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召开讨论会。其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等金融系统领导人作为与会的十九大代表，也纷纷发言。
他们在会上到底讲了什么，时报君为大家画画重点。
周小川：
汇率的浮动更加依靠于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以及人民币更多地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尽管过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所以今后还会继续向前推进。昨天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又对开放、引进竞争机制作了强调，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无疑会进一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至于人民币波幅的扩大，并不是当前最紧要的事。首先，当前的浮动区间已很少能限制到汇率，汇率变化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当然，有时候扩大一下汇率浮动区间，也是释放一个扩大开放的信号，显示汇改会继续向前迈进，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但大家也要注意到，扩大波幅并不是当前最关注的重点。
刘士余：
根据十九大报告，未来几年要打好防范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包括防范金融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同时还要补短板，其中包括补齐资本市场的短板。对资本市场来说，未来要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同时不能制约补短板的进程，要对市场的优化结构做出贡献。下一步要持续推进改革，以更大的勇气推进开放，尽早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郭树清：
按照问题导向原则，银监会今年确定同业、理财、表外三个重点领域。之所以确定这三个领域，一个考虑是因为这三个领域覆盖了比较突出的风险点。比如，影子银行、交叉金融、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等，同时还有与其相关的操作性风险，所以要集中精力整治。另一个考虑是，这些领域主要涉及资金空转，进行整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比较小，不能否认一些特殊目的投资公司投向实体经济项目，但总体来说整治金融乱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比较小。
从目前效果来看，同业资产规模、同业负债规模均比年初减少了两万多亿元。银行理财增速大幅下降，同业理财净减少，委托贷款增长持续放缓，特殊目的投资也大幅度下降，效果比较明显。银监会加大监管行政处罚力度的同时，也督促商业银行开展自查，严格问责。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对2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内部问责5.8万人次，保持了高压态势。可以说，银行业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
对于风险管理，今后整个趋势是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严格执行法律、严格执行法规、严格执行纪律。银行业的前景是很好的，风险是可以化解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但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还需要包括企业、客户、居民个人等各方面共同配合。
周小川：
中央银行在调控方面，首先是运用货币政策，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货币政策也有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主要是对目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校正，工具箱也更加丰富。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调控手段，就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G20和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所提出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常规的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顺周期的因素太多，经济好的时候，股票市场也好，公司盈利也多，同向推动的力量比较大。所以，要引入所谓逆周期的政策措施。
此外，宏观审慎的调节也是因为危机的产生使大家提高了对金融稳定的重视程度，有必要引入一些金融稳定的措施。同时，还强调了金融监管标准的更新，像“巴塞尔Ⅲ”，对资本的质量、流动性、杠杆等等都有新的要求。再有，作为宏观审慎措施之一，就是对于系统重要性机构，包括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国内的系统重要性银行（我国的“工农中建”都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平安保险也是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它们的标准应该有适当的提高，因为这些机构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大。我们已经开展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但是确实在制度上、在规则设置上、在政策协调上，还做得不够好，所以今年7月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提出了“双支柱”调控框架，要让两个支柱之间配合得更好。在机构之间，包括“一行三会”，各大金融机构之间，也都希望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从全球来讲，“双支柱”调控框架也仍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
“双支柱”指的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金融危机前主流央行的政策框架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稳定物价是政策目标，对防止高通货膨胀起到了很好作用。但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说明，价格稳定并不代表金融稳定，危机前美国的物价稳定，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市场行为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跨市场风险传染性较强。
建立双支柱调控框架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保持币值稳定、二是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中国较早探索和实践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积极稳妥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着力建立金融宏观审慎框架。
另外，宏观审慎框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在2011年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要求金融机构“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扩张速度要与经济发展、资本金相适应；2016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更多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纳入管理，从7个方面约束金融机构，实施逆周期调节。二是将跨境资本金流动纳入MPA。三是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核心是形成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周小川：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这个概念，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讨论的比较多。金融风险有一般性的金融市场风险、金融机构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风险点也不一样，但也有共同的东西。首先从全球来讲，都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风险。另外，要防止资产价格剧烈调整所导致的风险，资产泡沫既有可能出现在资本市场上，也有可能发生在房地产市场上，还可能在影子银行、金融衍生产品方面。对于经济转轨国家，特别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讲，另外一种现实的金融风险，就是所谓金融机构大面积不健康的风险。因为在转轨过程中可能不良资产会非常多，财务上出现的缺口导致亏损可能非常多。而且在制度转变过程中，可能规则、监管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不足，金融机构也有可能大面积出现不健康，不少转轨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机构基本上都垮了，或者全部都卖给外国人了，这也是一种系统性风险。再有一点，正如刚才所提到的，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的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郭树清：
在风险方面，从银行贷款来看，首先是信用风险。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在业务实践中，常常发生借钱不还的问题，或者只还一部分本金，或者只还本金不还利息，这个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虽然现在我们银行业总体不良资产率1.9%是比较低的，但是各个机构的贷款分类管理水平是有差别的，所以需要不良贷款充分暴露，要加大处置力度，及时消化，利用我们的资本和拨备来吸收，这样才能使银行业保持健康的发展趋势。
第二，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问题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及其他监管机构密切配合，研究制定了一些措施和办法，包括一些制度性的规定。同时还要防范其他方面风险，比如前面提到的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及跨领域跨市场风险，人民银行牵头制定统一的资管办法来防止这方面的监管套利；还要抵御外部冲击风险，包括IT系统、互联网金融、非法集资等方面风险，以保障经济稳中向好，行稳致远。
周小川：
首先，若总量阀门把握比较好的话，总量就不至于膨胀得过快，杠杆率就会有所下降。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相对比较高，这里既有刚才郭树清主席所说的直接融资比重低，企业靠借贷、靠债务融资比重过高的问题，也确实存在企业运用资金的效率不够高的问题，包括投资的效益、使用流动资金的效益。因此，我们特别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不仅涉及到企业，也涉及到银行如何看待自己的资产质量，必须两方面共同努力来调整。同时，也要看到其中有一部分挂在企业名下的贷款，实际上可能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地方政府有时候借地方国有企业的名义作为融资的手段，把债务算到企业头上，这个问题要认真对待，要防范地方政府（当然各个地方很不一样，有好的，也有差一些的）在使用融资平台方面和各种变相债务方面，有一些不健康的行为，包括财务纪律不够强，或者突破了界限。
关于家庭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从全球比较来讲，中国还不算高，但是最近几年增长很快。这个快的程度提请大家注意，不是说现在就要去杠杆，而是说增长的过程要注意质量，要使增量部分保持稳健，同时又是高质量的。
周小川：
关于对外开放，“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都是市场方面的连通，还有“一带一路”也是市场方面的连通，此外机构方面的合作，以及金融市场准入也会进一步对外开放，请大家更全面地关注开放的内容。
郭树清：
过去五年外资银行在华发展总体稳健，但在中国银行业市场中的份额是下降的，这不利于促进银行业竞争和结构优化，所以要加大银行业对外开放，对外资银行在持股比例、设立机构等方面进行改革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