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那些「令人呕吐」的议论

前文 《一八六五年，除了搬运器械，还得搬运规则》 提到，王闿运在1870年代有一种神奇自信——他希望郭嵩焘到了英国之后，将主要精力放在启蒙英国人一事上，引导英国人向清帝国学习，以改进他们的立国之道。

王闿运的这种自信，不是突如其来的。

早在明末清初之际，利玛窦、南怀仁等传教士携“西学”来华， 中国知识分子即喜欢以一种“老子化胡”式的想象来理解“西学”，以保持对“中学”的自信 。

比如黄宗羲曾说，“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1]。黄宗羲发现西方传教士传入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与中国的勾三股四弦五之术相通，遂认定西方人“窃”了中国的勾股之术。在这里，黄既忽略了“各自独立发现”的可能，也忽略了理论提炼与现象觉察之间的差别。

类似的论调，也见于和黄宗羲同时代的王夫之、方以智、王锡阐等人。

王夫之在谈论西洋历法时，曾说“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皆剽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通理可守也”[2]；方以智说，西方历法虽然精准，但其实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其皆圣人之所已言也”，只是后人不争气失传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被西方人捡了去发扬光大[3]。王锡阐则称，西方历法的创新优异之处，“悉具旧法之中”，全在中国老祖宗的旧法当中，“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4]

不过，黄、方、王这些人是在野学者，影响力终究有限。

真正让“西学起源于中学”之说，成为举国知识分子皆信以为真的显学者，是康熙皇帝。

众所周知，康熙曾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过数学、地理与天文历法等知识。不过， 康熙的这种“好学”，并非对知识本身存有兴趣，而是缘于强烈的政治目的，为的是折辱汉人知识分子，消灭他们在“学问”方面对满人所拥有的心理优势。 故此，康熙自传教士处学得一些天文历法知识，转头就会将李光地等人召来，要当着这些汉人知识分子的面，证明《尧典》之类的古籍是错的；他自传教士处学了如何以数学方法计算河水流量的知识，也会转头召集群臣当场示范，使群臣们“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而达到折服汉人知识分子的目的。其结果，便如姚念慈在《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一书中所总结的那般：

借传教士之学问以打击汉人知识分子的同时， 康熙又以“西学起源于中学”来打击传教士。 他曾写过一篇《三角形推算法论》，宣称西方历法起源于中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西人学到之后代代增补修缮，所以现在比中国本土所传要精密一些：

“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求也。”[6]

上有康熙负责给出“正确结论”，下有御用学者负责“摇尾论证”， “西学起源于中学”之说遂成为康熙时代不容挑战的“文化常识” 。

康熙像

号称康熙朝“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得李光地开示[7]，热烈歌颂康熙的见解，先说皇帝的研究独步古今，此前历代学者“皆所未及”[8]；然后又帮助皇帝竭力“论证”西方天文学即中国古代的“周髀盖天之学”，还脑补出了一条“合理”的文明西传之路[9]。梅还一再对人表态，说自己对皇帝提出的“西学源于中学”之说，拜服得五体投地：

同样必须“五体投地”的，还有宫中的传教士。梅文鼎之孙梅瑴成所编《御制数理精蕴》里说：

无远弗届不容置疑的皇权高高在上，面对“你们的历法学问来自哪里？”这样的问题，除了重复康熙的“御定结论”，传教士们很难有什么别的回答。

内有“学术界”拥护，外有传教士认同，“西学起源于中学”之说，遂成为了康雍乾嘉时代的主流论调，且代代皆有“创新”。比如活跃于嘉庆道光时代、同时具备学者与官员身份的阮元，即 宣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哥白尼地动日心说，有可能源自张衡的地动仪 ：

按阮元的理解，俗谓的张衡（字子平）地动仪，并不是用来测试地震的，而应该是一种“地动天不动之仪”。与传教士蒋友仁带来的“地动说”是一回事。后者或许源自前者，也或许是各自独立发现。

活跃于嘉庆道光时代的邹伯奇，则“论证”得出了 “西学源出墨子” 的结论：

邹伯奇的这一“发现”，俘获了众多晚清知识分子。

光绪年间出使西方各国的薛福成，即认定 “泰西耶稣之教，其源皆出于墨子” ，不但西方的光学、力学与机器船械之学来自《墨子》，连“举旗灯以达言语之法”与“千里镜、显微镜”，都不出《墨子》的范围[15]。薛福成还说，西方的星算之学，也源自中国的《尧典》与《周髀》；西方的火轮船，则是中国的“木牛流马遗法”[16]。

大略同期，冯桂芬、郑观应、王韬、陈炽等人，也均宣扬过“外人晚于中国，必定食我之牙慧”[17]“西法固中国之古法”[18]“西法之本出乎中” [19]等论调。

不过，这批“西学源于中学”之说的拥护者，与康熙式的自大心态已有所相同。他们倡导此说，是为了论证向洋人学，也就是师夷长技的合法性——既然西学源于中学，那么向洋人学习，也就不存在什么“以夏变夷”了，不过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20]，并不构成对华夏文明的否定。

此外，康雍乾嘉时代的“西学源于中学”之说，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层面。道咸同光时代的“西学源于中学”之说，则开始涉及思想文化与制度建设。

比如，出使日本的黄遵宪，虽同样认定西方文明“源流皆出于墨子”，但他论述的重点，已扩展至“天赋人权”这种理念。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源流全在墨子。讲人权，源自墨子的“尚同”；讲爱邻居如爱自己，源自墨子的“兼爱”；讲上帝和灵魂，源自墨子的“尊天明鬼”：

再如，出使欧洲的薛福成，对西方近代政治架构有颇为直接的了解，遂在日记中宣称，中国在尧舜时代就是民主制度，“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的中国古代传说，即“今之民主规模也”[22]；西方的学校、医院、监狱、街道，均存有中国的“三代以前遗风”[23]；上下议院制度，也可以在中国古代找到源头。总之， 西方政教凡“合于我先王故籍之意者”[24]，国家都很强盛，反之则乱象频生。

从康熙式的自大到王闿运式的狂妄，清帝国的知识分子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与整个外部世界是脱节的。冯桂芬、郑观应、薛福成们反向利用“西学源头是中学”之说，来为倡导西学拓宽空间，也不过是一种饮鸩止渴之术。甲午年洋务改革破产，痛定思痛的严复，终于撰文《救亡决论》，直接正面痛批了“西学源头是中学”这种谬论。

严说，某些人自居名流，对西学并不真的了解，只凭着转述耳闻，再从中国古书之中搜猎相似言辞，就敢放言说什么“西学皆中土所已有”。这种人实在是“其语近诬，诬时讨厌”，不但可笑，还说明中国的民智状况实在是糟糕透顶：

注释

[1]全祖望：《梨洲先生（黄宗羲）神道碑文》。收录于《鲒埼亭文集选注》，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