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悖论：家庭主义东亚社会的个体化
尽管许多韩国、日本和中国学者都明确地指出,这三个国家的传统家庭在结上和文化上都不尽相同,而且与此相连的宏观特征在三个国家也有巨大差异,但西方观察家仍通常想当然地将家本位视为东亚社会的共同特征。传统东亚社会似乎就是不同形式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近来，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是,东亚社会正在经历一些共同的家庭衰退或个体化的不良症状。突然之间,在比较社会学(和人口学)的研究中,东亚社会的共同特征就成了家庭衰退而不是家本位。更准确地说,
现代东亚人通常过着家本位的日常生活,但因为东亚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或第二次现代性)衍生出来的各种结构性条件使得这种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在国际人口学研究中,诸如超低生育率等现象已作为东亚社会的共有特征讨论。东亚社会学者们自己也在家庭形态变迁和居住安排等方面开展了比较研究,通常得出的结论认为,
东亚各国在结婚年龄推迟、单身、家庭解体和老年人单独生活等方面有相似的共同趋势。然而,与此同时,细致的观察显示,东亚社会对家庭价值和关系的忠诚仍然存在。
相类似地,很难彻底而有说服力地说明东亚的个体化——无论与西方的个体化相似还是不同——已经是一个深层次的观念过程。非常悖谬的是,
家庭主义持续的东亚呈现出许多我在这里称之为去家庭化和(规避风险的)个体化趋势。
我据此认为,东亚的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的根本特征是被
“无个体主义的个体化”
这一悖谬过程所支配的。东亚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是高度压缩的,经历着时间和空间上的浓缩式的变迁,是一个糅合了迥然不同的历史和空间元素的复杂体。东亚的家庭非常成功地发挥了承载这种压缩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接收器的功能。
也正是因为东亚家庭在承载压缩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上的成功,东亚家庭变得功能超负荷,充满社会风险。
东亚人发现,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全面重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以及个人的生命历程。因为其他现代组织,如国家、工业经济、工厂、工会学校和福利制度逐步变得无力缓解家庭重荷和这种两难困境,家庭和个人不得不担负起在生育、婚姻和生活安排方面的剧烈转变。于是,
个体化在没有形成个体主义的精神和文化基础的情况下发生了。
二、压缩现代性、家庭变迁和个体化
压缩现代性是指一种社会情境,在这个情境中经济、政治、社会或文化以一种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高度压缩的方式发生变迁,因为这些相互完全迥异的历史元素和社会元素的变动同时存在,从而建构和重构了一个高度复杂和流动的社会体制。这个概念首次引用是为了说明当代韩国独特的现代性，一方面,韩国正在史无前例的短时期内经历资本主义式的工业化、经济增长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 (如农民向工业工人的转变)以及民主化。另一方面,在个人社会和政治等诸多方面仍具有鲜明的传统和/或本土特征。这些经历和特征不全是韩国独有的，而在许多其他(前)后发国家中已经或正在显现。
压缩现代性在人类生存的各个层面都有体现——比如,个人、家庭次级组织城市空间和社会单元(包括市民社会、国家等)。在每个层面,为了与社会其他部分保持正常的整合,人们的生活都被安排得极度紧张、复杂而又无序。这在当前国际上越来越受欢迎的韩国戏剧和电影中有充分地说明。也就是说,压缩现代性作为一种文化基础促成了所谓的“韩流”,这一概念/理论经常用在对韩国戏剧和电影的国际研究中，而这方面的研究近来在迅速增多。
韩国家庭关系和个人生活状况可以被理解为既是压缩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压缩现代性的后果。
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和工人阶级数量的爆炸式速度发展,对教育的极度追求,以及福利保障的私人化,韩国人高度以家为本位的生活陷入了结构性困境。有趣和悖谬的是,这种家庭的社会私人化反过来导致了去家庭化趋势——比如,结婚年龄延后、不生孩子、生育率下降和离婚,这些现象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这些趋势被视为去家庭化的特征,但并不必被视为个体化的特征,因为它们似乎折射的是曾经的家庭关系的重要性以及韩国人生活的价值观。人们只是缩小、推迟或重塑了家庭生活的有效范围(the effective scope of family life),因为他们的意图是紧紧抓住家庭而不是丢弃家庭。
最近几年,家庭面临严重的制度威胁,威胁来自以全球化、去工业化、信息化风险世界化、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等多元趋势为特征的彻底全新的世界。这些趋势被贝克(Beck)称之为“第二次现代性”。贝克认为,在第二次现代性之下,第一次现代性的社会设置对社会和个人都突然失灵和失效。国家、政党、市场经济、福利制度、学校、工业企业以及家庭,这些人们曾经习以为常的制度设置在世界范围内逐渐不可逆转地式微。个人因此也逐步发现必须重新设计自己特有的个人行为、追求和生存方式。
因为韩国是以一种压缩的方式进入第二次现代性的,韩国人没有得到保护来抵挡这些新力量。尤为甚者,韩国人逐步发现家庭难以履行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种功能。对于韩国人来说,家庭制度性的衰退不由得让人极为沮丧，因为韩国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安排是高度以家庭为中心的,即便是在这种可能要被称为家庭主义式的压缩现代性条件下。家庭制度性的衰退导致家庭关系从社会资源变成了个体风险。个体为了将这些(第一次和第二次)现代性中与家庭相连的风险隆低到最小,尽量扩展或退回到生活的个体化阶段。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规避风险的个体化趋势(risk-aversion
individualization)抬头和上升的原因。
这些不同层次的现代性和家庭/个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变迁模式并不局限于韩国。尤其是在东亚,日本和中国台湾有许多与韩国共同的现代性和第二次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与社会特征。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出现时期不同,但日本和中国台湾社会也同样具有以下症状:
现代性的压缩特质、浓缩式地向第二次现代性的转型，个人和社会生活以家庭为中心,急剧的去家庭化和(规避风险的)个体化趋势。
需要做简要的概念说明。本文所提出的去家庭化和规避风险的个体化——如果不总是在人口学特征上能相互区别的话——与其他个体化趋势,如重构式的、游牧式的、制度化的、人口学的个体化等,是有质的区别的。我将
去家庭化(defamiliation)界定为这样一种社会趋势,即个人通过有意识地控制家庭生活的有效范围和持续时间来尽力减轻社会再生产的家庭负担(去家庭化表明减少,而不是废除和丢弃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规避风险的个体化是指个人为了减小现代生活中与家庭有关的社会风险而延长或重回个体生活阶段。
重构式的个体化(reconstructive individualization)是指个体主动重新设计自己的生命历程和结构以便能自信面对(第二次)现代性,自我掌控个人生活。游牧式的个体化(nomadist individualization)是指个体反抗(第二次)现代性的不利社会力把自己从现代社会设置和结构(包括家庭、国家、工业经济、教育等)中脱离出来。制度化的个体化(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zation),(根据Beck和Beck-Gernsheim),是指一种趋势,即社会结构、服务和政策导致个体追求个体化的居住安排和生活方式。人口学的个体化(demographic
individualization)是指人口学方面的变化,如老年阶段的延长、空巢期的延长,导致个体独立生活的阶段延长。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去家庭化、规避风险的个体化和人口学的个体化发生之前,个体主义并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相反,重构、游牧和制度个体化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促进个体主义文化的确立。
三、家本位的(压缩的)现代性和去家庭化:制度化的家庭主义
贝克(Beck)和贝克-恩格斯海姆(Beck-Gersheim)为了系统解释西方现代性之下的个体化,仔细考量了宏观社会条件和家庭、个人的关系,他们认为:
个体化是一种社会状况，它的到来不是由个人自由意志决定的。套用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名言:人生下来就注定个体化。尽管很悖论，个体化是一种强制力,不仅强制个体去创新和调整个人的整个人生轨迹,而且要创新和调整与之相关的人际纽带和网络。同时,这种创新和调整是在不断变换参照体系和接连不断的人生阶段中进行的。要不断调整以适应劳动力市场、教育制度和福利制度等条件……在这里我们看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称之为“制度化的个体主义”……通俗地说,就是指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在很多层面都不得不面临以下挑战:你可能,也必须在曾经的家庭、部落、宗教、地缘和阶层纽带之外,过自己独立的生活;你必须在国家、就业市场、官僚体制等设定的新规则和指导内这样做。
进一步说，工业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民主政治和社会联系,甚至全球化都造成或迫使现代个人打算和过一种“依靠自己的生活”,意味着成就和风险都个体化了。因此,
个体化过程揭示出个体化本身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的社会变迁而不是文化或道德的变型。
个体化,作为一种个人生活的制度性重构,不是简单意味着一种家庭规范、规则、关系和影响在(量上)的减少或让渡。相反，贝克和贝克-恩格斯海姆认为,家庭内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前工业社会,家庭主要是一个需求共同体,由团结的义务来维系。然而,在当代社会，以个人为中心设计生活的逻辑逐渐占了上风。家庭更多地成为一种选择性关系，一种个人的联合,家庭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经验和计划,而且每个人都屈从于不同的控制、风险和限制条件。制度化的个体主义不可避免地要重构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和调整家庭的典型特征。
上述趋势与我们在韩国观察到的情况相去甚远。的确,一些西方个体化的历史性条件(如工业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关系的民主化、全球化)已经存在于韩国社会,这可能可以被描述为“个体化的家庭主义”。但是,一些其他的结构性因素(如公共福利的最小化、社会再生产的家庭责任化、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竞争)同时促进了所谓的
“制度化的家庭主义”
(institutionalized
familism)。因为物质和文化环境不断恶化,许多当代韩国人在多个维度上“注定要家庭主义”,所以他们必须上演绝望抗争的剧目,蒙受去家庭化的社会和人口学趋势。从这个角度看,个体化可能代表了一种解决方法,以应对韩国日益严重的人口和经济的微观社会可持续性的危机。虽然这还只是一种远在的可能性,但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揭示在韩国以压缩方式进入第二次现代性的过程中,各种危机可能正在把韩国社会引向这个方向。
生活在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许多不同的家庭意识形态,给人们赋予了复杂且通常相矛盾的角色和责任。儒家的、工具性的、情感性的以及个体主义式的家庭主义,以极度复杂的方式控制着韩国人的生活。每一种家庭意识形态都给韩国人的家庭生活和关系带来负担和风险,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又带来多种社会和心理张力。
国家大力鼓吹家庭主义,却在行为上没有支持家庭，这就加剧了家庭所承受的心理和功能困境。
尽管连续几任行政部门都使用家庭作为各种社会政策的核心工具,但没有人真正认真地试图分担家庭的物质压力和心理负担。
几乎所有的韩国人都不可避免地对家庭生活感到压力和疲倦。结果,人们就采取各种方法去逃避或至少是阻止家庭负担,就此产生了一种看得见的去家庭化趋势。不仅生育率的直线下降是去家庭化趋势的一个严峻特征,其他很多特征也在飞速蔓延,速度快得令人担忧。然而,这些去家庭化的趋势并不能证明任何向个体主义社会的基础转型,相反，它们只表明在韩国制度化的家庭主义仍持续是主流。
四、第二次现代性和它的制度性分歧:作为规避风险的个体化
贝克用“第二次现代性”来批判性地指代后现代性,认为各种(主要是负面的)(一次)现代性的“副效应”加总起来构成了一种在“质”上有别于第一次现代性的社会境遇,虽然第一次现代性的基本价值仍受尊崇,但是对这些价值的追求不得不在全球化的范式下采用完全不同的社会手段和机制。这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的特征包括:全球化、去制度化、信息化、风险全球化、生物工程学、高龄化、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等。第二次现代性是强化第一次现代性的后果(在第一次现代性下,绝大多数国家都相继围着自由资本主义轴心转),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过程可以被视为第二次现代性的批判性呈现。在第二次现代性下,生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发生复杂和根本性的转变,许多第一次现代性的社会设置——国家、政党、市场经济、福利制度、学校、工业企业以及家庭——突然同时对个人和社会失去了效用和功能。这些社会设置曾在第一次现代性下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具有社会功能和个体效用,逐渐表现出不可逆转的功能弱化。在个体层面,就个人终身的努力、追求和存在方面重新设计人生轨迹变得越来越必要。因此,个体化变成了第二次现代性下社会变迁的本质。
韩国社会是以一种高度压缩的方式经历第二次现代性的即压缩的第二次现代性。这种转型既是从属于全球化的结果,更是它自身追求发展的结果。从20纪90年代早期,韩国政府和工业企业代表知识分子媒体就在全球化开放信息化、知识经济等新标语下发起了远大的、创新发展计划,甚至老龄人口膨胀趋势也因为可以增加老年人劳动供给和照料需求,而被雄心勃勃地作为半发展议题。在一种强大的民族主义感的发展危机下,这些议案很容易地将韩国经济和社会操作成了压缩式转型。它现在是世界上最前沿的信息化社会,比如它在ICT产业方面的全球竞争力,因特网和手机最普及等。它的产业重组和重建速度如此惊人,以至于现在的国民经济压倒性地被高端技术产业控制而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产业已经大量转移到中国、越南等地。它的工业生产和个人日常生活都处于看似无法控制的试验科技之下。它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是破世界纪录的,由此导致老年人口贫困化不可控、社会异化和家庭在照料供给方面冲突扩散。就短期和临时工作的社会覆盖面来说,它的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弹性化”)太过激进。就大部分的韩国工业被国际资本占领，国家和普通家庭滚雪球式的债务等方面来看,它的金融化是没有根基的。
在很大程度上,就在有意识地推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这些快速经济和社会转型已经在社会和个人层面都产生了各种灾难性的后果。
在很大范围内，这些后果是所有二次现代化社会共同存在的,但这种高度冲动和突发式的第二次现代性所带来的直接发展效应，严重恶化了第二次现代性带来的风险。
对于韩国来说，一个致命的后果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遭遇史无前例的国民经济(金融)的彻底崩溃，这反过来加速了作为急救措施的二次现代化转型(尤其是新自由主义)。
在21世纪初,韩国突然发现它的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制度变得无效和不可靠了。首先，高度发展的工业经济突然无法向大多数韩国人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相反创造工作岗位的产业部门转移到了中国、越南等邻国。
每一个私人企业,都进行了激进的(自由主义式的)劳动力改组,结果是稳定的长期就业岗位变少,新增的临时的合同工提供的收入很低、福利也有限。在这个有全球著名的、有竞争力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他们的父母都极度不愿意进入私企。他们都转向依靠国家,不是为最终的经济和社会困境寻求政治或技术统治上的出路,而是寻找一份公务员工作,期望以此来缓冲新自由主义下的高度资本主义带来的所有不利趋势。
家庭也不例外,成为这场第一次现代性所带来的普遍制度危机之一。越来越多的父母面临失业或未充分就业,无法为子女提供稳定的物质基础。他们煞费苦心才获得的知识、经验和价值观念对孩子来说已经过时,因为孩子步入的是一个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世界,在这个壮丽而全新的世界上生存步履维艰。反过来,孩子丧失了向父母投资的观念,无论是在即时的情感满足方面还是长远的工具性的老年照料方面。
尽管存在这些显然的家庭衰退的趋势,随着其他现代制度的衰退,社会对家庭的需求还是在增长。国家、工业经济、企业、工会、学校、福利制度在提供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失败,导致个体在绝望中只能紧紧抓住他们最爱的人来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
另外,衰退的制度本身也有意地竭力强化私人家庭的社会安全网功能——比如,2004年的“健康家庭基本法”,2005年民法中对父母照料子女的法律责任的进一步明确规定。尽管不同阶层的家庭对危机处理的能力大不相同,但大多数家庭都竭尽全力去化解危机。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家庭进一步累积负担和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家庭关系和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困境。
当彼此成为风险源之后,家庭成员发现彼此在身体、物质和情感上分开是比较现实的生活选择。规避风险的个体化趋势就这样发生和扩散了。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趋势以高度压缩的方式发生以来,它的人口学表征就很难与去家庭化特征相区分,对许多韩国人来说该过程仍然正在发生。事实上,去家庭化和规避风险的个体化同时发生是韩国压缩现代性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五、家庭主义态度的个体化趋势:经验证据
去家庭化和规避风险的个体化趋势一点儿也不难探查。韩国人广泛的生活困境对此尽显无疑,但却经常被学者误读,这些错误导向加剧了对那些原本应该得到理解和保护人群的惩罚。一些韩国人在成为个体主义者(仅从人口学意义上讲)之后,常常会被认为是为了追求个人享乐而抛弃家庭的文化异类。然而,几平所有的(人口学上的)去家庭化和个体化情形都伴随着(主观上)明确地对家庭生活和爱的渴望。
表1显示的是,韩国如何快速地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成一个城市化的和工业化的社会,以及韩国人是如何通过迅速降低生育率来快速地适应这种社会转型。这种生育率下降并不表明韩国人放弃家庭生活,相反,这恰恰证明了在一个高度以家庭为核心的文化情境下,韩国人对自己与家人之间的责任依赖关系仍然有着强烈的自觉。考察历年的总和生育率和已婚女性理想子女数情况,对此可以提供间接证据。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与生育持续下降相伴随的是已婚女性对理想孩子数的缓慢而持续增长,因此,理想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事实上,许多韩国人对家本位(文化)仍保持了过度的自觉意识,以至于对未出生的女孩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如表2所示,家庭力图在社会竞争和(传统的)家庭再生产中寻求优势子女(如儿子)以获得想当然的安全,从而无意识地与(父权)社会共谋了。因为对孩子的照料和投资能力都受制于有限的物质条件,所以,许多父母为了保证他们的小家庭中有儿子,就断然地打掉了女婴。这种广泛却不人道的行为近来有所下降,似乎表明情形有所变化了,即在快速的经济和社会重构过程中父权制度和实践越来越无效了。
据正式统计数据,婚姻制度似乎已经变得严重不稳定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令人沮丧的经济危机中,如表3部分所示,韩国的粗离婚率突然赶上了大多数西方国家,而且仍然仅次于那些自由国家,在那些国家中离婚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表明的是个体的自主选择。粗结婚率与粗离婚率的发展方向相反。
结婚率的急剧下降主要是由男女初婚年龄突然提高造成的。1990年男女性平均的初婚年龄分别为27.8岁和24.8岁,2005年分别上升至30.9岁和27.7岁。然而,他们中一些人在 30 岁及以后仍未结婚就有可能终身单身,这部分人的比例在持续上升(表4)。尽管晚婚者和暂时/终身单身的人的比例很高韩国人对待婚姻的态度却仍然绝对的保守。如2006年接近3/4的韩国人仍认为“应该或最好(法律意义上的)结婚”。他们对待离婚的态度甚至更保守。自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以来，“即使在有问题的情况下也反对离婚”的比例始终在60%左右。尽管离婚率急剧上升,结婚率急剧下降,但绝大多数韩国人仍对婚姻持严肃的承诺态度。
在韩国,单人户的比例也在快速上升,如2005年每5户中就有一个是单人户(表5)。大多数户是由有血缘关系的成员组成的,然而在这些户当中,核心家庭户的比例稳定上升。单人户的比例持续大幅上升和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共同作用,缩减了户的平均规模,2005年平均每户不到3个人。
一个矛盾的趋势(与单人户比例上升相对)是,20好几甚至30多岁的未婚成人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比例大幅上升(表6)。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尽量推迟或逃避婚姻到30岁以后,对于独立生活既没有明确的意愿也没有物质上的能力。这种巢居族几乎不会给父母生活多大的帮助。在父母比较富裕又没打算进入“空巢”生活阶段的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扩展的亲职阶段,即要照料那些自己也已经该为人父母了的成年子女。另一方面，一大批已婚中年男性单独生活,尽管——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对家庭负责(表7)。当他们(或者更可能是他们的妻子)打算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而他们的妻子通常要为孩子上学提供细致的日常照料,这些男人的结局就是和他们的家人分开居住,成为“野鹅”,只能定期见面。讽刺的是,这构成了富裕韩国阶层的一种文化,无论是从教育还是收入上衡量。
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的增长也同样会带来非自愿分开居住(表8)。这并非表明曾被大力推荐的独立老年人模式——用彼得·拉斯莱特的话是“第三岁(Third
Age)”——在韩国取得了历史性的实现。与成为自决的个体相反大部分韩国老人只是出于现实需要才独立居住或和老伴儿一起居住,但作为父母仍然对子女的福利负有重要责任。相互地,大部分子女也认为照料老人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只是刚刚开始被认识到。如果老人贫困比例很高,而且贫困通常会代际传递,这样老年人与子女之间持续的相互联系通常意味着相互的折磨，甚至导致双方有意的疏远。
规避风险的个体化和去家庭化都可以帮助一些人在进入或再进入有稳定基础的家庭生活之前赢得时间,但有些人可能就再也准备不好或重拾物质和社会资源来为家人负责。个人的个体化生活模式,没有任何个体主义的积极人生线路,也没有任何有利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环境,极易导致极端的绝望和危险。因为个体化的生活不愉快,或者无力(再)进入稳定的家庭生活,韩国自杀人数上升。日本的高自杀率曾被认为相当奇特,但韩国的自杀率却突然跑在世界最前列(2005年韩国的自杀率为24.7/10万人)。在这些不幸自杀的韩国人中,鲜有看上去本身就是个体主义者的人。
前面我以韩国为例讨论了无个人主义的个体化这个悖论,但本文想要说的是这是整个东亚社会的问题。近来,韩国、日本和中国尤其是中国台湾的学者之间增进了互动和合作,在对未来的预测方面存在一个潜隐假设,即他们的国家在人口变动、家庭变迁和社会政策等方面存在相似的趋势和挑战。同样,我认为韩国出现的去家庭化和规避风险的个体化在其他东亚国家也有相应的迹象(也许一些南欧国家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
事实上,就在不久之前,韩国人目睹着日本出现了各种被认为是个体化和家庭衰落的趋势。比如,日本女性推迟婚龄结果导致一大批三四十岁的单身女性——她们之中很多人经济上很独立——这在当时被视为日本和晚期工业社会的现象日本的“秋思”妇女,在中年或老年时期还勇敢地向配偶提出离婚,曾在韩国媒体上被作为热门话题和新闻报道。韩国人口学家曾经把日本的超低生育率解释为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的病症,是大部分西方国家所共有的问题。突然之间,这些趋势现在，(与日本和西方国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在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存在了。
你可能会猜测,这是因为韩国和中国台湾本身也已经跻身于发达工业社会的行列了。然而,日本与韩国、中国台湾的相似之处不仅限于一些人口学趋势,如在生育和结婚行为方面的去家庭化和个体化。据2003年的官方调查数据,71.8%的日本年轻人(18~23岁)表达了“结婚是必须的和明智的”观点,只有 23.7%的人对婚姻持负面态度。这与20年前该年龄段的人的态度非常相似。2005年的调查显示,在未婚的日本男性(18~34岁)中,78.9%的人认为已婚者应该要孩子,只有15.0%的人不同意这个多数人的观点。1999年的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日本女性——95.9%的家庭主妇,84.6%的有全职工作的已婚女性,和96.5%的有兼职工作的已婚女性——认为挣钱养家主要是男性的责任。基于这些证据，一些日本社会学家总结认为，“人们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地选择家庭关系,但大多数人并不拒绝家庭本身”。这并不只简单地表明日本人不“拒绝家庭”,而且说明人们对家庭的归属感(attached to family)仍十分强烈。韩国人和中国台湾人在对家庭的情感依恋方面与日本人没有太大差别。鉴于这些人口学和情感上相互矛盾的趋势,东亚社会的个体化可以被视为是存在于实践层面的事情而不是精神层面的。然而,这并不能必然避免在长远的未来发生个体主义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 with individualism)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东亚社会都明显地存在无个体主义个体化这一趋势,这是后发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压缩的现代性和第二次现代性的历史性后果。即使是日本,以西方标准来看,它的现代性和第二次现代性也是被高度压缩的。压缩中的现代性和第二次现代性这一历史过程本身会潜移默化地导致个人和家庭生活(或者可能包括在这些历史进程中的任何社会领域)产生质的分歧。人口学的去家庭化/个体化和主观上以家庭为中心的相对立趋势,由此而产生的个人与家庭的困境在韩国比日本严重得多。这可能是因为这种分歧产生得更突然,也就更不容易处理。毫无疑问,韩国的反应更令人抓狂,比如家庭压力和冲突、家庭虐待和暴力、家庭遗弃和非常严重的自杀，全都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
(参考文献略，文中图表略)
(
载于《
中
国家庭研究（第7卷）》，
刘汶蓉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