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毕业生最想去的三个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流失最严重的两个国家是谁？

如果各国对人才引进大开国门，它们可能会获得多少人才？《经济学人》分析了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的数据。这份调研每年会在全世界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对近20万人展开问卷调查。除此之外，该调 研 还会询问人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是否愿意永久移居国外，如果愿意，会移居到哪里？为了模拟人才品质，这里的数据只限于那些自称完成了大学学位的受访者。利用2010-2023年的数据（不包括2019年和2020年，因为这两年的调查很少），我们估算了如果可以自由移民的话，各国预计会获得和失去多少毕业生。

数据来源：《经济学人》，盖洛普

数据来源：《经济学人》，盖洛普

三个富裕的英语大国是最具吸引力的（见上图）。如果没有入境壁垒，将有2300万毕业生想要移居美国，1700万想要移居加拿大，900万想要移居澳大利亚。如果再加上这些国家自己的国民移居外国，全球毕业生自由移动将使美国的毕业生人数增加7%（见下图）。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士的毕业生人数将增长到原来的约2.5倍；新西兰将增加到原来的4倍多。

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在毕业生的绝对人数流失上是最高的（分别为1400万和1200万）。但相对而言，伊朗、厄瓜多尔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毕业生流失量最大。阿联酋只有少量的增加。沙漠中的海港本身并不具有吸引力，而是政策使然。

数据来源：《经济学人》，盖洛普

国家吸引人才的许多因素是政府无法控制的。比利时不可能获得新西兰的美景，新西兰也不可能获得比利时的地理位置。最重要的吸引力因素——就业机会的质量——很难在短期内改变。

大量人才聚集的地方拥有巨大的优势，因为高材生喜欢与同一领域的其他高材生共事。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全球排名前20%的AI研究人员中有57%都在美国工作。中国正在快速追赶，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本土培养了大量的AI专家。另一方面，超过一半的中国顶尖AI研究人员在国外工作，而美国接纳的顶尖AI研究人员数量几乎是其本土培养人数的两倍。

不过，无论出发点如何，政府在吸引海外人才上能做很多事情。政府可以简化高技术人才入境、以及本地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就业的流程；可以给予外籍人士应有的尊重。政府可以适应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比如数字游民的兴起；也可以为新来者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

葡萄牙在这方面堪称典范。仅在15年前，葡萄牙还被视为落后地区。用2010-2012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如果所有想去葡萄牙的毕业生都去了，那么其毕业生人数只会增加 1%。但如果用2021-2023年的数据来重新计算，其毕业生人数将飙升140%。

数据来源：《经济学人》，盖洛普

数据来源：《经济学人》，盖洛普

在一定程度上，全球金融危机帮了大忙。葡萄牙当时一贫如洗，需要欧盟救助。葡萄牙政府不得不出售国家航空公司，而新的（航空公司）私有老板开发了更多飞往美国的航班，使得来葡萄牙的美国人大增。更广泛地说，葡萄牙政府不得不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选择了向富裕、有才华的人开放移民。在为宝马公司设计软件的葡萄牙企业Critical TechWorks工作的安德烈·菲利佩（André Filipe）表示：“政府努力让技术人才更容易获得签证。现在的程序要简单多了。”

葡萄牙在将有技能的新移民融入劳动力方面也做得很好。灯塔报告（Lighthouse Reports）的一项研究发现，葡萄牙受过大学教育的移民从事和自己专业相关职业的比例要比其它欧盟国家高。许多政府并不承认移民在国外取得的资格证明，或者认证此类证明的流程非常复杂。在新冠疫情期间，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珍妮·巴拉托娃（Jeanne Balatova）和迈克尔·菲克斯（Michael Fix）估计，美国有16.5万名在外国接受培训的护士和医生资源被白白浪费了。

葡萄牙还巧妙地利用了其他优势，如温和的气候、美味健康的美食。例如，新里斯本大学商学院（NOVA）于2018年从里斯本市中心搬到海边的新校区。它不但用精心设计的课程和全英语授课来吸引外籍学生，院长佩德罗·奥利维拉（Pedro Oliveira）也打出了“在这里生活很舒服”的标语。主校区中心有一尊俏皮的海蓝色雕像，一位身穿西装的企业高管赤着脚夹着一块冲浪板。校区内一条走道通向大海。学院中一半的教职员工和70%的硕士生是外国人，其中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最多。奥利维拉说，课堂上多样化的观点丰富了辩论。

葡萄牙的合法移民人数大幅度上升，从2015年的不到40万激增到如今的100多万。6月3日，葡萄牙新任总理路易斯·蒙特内格罗（Luis Montenegro）访问新里斯本大学商学院，讲话时公布了一项旨在吸引更多年轻高技术移民的新政策。

降低门槛比提供胡萝卜更有效。哈佛商学院的拉吉·乔杜里（Raj Choudhury）等人分析了一组26年里15个国家的就业相关移民改革数据，发现阻止发明家移民的政策对跨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而鼓励这类移民的政策虽然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效果要小得多。

在一些国家，如加拿大、瑞典和阿联酋，高技术人才获得工作签证相对容易。一些地方也为外国学生就业提供了便利：例如，丹麦各所大学的毕业生可以自动获得为期三年的工作许可证。简单、客观的规则加快了申请速度：例如，给任何收入超过一定数额的人直接颁发签证，或者根据申请人的年龄、资历或语言熟练程度等因素给予加分，达到一定分数者自动获得签证。

赋予官员过多的裁决权往往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芬兰使用人工智能向符合特定标准的学生发放居留证，只有在棘手的情况下才由移民局官员来处理，而意大利则是由政府委员会来决定哪些初创企业足够创新，足以获得投资者签证。咨询公司Henley and Partners的克里斯·凯林（Chris Kaelin）对此表示：“这太疯狂了。政府并不擅长判断商业计划的好坏。说‘投资50万欧元，你就可以获得签证’会好得多。”

移民律师事务所Fragomen给100多个国家的移民系统编制了指数。在“限制性政策”一栏中，美国排倒数第二，仅次于伊拉克。另一个衡量标准是外国雇员获得签证平均需要多长时间。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之大令人惊讶，从以色列的34天到意大利的232天不等。

埃尔南德斯指出，延误不仅会使求职者望而却步，也会赶走潜在的雇主。假设美国一家公司现在有一个重要的职位空缺需要人填补，并且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但这个人是外国人，因此需要H-1B签证（针对高技术移民）。该公司必须向劳工部提出申请，证明公司已尽力寻找美国公民但未果，以及所出的薪资不会低于本地的正常薪水。劳工部批准后，该公司再向移民局提出申请，移民局将对申请进行审查，直到来年4月进行抽签。在这一阶段，四分之三的申请都遭拒绝了；所有这些申请人都是高技术员工，有确定的就业机会，且平均年薪为13万美元。如果公司运气不好，直到5月份知道抽签结果时，它已经给移民律师支付了一笔不菲的费用，却颗粒无收。

如果公司中签，员工必须等到10月才能来填补这个职位。即便如此，H-1B签证的有效期也只有三年，而且续签手续很复杂。埃尔南德斯说：“如果要在前列腺检查和申请工作签证之间做出选择，招聘经理很可能会选择前者。”《华盛顿邮报》的一项分析发现，对于高技术人才来说，走非法越境并申请庇护来获得工作许可证会更为容易。

H-1B抽签的随机性倒是让研究其效果变得更容易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陈俊（Jun Chen，音译）等人调查了2003-2016年间在美国由风险投资支持的17000家初创企业。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至少申请过一次H-1B签证，但平均而言，它们只获得了所需签证的一半。通过比较中签和未中签的公司，陈俊和他的合作者发现，获得更多签证可以提高公司的“财务业绩、上市几率以及创新的数量和质量”。

许多高材生并非独自赴任。要吸引他们，各国也需要考虑他们的家人。迪拜的黄金签证持有者可以担保配偶获得工作签证，还可以带“不限数量”的帮佣。一位外籍人士感叹道：“我们只花了两个小时就给保姆办好了签证”。加上阿联酋的房价更便宜，又没有个人所得税，他认为全家在阿联酋的生活比在伦敦舒服多了。

相比之下，美国的高技术移民可能会发现，当子女成年，不再被视为受抚养人时，他们就会被驱逐出境。 例如，菲多拉·卡斯特利诺（Fedora Castelino）6岁时移居美国。 2015年，她在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的父亲开始申请绿卡，如果获批，他和他的家属就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 但和达斯一样， 菲 多拉的父亲也是印度公民，因此等待的时间可能会非常漫长。 今年11月，当 菲 多拉 年满21岁时，她可能不得不离开这个她称之为家的国家，到其他地方追逐自己的梦想——她希望成为一名医生。 她正在考虑去加拿大。

尊重外籍人士本应是件容易的事。但许多政府对安全问题过于专注，以至于无暇顾及其它问题。例如，在中国，外国人现在每次出入境都必须向警方报备。当外国人办理入住时，酒店必须通知当局；许多小旅馆为了避免麻烦，干脆不让外国人入住。官方宣传也提醒中国女性注意她们的外国男友可能是间谍。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Jens Eskelund）表示，对于外籍人士而言，中国作为机遇之地的名声“早已不复存在”。“十年前，中国工作经历在简历上是加分项。现在人们会问，‘你为什么去中国，难道你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吗？’人们普遍认为在中国生活很麻烦，当你在机场降落却发现没有中国软件就连一杯咖啡都买不了时，这种印象会进一步加深。”

中国公众对移民的兴趣不大。2020年，一项关于放宽富有或高技术外国人获得永居的提案遭到了强烈反对，甚至出现了男性承诺要保护中国女性免受移民的侵害。推动该计划的智库负责人遭到网暴，被诋毁为叛徒。正如智库MERICS的一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怪不得中国在吸引与本国没有紧密联系的人才方面做得“并不十分成功”。

即使是中国最开放的香港，对外籍人士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一位疫情期间在香港工作的某银行家回忆了极端严格的封控所带来的种种痛苦。他认为香港存在一种“不信任气氛”，这与他现在居住的迪拜形成了鲜明对比。“你和阿联酋人交谈，他们会说‘你喜欢住在这里吗？我们能做些什么让你更喜欢这里吗？’”

迪拜经济旅游局局长赫拉尔·阿尔马丽（Helal al-Marri）举了一个微不足道但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一些外籍人士抱怨说，当地有条规定禁止他们在海滩上遛狗。阿联酋官员起初不觉得这条规定有争议（许多穆斯林认为狗不洁）。但在意识到该规定给外国人造成困扰后，他们最终达成了妥协。现在，一些海滩专门开放供遛狗者使用。

自新冠疫情以来，许多白领开始远程办公，许多国家都试图吸引这些数字游民。数十个国家开始提供远程办公签证。根据咨询公司MBO Partners的数据，美国数字游民人数的增长和疫情最严重时期相比有所放缓，但仍有11%的美国工作人士自称是数字游民。和整体相比，他们往往更年轻，对工作也更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