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清廉勤政思想及对于当今中国的积极意义

从理念的角度来说，“少私寡欲”、“知足常足”、“无为而治”是老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理念，对当今世界发展也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

文/郭向阳

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他所著的《道德经》，又称《老子》，虽然前后只有81章，简短5000言，却涵盖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养生、教育、管理等诸多领域，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他在《道德经》中不但提出并阐发了人类社会、治国安邦、为人处世的辩证思维，而且提出了作为宇宙万物本原及其存在根据的“道”，创立了以“道”为中心的包括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天地自然及养生长寿等内容的系统的哲学思想，阐发了宇宙万物，天地自然变化的一般规律。毛泽东曾说，老子讲的这个道，是宇宙之间的普遍真理。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祸福相依、无为而治、柔弱胜刚强等一系列辩证法命题和概念。

老子在西方学术界也有很高的地位。大哲学家黑格尔认为，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代表，老子的哲学思想代表了人类哲学的童年时代。黑格尔读完《道德经》后曾感慨：世界的哲学故乡在中国！支配这个时代的是我们在东方世界中所发现的所谓精神与自然的统一。

随同时势的发展而发展（资料图）

老子的思想本质上是为弱小者（广大老百姓）说话。秦厉公曾说：“老子这套学说，只利庶民，不利君王”。司马迁认为，道家思想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是唯一吸收了其它学派长处的优秀成果。道家从关注天地自然、关注民生、关注弱者的立场出发，宣扬“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其主张是容易施行的。他说：道家思想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了儒、墨两家的长处，又提取了名家、法家之精要，随同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树立良好的风俗和应用于人事，都没有不适宜的，意旨简明扼要而容易掌握，费事少而收到的功效多（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

比如：老子提倡大气做人，要“处厚不薄，处实不华”，抱朴守拙，即做人不世故，不圆滑，保持孩童的纯真，不作秀！要“上善若水”：守柔、处下、不争。学江海为“百谷之王”，培养江海心胸和肚量。从政者要“以百姓之心为心”；要廉政（“圣人不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当领导的不要穷折腾，不要搞形象工程，（“治大国，若烹小鲜”）；要关注民生，爱惜民力；关注弱者，解决好分配不公的问题（“民之饥，以其上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圣人常救人，故无弃人”），等等。

在老子的诸多思想中，老子的清廉勤政思想，对当今中国由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下面就结合《道德经》，具体分析一下老子的清廉勤政思想，并对其在当今中国的积极意义做一个简要的论述，不当之处，恳请各位方家予以指正。

《道德经》第六十六章写到：“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意思是说，要想领导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后面。……天下的人民都乐意推戴而不感到厌倦。因为他不与人民相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相争。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第49章）。一个品德高尚的领导者不应以个人的私心为出发点，而应以人民群众的意志、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准则。在老子看来，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始终保持勤政清廉的工作作风。其中最首要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始终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察民情，知民心，谋民利，顺民心。做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第49章）即无论是有道德知识的人还是没有道德知识的人，都要真诚友好地平等对待他们；无论是讲信用的人还是不讲信用的人，都要真心实意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无论是想问题、作决策还是办事情都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都要以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得失的检验标准。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81章）在老子看来，有崇高道德修养的人不会去刻意追求财富。一心一意为人民群众着想，自己反而会越来越富有；竭尽全力地为人民群众奉献，自己反而得到的越多。天道总是利万物而不对万物造成任何损害；圣人之道也一样，顺从自然而为，不与他人争权夺利，乐于奉献而不索取。“故贵以身为天下者，则可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乃可托以与天下。”（第13章）如果人民群众把治理国家的权力相托，就应该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人民群众；如果人民群众把谋求福利的希望相托，就应该以爱己之心爱天下众生。这是老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直接体现。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37章）老子认为，有道德修养的人通常不做那些不该做、不可做、不欲做或不屑做的事情。领导者如果没有私欲也就不会胡作非为，一个部门或一个单位就会稳定有序，整个社会也就能够长治久安。

不仅如此，老子还强调领导者要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和表率作用去影响和引导群众。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57章）这就是说，领导者只要不违背执政规律，始终做到心静如一，无过份欲望，不扰乱人民，不以权势、政令甚至刑罚去欺压群众，“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2章），那么人民群众必定会拥护他，人民富裕、社会安定、世风淳朴的理想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老子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要尊重自然法则，若有意而为，就违背了客观存在。再次，老子对宇宙的变化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的本体是虚无的，万物生出而生动，死后又归于寂静虚无，所以万物之根归于寂静无声的“道”。“道”生万物是从“无”到“有”，再复归于“道”，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所以老子曰“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可见老子看中的是“自然”法则。这也正是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第48章）的魅力所在。

万物自然生化（资料图）

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用之于治国安民，自然形成“应天顺民”的行为，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无为而治”。他崇尚本真，强调见素抱朴，淳朴民风，希望执掌国家政权的侯王能守“清静”、“无为”之道，不要妄加干扰百姓正常生活，让万物自然生化，天下将自然安定。

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因为“有无相生”，立一美善之名在此，必有百伪美善者杂糅其间，长此以往，将使人离质尚文，渐至逐末忘本。巨奸大滑便运用手段、利用权势、操纵舆论、炮制出各种表面上“美”实质上“可恶”的东西来蒙蔽人民。这便是“美之为美，斯恶矣”。严复评论老子之道曰：“其所为若与物反，而其实以至大顺。而世之读老者，尚以愚民訾老子，真痴人前不得说梦也！”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是说至德之时，人皆仁义，故仁义不见，及至人君失道，世风危殆，乃倡仁义礼之名甚至用法律“冲气以为和”作为救济。这是说，仁义礼法乃权宜之计，救济之策。

老子认为儒生们开的药方本义是好的，但是药吃多了，副作用在所难免。光强调仁义道德，有人自然要加以利用，做出假仁假义、欺世盗名之事，结果弄巧成拙，照样害人。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病态最为严重，强调仁义便最积极。老子身处其境，洞明其中利害，便从反面来对症下药。比如“智慧出，有大伪。”智慧与奸诈，乃一体两面，仅一线之隔。聪明与狡猾、老实与笨蛋，本是息息相关的孪生兄弟。诚实的智慧合于“道”，用之于世，为人类社会谋福造利，就是大智大慧，名之为“德”。但若用之不当，用歪了就是老奸巨猾，全在一念之间。

虽然孔子在《礼运篇》上强调“用人之智去其诈”。但“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及色也”。人的动机想法都深藏在他的内心深处，其思想念头，动什么脑筋，打什么主意，心地善与不善，只要不表现于行为，有谁会知道？既然表面上看不出真实情况，有智慧就未必是好的，可能是个大恶人。

什么原因使得大道颓废，以致把人民薰染得智诈奸滑了呢？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因为人君欲望多则费用大，费大则税重，税重则民饥。当政者以权谋私，用暴力压迫人民，横征暴敛，贪污腐化。上行下效，民众则以巧伪谋利，各种左道旁门便丛生滋起。上下都在谋私利，不管公益，国家就要穷苦纷乱了。所以，老子的治国原则是：“我无欲，而民自朴”；“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当政者少私寡欲，抱其质朴以示下，让百姓“复归于朴”，使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社会将风清气正，国泰民安。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这是说，鬼神不作怪伤人，前提是圣人无为而治，不轻易去伤鬼神，鬼神自然也不会扰乱人类，人与鬼神也就和睦相处，相安无事。这正如柳宗元《种树郭橐传》一文中所比喻的。种树，应顺应自然规律，不可过多去强求它的根本，既已种植完成，就无需过多去忧虑它的成长，一切顺应自然。待到时机成熟，它必将成“材”。否则，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早看晚摸，抓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密，结果是“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然看似很爱护它们，实质上却在残害它的生存，阻碍它的生长。这与滥施政令的结果一样：政令烦苛，动多忌讳，民则手足无措，结果非福即祸。德国诗人海涅有句颇为贴切的比喻：“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所以老子希望统治者效法“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营造宜于万物和百姓自由生长的环境，而不替万物做主宰：尽量不用繁杂的关卡衙门、苛刻的政刑法令来滋扰百姓，不给奸胥猾吏留有可乘之机；不用一己或少数人的意志取代百姓的意志，不以救世主、代言人自居来强奸民意。而是用宏观调控来营造适宜的环境，让人民“全其天性而不害其长”，使百姓各安其居，各乐其业，任意自便，休养生息。这可谓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而“功成事遂”之时，百姓皆谓“我自然”，这才是“玄德”。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于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孔子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意思都是说，善以道治国者，可听任人民依其淳朴的天性自由生活，而不可让其薰染得智诈奸滑。以智治国，则下亦以智回应，以致奸诈斯生，上下相欺，国将无宁日。明晓这道理，便应“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营造一憨厚淳朴的大环境，不以机智陷害民心，使智诈不作，祸乱不起，此可谓是崇本息未之良策。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维稳并非大事，官员廉洁自律，顺应时代发展，积极推动普世价值，主动接受百姓监督，让百姓真正得到实惠，让百姓生活在人人向善安定祥和的大环境里，这才是头等大事。

守静(资料图）

廉与贪相对，而贪与欲密切相关。老子认为，过分追求声色犬马等感官欲望的满足会给人的身心带来巨大的伤害，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12章）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将名利、权势置于生命之上，甚至以身殉物。对此，老子在第44章中提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名誉和身体，哪一个更重要？生命和财富，哪一个更有价值？得到名利和丧失生命，哪一种会更有害呢？这些问题如警钟直击人的内心，发人深省。在老子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即“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过分爱名就必定要付出重大的代价，贪图过多的物质利益就必定会招致惨重的损失。历史上多少人因为追名逐利而沦丧，甚至丧失了宝贵的生命，无数事例都能印证这一观点。所以老子告诫人们：“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9章）“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46章）无论拥有多少财富，如果不能用正确的心态去对待，都只会招来祸患。所以说贪欲是一切祸患产生的根源，只有知足才能长久。

老子在第19章中又针对私心、贪欲正面提出要使人有所归属，就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见素抱朴”即保持人性的本来面目、回归纯朴的自然状态；“少私寡欲”即减少自己的私欲、不迷恋外在的声色货利、不贪求感官欲望的满足。如何才能做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呢？在老子看来，最重要的是要让心灵保持“虚静”的状态。“虚”是老子之道的重要特性之一。对此《老子》有很多论述，如：“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5章）天地因为虚空而能含容万物，河上公注曰：“天地之间空虚，和气流行，故万物自生。人能除情欲，却滋味，清五脏，则神明居。”也就是说，人若要效法天道，保持心境的空灵，就要抛开所有的私欲和贪念。而“守静”是“致虚”的一种功夫，是道“虚”的特性在人生、政治方面的落实：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16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26章）所谓“致虚”就是理清心智的混乱，消除心灵的蔽塞，使内心无欲无念、无偏无私，达到空灵明澈的境界。而只有“守静”才能让人回归这种质朴的生命本真状态，以超然的态度面对外界的各种诱惑。如果说“致虚”、“守静”更多的是从心性修养的角度来谈的，那么下面的话则说明了“少私寡欲”在具体治国过程中的重要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57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3章）只有统治者无为无事、好静无欲，人民的心灵才会得到净化，回归纯朴的自然状态。具体而言，就是统治者不标榜贤才异能、不珍贵难得的财货、不显耀可贪的事物，使人民不争功名、不做盗贼、不被惑乱，这样国家就安定，人民就会过上宁静祥和的幸福生活。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的最佳状态。

《道德经》第67章提出：“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这也应该是保持清廉的三宝。关于三宝的具体含义，宋代著名道士范应元在注解时说得很明白：

可见，“三宝”实际上是立身行事的三条重要原则，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则都契合了“廉政”的基本精神。“慈”即慈爱，从廉政的角度来讲，就是要爱民。古代讲爱民如子，现在讲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前提都是要有一颗慈爱之心。

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49章）“无心”即没有私心；“以百姓心为心”即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以善心和诚信去对待他人，使人心归于浑朴。如果老百姓出了问题，一定要从上面找原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75章）老百姓没有饭吃，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果都被贪婪的统治者搜刮去了；老百姓难以管理，则是由于法令严苛而不得不想出各种对策来应付。老百姓之所以敢于冒死反抗，也是在各级官员的压榨之下没有了活路才不得不铤而走险，官逼民反。尽管老子所说的是春秋时期的情况，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在任何时期，只有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官员才称得上清廉。“俭”即节俭。“俭”与“奢”相对，《老子》既积极提倡节俭，又明确反对奢侈，如第29章提出“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即要避免极端的、奢侈的、过度的行为或措施，这些都是清廉的应有之义。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资料图）

“不敢为天下先”即不争。老子所强调的“不争之德”（68章）包括很多方面，首先是居后、处下：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7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66章）天地能长久，江海能成为百谷之王，主要是因为它们甘于居后、处下，以谦卑的姿态处世，所以终能成就大业。对此，历代以来，人们更多地从治国的角度加以阐发。如唐玄宗注第66章强调治国者必须谦卑处世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戴：

明太祖注这一章则强调治国者必须有宽广的胸襟，多站在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才能得民心：

可见，他们对老子的这种思想都是十分认同的。

当然，老子所讲的居后、处下绝不等同于不思进取、无所作为。“不争之德”的第二个含义就是“为而不争”、“功成而弗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81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8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2章）“不争”的前提是“为”，不居功的前提是“功成”。“不争”即大公无私，不争功名，不求回报，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要“为”，即尽心尽力地付出，像水一样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仍无私地赋予万物以生命的源泉，这才是老子之道的最高境界。因此，在廉政建设中，我们不仅要倡导大公无私，还要倡导积极作为，多为人民办实事。

近期，全国各地掀起了专门针对“庸官懒政”的“治庸问责”风暴。“庸官懒政”即所谓的“机关病”、“混混官”，民间有很多形象的概括，如“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领导召见不献一计，同级会商不见一词，下属请示不发一令”等等。诸如此类的庸、懒、散作风一旦滋生和蔓延，将会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降低政府及官员的公信力，因此有人称之为“准腐败”。目前，“治庸”风暴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要想从根本上治理腐败，仅仅发动几场“风暴”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思想、法律、制度等多方面进行。而《老子》强调少私寡欲、慈、俭、为而不争就是侧重于心性修养，有利于从根本上反腐倡廉。

实际上，崇俭抑奢亦是“无为而治”的重要内涵之一。明太祖在注《老子》时就重点从崇俭抑奢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如《老子》第37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自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主要是强调统治者自身要达到无欲、清静的纯朴状态方能做到“无为而治”。明太祖注曰：王道布宇内，民从而国风淳。久之民富，人将奢侈，是以镇之。谓为王者，身先俭之，以使上行下效，不致纵欲是也。王者身行之，余者不待化而自化，必然。他认为只要统治者奉行俭朴的生活作风，做好榜样，自然会形成淳朴的社会风气。又如第60章“治大国若烹小鲜”本是老子主张“无为而治”的一个比喻，明太祖亦强调统治者不能穷奢极欲、劳民伤财：“善治天下者，务不奢侈，以废民财，而劳其力焉。若奢侈者，必宫室台榭等徭役并兴擅动，生民农业废，而乏用国危，故设以烹小鲜之喻，为王者驭天下之式。”可见，在朱元璋的眼中，“无为而治”的重点就是崇俭抑奢。老子思想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由此也可见一斑。

始终保持一颗自警、自律之心（资料图）

《道德经》第十九章讲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显现人的自然质朴的原始本性，减少私心，节制欲望，才是最重要的。人是有私心和欲望的，合理程度的私心和欲望是社会所允许，同时也是传统伦理道德所认同的。在现实生活中，通常容易出现这么两种极端的思维，一种思维认为，人是“极私贪欲”的动物，而另一种思维则把人抬高到“无私无欲”的境界。这两种思维都是不对的，从老子的思想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只有“少私寡欲”才是人长远发展的正道。腐败问题的一个根源性问题是源于人不能正确处理私和欲，如何调节私和欲是解决腐败问题之根本。

《道德经》第五十八章提到：“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这是目前史籍中所见到的较早关于“廉”的论述，其核心是“廉而不刿”。主要有三层意思：第一，强调自我清廉的重要性；第二，强调清廉形象要以实际行动来加强自我修养；第三，强调执政者自我清廉在社会风化中的积极作用。《道德经》在廉政建设、治国理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闪耀出许多精华思想，具有跨时空的真理性，不因历史尘封而失色，不因时代变迁而黯然。汲取《道德经》的修德养廉思想智慧，丰富我们反腐倡廉思想，对我们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具有现实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老子的廉政思想博大精深，是廉政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至今仍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不断给人以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深刻变革之中，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交错、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这也对新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进一步挖掘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在我们血液中的道家廉政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推动廉政文化建设深入开展。所以，老子、道家的廉政思想乃至当前的道廉文化，丰富了当代廉政文化的科学内涵，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学习、宣传老子文化及其廉政思想，有利于引导党员干部正确理解、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注重人自身的和谐宁静、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谐调发展。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吻合的。

《初潭集·廉勤相》中记载

身为一国之相，可谓位高权重，有点嗜好也很正常，更何况还是喜欢吃鱼这点嗜好，难得的是，公仪休嗜鱼却能拒鱼，其清廉由此可见一斑。从他坦率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清醒地认识到个人嗜好与事业兴衰成败、受鱼（礼）与枉法（腐败）之间的关系，并辩证认识到得与失的关系，即因受鱼而失鱼，却鱼反而有鱼，道理朴素且简单。正所谓：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收了礼，则免不了徇私枉法，最终会罢官免职，甚至身陷囹圄。“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这句话对从政者来说，可谓振聋发聩。

世人皆有所好，党员领导干部当然也不例外，这其中有正当的，也有不良嗜好。但之所以“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关键是能不能慎重对待。不良嗜好自不必说，必须克制乃至改正。就是正当的爱好，也应有度，若待之不慎，轻则丧志，重则害身。宋徽宗擅长书画，颇有造诣，然而身为皇帝，却沉迷丹青，把苍生百姓置于脑后，最终国破家亡。再细究当前一些落马贪官的腐败轨迹，不难发现或多或少都有嗜好在其中作崇，他们中有好金钱、好美色、好赌博的，有故作风雅、喜欢名人字画古董的，也有好宠物、名花异草的，等等。“不怕领导有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则察颜观色、溜须拍马、“对症下药”，喜欢什么送什么，糖衣裹着的炮弹一打一个准，于是“笑纳”之后，这些干部不知不觉就身陷温柔的陷阱，不能自拔。深刻的教训为我们党员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那就是要“慎好”。

慎好之精要，首在修身立德，筑牢防线，在众多诱惑面前，眼不馋、心不贪、手不伸，视若无睹，岿然不动；其次要知足，管住小节，像公仪休身为相国，满足于自己买鱼吃，知足常乐，独善其身，若是自认劳苦功高，处处攀高比富，难免心理失衡，人生的天平也将从此倾斜；再次要常算账，抗住诱惑，时刻反思因为那点爱好而身陷囹圄是否值得，从而始终保持一颗自警、自律之心。

自从人有了自我意识开始，人就是有私心的，也就是每个正常人都会有“这是我的，那是他的”这样的思维。作为把握了一定权力的官员，也是正常人，有一定的私心是可以理解的，只要这种私心不要损害到国家、社会或其他人的正当利益。我们经常听到“无私奉献”这个概念，这是对于为官者的一种呼吁，是一种理想状态。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不排除有很多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无私奉献的人，但这毕竟不能以这样的要求来规范每一个人。老子思想中的少私就是要承认人性本身中的私心，在承认这种私心的基础上，不断地减少或克制自己的私心，从而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一位官员，他可以考虑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使自己及家人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使自己的子女得到更优质的教育。但是就像现在的某些官员，不断地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及身边的亲人牟取一些不正当的利益，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以满足自己私心的需要，是不符合社会发展之“道”的。老子的思想给我们最重要的启发是，私心是人之本性，可以有，但要不断地“使私变少”，才能持久地发展。

人是有欲望的，孔子讲“食色，性也”，说的就是人是有自然欲望的，最起码的生活需要是可以有的。现在的腐败问题，很多是由于欲壑难填，最终导致无法挽回的。“罪莫大于可欲”，一切的罪孽起源于不知羞耻的欲望。但是我们又不能禁欲，“我厌恶一切禁欲主义的反常现象，我永远不会非难堕落的爱情；可是，使我感到痛心的是，严肃的道德正濒临消失的危险，而肉欲却妄图把自己捧得高于一切。”我们十分清楚，过多的欲望是不能单靠堵的方法来解问题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对欲望的导，“使之寡”，使之导向更高层次的欲望，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奋斗。在现在的廉政建设中，我们要进一步营造一种承认人的欲望，引导并克制人的欲望，而不是一味地堵或者走向放任自由的另一个极端。同时，主要领导的“寡欲”，会在部门中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从而营造出良好的氛围，所以，“寡欲”必须从领导做起。

《道德经》第四十六章讲到“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所以，懂得满足而感到心满意足，就能经常处于满足的状态。知足常足与少私寡欲是同一层次而有不同侧重点的理念，少私寡欲侧重从人的整体来说，而知足常足则是更加具体地要求我们在面对利益时要有的一种状态。满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常会出现这么两种状态，其中一部分人永远感觉自己无法满足，另一部分人则意识到自己一直都处于一种动态的满足之中，处于“常足”的状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作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需要的产生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唯一能把握的是个人的心态问题。就如一个单位分配福利房，同样是分到一套房子，有的人是开心的，而有的人可能是不愉快的。感到开心的人为能得到这样一套房子而感到幸福，而部分感到不愉快的人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因为某一个人分得的房比自己的好，或者觉得分到的房子太小而不够住等等。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如果过分贪恋享乐和安逸，就会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丧失做人的本性。纵观古今，多少人因贪色、贪财而葬送自己的前程，毁掉一生的幸福，也让世人所不耻。“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正因为不贪不占，无私反而成其私，个人得到好结果。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一定要修德立身，勤政做事、廉洁做人，不贪眼前之财，不恋一时之乐，树立好形象，获得好名声，才会受到组织和群众的认同，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有知足常足的心态。在把握知足常足这个理念时，通常容易走这两个极端，一部分会走向知足而不思进取，另一部分人则为了达到常足而变相地走向了不知足的极端。知足常足是一种中和的和谐状态，是一种既要知足，又要不断进取，为人民谋取更多幸福的心态，要同时具备知足和不知足的思想。知足常足需要我们清楚地认识自己，把得到的与没得到之前的生活状态进行比较，从而产生满足感，这样的比较会使人产生持久的满足感。知足常足的心态特别忌讳与别人进行无休止的比较，有的人得到了100万，又想着别人都有1000万，从而想办法去搞到1000万……这样就会陷入不知足的深渊。而合理的状态是，对自己的“小算盘”来说，知足才能快乐，而对于长远的快乐或者说人民的快乐这样的“大算盘”来说，我们又要有不知足的心态，不断地努力，不断地为人民创造更多物质、精神财富，造福人类。

只是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够做到知足常足，这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营造出这种文化出来。社会有很好的知足常足的文化，和谐才会有更好的基础。社会和谐，需要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两部分需要，但这些需要有时候会被无限地放大，认为人的需要是永远没办法满足的，其实这是错误的。这就要回归到老子的“为而不争”的思想，社会的需要在不断增长，社会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也在不断增长，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去争着先满足自己的需要呢？如果每个人都去争，毫无疑问，我们把握权力的官员肯定是占优势的。这样，“争”便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基调，而这种基调是不利于社会和谐与发展的。所以，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要树立一种“为而不争”的理念，知足常足，并进一步营造一种知足常乐的社会氛围，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

“无为而治”是老子的主张，是老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所说的“无为”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建立在“为”的基础上的理想境界，二是指不妄为。在现代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树立“无为而治”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思考的是如何做到不妄为。妄为是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在我们经济及社会管理中的审批项目中，有的时候办一个很小的事情，要通过好几个层次的审批，握有这些审批权的人滋生腐败的可能性会成倍增加。现在的大部制改革就是朝着这个“不折腾”的路向的一个很好的战略性举措。领导干部的权力太大，从而使其妄为，而妄为的过程中又使领导干部得到一些利益，从而又会更进一步扩大他的权力边界，最终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过多的行政审批和干预经济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利的，更严重的是腐败的产生会成为不可避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是起主要作用的，而政府更多的是从大的方向上以及关系到重大民生的问题进行适度的引导，把该由市场来调节的事情交还给市场。这是从市场规律来看的，同时，也是预防腐败的重要内容。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政府是一个服务部门，一旦政府官员掌握着某部分经济利益，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利把它占为己有，滋生腐败。我们不要把精力都放在“折腾”一些不该由政府管的事情上去。当然，这种减少对经济行为的直接干预也是要逐步进行的，即从“有为”到“善为”，再到“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无为而治”思想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管，而是树立一种“管为不管”的思想。要想做到“不管”而让社会有序运转，就需要制定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生活的实际的制度来，依照制度办事。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反腐的法律制度，对反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这里说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按制度办事，主要是牵扯到握有权利部门的日常工作，只有用法律制度对官员的日常工作进行一些有必要的约束，才不致于导致其权力的无限扩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制定制度就是使政府从日常琐事中进一步脱离出来，一切按制度办事。社会的按制度办事的实现程度也就是政府“无为而治”的一种表现，制度起到约束作用，更重要的是起到引导社会健康发展的作用。

从理念的角度来说，“少私寡欲”、“知足常足”、“无为而治”是老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理念，对当今世界发展也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对于当今中国的廉政建设，要想真正做好，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廉洁自律，因地因时制宜，求真务实，实实在在扑下身去为百姓谋利益，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和传统文化，从而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廉政新路子。（编辑：若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