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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调笑人间，俯瞰世相，知音难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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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酒在她肚子里晃荡了半宿。采访开始没多久，余秀华从沙发上起身，径直躺在了床上。
前一晚喝到夜里两点，早晨七点起来又接受媒体采访，当晚离开北京，然后深圳、广州、武汉，最近余秀华的行程密密麻麻。
2015年，余秀华因诗歌走红，媒体、粉丝穿过大半个中国去见她。“诗人”、“脑瘫”、“农妇”，所有话题勾勒出了余秀华的每一面。
两年后，诗人的形象又被投射在荧幕，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全国点映，她跟着穿梭于不同城市，连同自己的生活，再次剥开，呈现在众人面前。
只是这一次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女人，如何挣破婚姻，获得自由。
看上去，她比两年前洒脱了不少，文了眉，染了唇，还半开玩笑地念叨着要去拉皮。心情好时，嘻嘻哈哈，段子、调侃齐飞，导致你需要去辨认哪句是玩笑哪句是认真；但当气场不对时，怼起人来也有一套。还是那个余秀华，只是应对媒体早已游刃有余。
成名，给余秀华身上打了一束追光灯，出书、上电视、领奖，伴随而来的是金钱、名声，以及离婚的底气。光鲜让她享受其中，但一同被放大的，还有生活背后那些柴米油盐和一地鸡毛。
关于得失，诗人有着清醒的认知：“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一
“余老师，哎，不是，余影帝”。当余秀华出现在武汉一场诗歌分享会上时，一位朋友打趣她。
因为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里的生活呈现，观众们意外发现，余秀华还是个不错的“演员”。原来除了诗歌，面对镜头，她一样有强烈的表达欲。
生活中余秀华曾形容过自己：“一直尽力配合命运，演好自己的这个丑角，哭笑尽兴。”而在纪录片中，她真实、率性、简单。在导演范俭看来，纪录片呈现的就是余秀华本身，“她没有演自己，而是成为自己。”
这部片子在去年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的评委会大奖，6月又入围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
由于引发关注，余秀华跟着范俭，从美国到上海，摇摇晃晃地走红毯，密集接受采访，在线直播交流，重新回到大众视线中。
事实上这两年，余秀华身上被聚焦的热度已经散去，但她又并未完全淡出公众视野。期间，她出了第三本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开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创作诗歌散文。
余秀华说日子过得很快，早晨起来洗衣服、拖地，然后看书、看手机，一天就结束了。她自己在网上买书，《八卦》、《易经》、《诗经》之类，没事就反复读，做笔记。也会看蔡崇达的《皮囊》，但相对看古书更多。
余秀华居住的横店村也因为新农村建设，家里的土地被征去。她搬进了小二楼，但老房子被保留下来，要作为当地一个文化场所。
只是那些池塘、树木、麦田全都没有了，这些都曾经是诗人笔下的景象。再加上离婚之后，痛苦缓解，有人担心她失去写诗的源泉。余秀华一脸不在乎：“写不出来就不写了，谁说诗人就要一辈子写诗呢！”
她可不止写诗这一样爱好，喝酒、“调戏”男人也是乐趣。采访当天，余秀华酒店房间里还留着半瓶洋酒，她正计划着带上飞机。在家里，她也喝酒，但还有父亲管着。余秀华酒量不错，“断片儿”两三个小时就能恢复。
甚至也有记者为了拉近关系，采访前送酒给她，这招还挺奏效。此外，余秀华也喜欢接受男记者采访，但来的大多还是女记者。工作人员和她解释：“这个行业女记者太多了，女的都当男的使。”她嘿嘿一笑，狡黠地反问：“能吗？能当男的使吗？来，使使看。”
“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当年因为这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余秀华的诗被人称作“荡妇体”，在杨锦麟的节目中她直截了当：“我就是荡妇体怎么着吧！”
参加自己的诗歌研讨会时，她和坐在身边的男诗人“打情骂俏”：“今天很幸福和你坐在一起。”就连范俭拍她读诗时，余秀华也不忘笑嘻嘻来一句：“下面这首诗送给范俭，《今夜我特别想你》。”
因为纪录片宣传，需要余秀华跟着到处跑，发行方大象点映给她安排了一个“临时助理”，聊天时她隔三差五就去“撩”一下对方，然后自己笑得东倒西歪。
对于发行方的“投其所好”，余秀华看得很明白，“我又不傻，他们还是有点‘小心机’。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嘛，无所谓，反正我在家里也是闲着。”
但这样的“调戏”仅仅限于朋友之间，如果真的面对自己喜欢的人，余秀华反而会怕，担心特别多。“因为身体嘛，相貌的丑陋。谁会娶一个丑陋的女人，吃饱了撑得慌吗？”
直到现在，41岁的余秀华也没有完全接受自己，身体残疾和才华的落差，常常让她感到无力掌控命运，她不抱什么梦想，也对生活没有指望，“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个，那就是离婚。”
二
离婚的念头并不是成名之后才冒出来的，这个决定酝酿了16年。
“那时候有铺天盖地的忧愁，19岁的婚姻里/我的身体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19岁时，母亲做主，把余秀华嫁给了大她13岁的四川人尹世平。父母眼里，这个“上门女婿”身体健康，能瞧上女儿已经不错——除了喝酒后脾气有些不好。
儿子两岁那年，余秀华第一次提出离婚，走到半道，尹世平反悔了。此后多年，两人间的不对等越来越加剧。在丈夫眼里，自己是正常人，而余秀华是个残疾人，甚至喝醉酒让余秀华泡茶、洗脚。下雨了，余秀华走山路不方便，丈夫不仅不去接，摔倒了还会笑话她。
最让余秀华不能忍受的是每次吵架，不管对错，母亲都会站在女婿一方。“我妈越维护他，我就越讨厌他。”平常，丈夫在外打工，只有过节或者农忙时候才会回来。尽管这样，两人还是经常吵架，生活中看对方不顺眼，精神上也无法交流。余秀华觉得婚姻是带给她所有痛苦的一个根源。
她曾在诗中写过：“他喝醉了酒，他说在北京有一个女人”，“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但离婚的想法遭到了周围人的反对，父亲的担忧在于，女儿出名了，再离婚就不好办了。
最初几个月里，余秀华痛苦、纠结，她表达过自己的害怕，“本来离婚是一件寻常的家务事，但是命运的运转里，它被放大在了人们面前。人们说我有名气了就离婚，忘恩负义。”此外，她也担心以后会影响儿子娶媳妇。
拍摄的那段时间里，范俭一直在余家，余秀华和父母都会问他的看法。范俭讲了自己姐姐的经历，婚姻不幸，为了孩子一直痛苦忍着，但对自己是种折磨。在范俭看来，“所有让双方、家人都痛苦的婚姻，就应该结束。至于孩子，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活，不能为了孩子彻底牺牲自己的生活。”
余秀华坚定了想法，她提前告诉范俭自己会在哪一天谈离婚，于是团队做好了拍摄准备，余秀华和前夫激烈的争吵被完整记录下来。
回忆起那个镜头，余秀华觉得自己还有所收敛，“我知道他们（摄像）在那里，我还没有骂脏话是哇，平常我骂死他了，忍了一忍吧。”
那次吵架没什么结果，尹世平觉得妻子出名了，有钱了，开始嫌弃自己，他心里不平衡，开口就要100万——在余家20年相当于做长工，所以要“长工费”。
余秀华想离离不成，那段时间哭得厉害。之后2015年4月，余秀华母亲被查出肺癌晚期，她暂停了所有活动，回去陪母亲接受化疗。据媒体报道，家人曾提议让尹世平来帮忙，结果他回复：这是打长工，要收钱。令余秀华一家感到心寒。
如果此前一直不坚定，那成名带来的金钱给了余秀华底气。2015年她出了两本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和《摇摇晃晃的人间》，前者销量超过10万册，后者也有6万多册，当时版税加起来大约20多万。
余秀华在电话里冲着前夫说：“这个月回来15万，下个月10万。”之后她还委托范俭去工地找尹世平，劝他回来离婚。
余秀华曾在一个活动中说过：“我老公他真的非常讨厌我，也非常恨我，但是一旦离婚他连一个去处都没有，他离不了这个婚，我们是贫贱夫妇万事哀。恰恰我有钱了，我给他买了一个房子他就觉得有钱了。”
几经拉锯，结婚二十年后，诗人终于得到她想要的自由了。
从民政局出来时，镜头下尹世平脸上是掩饰不住的轻松和笑容，余秀华在一旁爆了句粗口：“我X，有钱能使鬼推磨。”
三
余秀华的世界里，婚姻是短板。在她看来，这几年的幸运和荣光，最好的事情就是离婚。
早年，在上《锵锵三人行》时候，余秀华不愿意聊老公和孩子。但如今，随着纪录片放映，余秀华甚至被推到了离婚的典范上，她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妈的离婚还有个典范？”
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呈现了余秀华成名后的生活轨迹
但她同时也意识到：“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人们要观看我的生活。我总是怜悯地看着对我议论纷纷的人，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认真对待生活？当然我也许也不够认真，但是我从此进入了我喜欢的一个生活方式。”
在导演范俭看来，余秀华的生活就是他要找的诗意。起初，范俭想拍一个默默无闻，做着普通工作的诗人，直到优酷泛娱乐中心高级总监余红苗把选题给了他。
余红苗最初也是在朋友圈看到余秀华的诗，她惊讶于一个脑瘫诗人竟然写出如此震撼人心的诗歌，带有报告文学的美感，她判定余秀华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当媒体一拨拨赶往余秀华家里时，范俭也在那个时候开始创作。按照优酷最初的计划，是要拍一个热点纪实故事，不久之后短片《一个女诗人的意外走红》在网上播出。余红苗看到数据反馈还不错，就考虑是要做纪录电影还是纪录剧集。
和范俭商量之后，他们觉得余秀华的故事已经具备做成纪录电影的元素。农村的婚姻观，农村女性面对婚姻的态度，这些都是可以用纪录片呈现出来的。
之后余红苗追加了投资，整部片子投入的制作成本不到100万，目前通过众筹点映的方式已经达到了92万票房。
团队花了一年零两个月去拍摄，人员最少的时候只有范俭和妻子在余秀华家。相处下来，余秀华和范俭成了朋友。在余红苗看来，这部片子之所以有那么好的呈现，就是因为范俭在余秀华那儿获得了信任。
从成名开始，余秀华就习惯怼记者，但她也几乎从不拒绝媒体。同样，对于范俭的拍摄，她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在拍我，随他去，爱拍不拍。我又不拒绝、不迎合、不负责。”
倒是范俭，拍着拍着发现余秀华有了变化。她上节目，领奖，参加各种活动，由此接触的人群、圈子，获得的信息等等，让她的阶层和自信度都不一样了。
最让范俭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场关于余秀华的诗歌研讨会，大家还在拿她和英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相比，当时余秀华说了句：“任何一个人被当成另外一个人都是失败的，狄金森是独一无二的，我余秀华也是独一无二的。”
这让范俭惊讶：“你会发现她有她的气场了，她有很自我的，慢慢强大的、独立的意识了。”
在制片人余红苗看来，这部片子让余秀华二度走进公众视线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让余秀华成为一个IP。不久前，余秀华和一家北京的电影公司签了合同，把自己的故事授权给对方，改编后的剧情片会让梅婷来演余秀华。
“他们爱怎么拍就怎么拍，最好改编得越来越不像我，又不是我演的，关我什么事啊！”她也不在意自己被当作IP去消费：“我就是IP，这个无所谓呀。你们媒体其实也在消费我呀，反正我来者不拒。”
余红苗觉得这也是余秀华矛盾的地方，一方面说着被记者采访很烦，但是一旦媒体的关注散去，她的人生或许也令人担忧。“被簇拥的同时也会难受，她在这个阶段又爱又恨。”
四
在母亲病房里的那一刻，余秀华突然觉得：“成名对生活于事无补”。
采访时再拿这句话去问她，她歪着头和你打马虎眼：“于事无补就是搞不到男人嘛，其他还好啦，就是没有爱情。”
纪录片中呈现出来的，是余秀华和母亲观念的冲突。一个要完整家庭，一个要自我。母亲病床前，余秀华没哭过，母亲觉得自己女儿心硬。
“她在病房里，我怎么可能在她面前哭呢？”余秀华说她夜里其实哭了很多次，尤其是母亲走了以后。她形容自己和母亲的关系是“从小怼到大”、“我做什么她都反对”，所以这样一种关系下，她有时候会想：“我又不想她，为什么会哭？”
余秀华奶奶离开的时候也是这样。她记得那天是正中午，阳光高照，余秀华在做饭，她跑到奶奶房间看她躺在那儿没动，以为是在睡觉。等第二次进去的时候，发现奶奶还是那样躺着，余秀华觉得有问题，上前一看，奶奶已经悄无声息地走了。
“我奶奶脾气不好，我俩个经常吵架，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们离开了我会情不自禁地流泪。”
余秀华出生时因为难产缺氧，导致先天性脑瘫。她母亲曾对媒体回忆，余秀华上小学之初都是奶奶背着去学校，因为被别人笑过，她就再不让背了，坚持自己拄拐杖走，摇摇晃晃，好多次摔得头破血流。
两个亲人的离去让余秀华觉得，“一个人死去之后就是真的再也没有了，很空。”
她关心生死问题：“如果人就一生，死后蛛丝不留，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一生是不是就意味在我们可以肆意妄为，为非作歹？”余秀华去看了《冈仁波齐》，但没在其中找到答案。
不久前在火车上，一个朋友和余秀华说起张爱玲的凄惨离世，她说了一句：“我的结局很可能就是张爱玲的结局。”
那一刻，余秀华一脸严肃。大多数时候，她戏谑别人，开起玩笑来没个正形，但正如余红苗说的那样：“繁华人烟背后的余秀华，很孤独。”
余红苗说：“她一出生就带来的残疾，使得她比普通女人要缺少很多东西。她对自己外表不满意，觉得即使思想再优秀，有再多的财富和名望，也无法弥补外表的缺憾。每个女人都有自己不满意的一面，只不过余秀华的这一面放得太大，无法改变。”
余秀华的一部分自卑也是因为对于真正的爱情求而不得，她喜欢《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也欣赏王小波写的王二和陈清扬式的爱情。聊到《黄金时代》时，她高呼：“为了革命式的友谊，我们去敦伦”。
在纪录片海报上，余秀华的形象是一个裸体女人趴在草丛里，带着那么一丝悲剧色彩。就在余秀华离婚获得自由后，她突然感到离不离婚好像没什么变化，这也让范俭感到悲凉，“余秀华已经超越了婚姻，是在命运和人生层面发出的思考，过往二十年的婚姻她到底经历了什么，结束了为什么没感觉？”
范俭仿佛看到余秀华很无望的未来，最终，他在片子用了一句诗结尾：“难道还有明天，可惜还有明天。”
当天的采访就要结束时，我们在余秀华房间等待接着采访隔壁的导演。她穿一件黑色露肩裙，不断把玩新买来的“招桃花”项链，一边坐在床上讲段子，一边轰我们赶紧走。
“反正是背负慢慢凋残的孤独”，临走时余秀华突然念起诗来，她的声音有些含混不清，发现她的伯乐——诗人刘年曾形容余秀华的声音“像剥了壳的青笋”。
“耀眼的孤独，义无反顾的孤独”，念到这里余秀华高兴起来：“哎呀，我怎么写出这么好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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