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方法，也是霍先生极为重视的学术领域之一。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古籍整理研究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古籍整理研究工作， 1958年成立了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负责统筹安排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并且组织史学界专家校点“二十四史”。“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不仅下达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而且于1983年9月成立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具体筹划、安排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各省市也纷纷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各高等院校也相继调配科研力量，成立了一批古籍整理研究所(室)，短短几年的时间，古籍整理研究界已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关于古籍整理的学术价值以及学科建设等问题，当时仍然存在很多认识方面的误区，古籍整理研究事实上成了“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干不了”的行业。霍先生的《中国古籍整理学学科建设刍议》《再谈中国古籍整理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等文章，就是针对以上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霍先生认为，古籍整理学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是文献学理论与方法的具体实践。“古籍整理学应该是一门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结构庞大、能够相对独立的学科”，应该根据实践现状和发展的需要，分别研究和建立古籍目录学、古籍版本学、古籍校读学、古籍注释学、古籍今译学、古籍编选学、古籍辑录学、古籍考辨学、古籍检索学、古籍印行学等分支学科。只有把古籍整理学的学科基础和它的分支学科研究建立起来，古籍整理学才能具有相对独立而完整丰富的学科体系。这两篇文章系统地探讨了古籍整理这门学科的性质、内容、范畴、体系和方法，具体提出了建设的设想和措施，并明确地指出了新时期建设和发展古籍整理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得到国内同行的称誉和赞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二十多年古籍整理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霍先生当时的建议和设想，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行性，随着刘琳、吴洪泽著《古籍整理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许逸民著《古籍整理释例》（中华书局2011年版）等相关论著的问世，古籍整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更趋科学完善，霍先生当年的设想也逐渐变成了现实。古籍整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有具体的方法作支撑，才有可能发展完善。在《干支纪时与古籍整理研究》一文中，霍先生从古代的干支纪时入手，提出了利用干支纪时的原理、特点、方法和规律进行古籍整理的一种途径和方法，他结合自己参加《柳宗元集》校注的实践经验，具体说明了利用干支纪时的原理和方法进行古籍整理研究的有效可行，对于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