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真正知晓“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该术语目前被用来替代过去所谓的“自由意志”——到底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历史事件按照定义来说就只能发生一次，所以没办法知道它们是否“可能”有其他走向(如果西班牙没有征服过墨西哥可能会怎样?如果蒸汽机在托勒密时代的埃及被发明出来并引发古代的工业革命可能会怎样?)，甚至不能确定问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意义。这似乎就是人类境况的一部分:我们既无法预测未来，而一旦有事发生，我们又很难不视之为不可避免的。一切都无从知晓。所以如果希望在自由与决定论之间为人类能动性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这个位置在哪基本上取决于个人品位。
因为这本书主要关乎自由，所以似乎有理由将那个位置设定得比通常的更靠左一点，并探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类比通常以为的更有可能集体决定自身命运。我们没有将北美太平洋海岸的原住民定义为“初期”的农民或“初现”的复杂性的例证--这实际上只是在以一种新方式说他们都“奔向自己的锁链”。相反，我们探讨了他们(或多或少)不是在盲目前进的可能性，并找到了大量证据来支撑这一可能。
大部分“大历史”强调技术原因。它们依据制造工具和武器的原材料来为人类的过去分期（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不然就是将人类的过去描述为一系列革命性突破（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工业革命），接着假定技术本身基本决定了人类社会后续几个世纪的形态，或是等到下一次突破不期而至，再次改变一切。
与此同时，人们很容易夸大新技术在奠定社会变迁总体方向上的重要性。特奥蒂瓦坎人或特拉斯卡拉人使用石制工具建造并维护自己的城市，而摩亨佐达罗或克诺索斯的居民使用金属工具，这些城市在内部组织乃至规模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异。我们掌握的证据也不支持这种观点：重大的革新总是如革命般突然爆发，随之完全改天换地。
没有人会主张农业的发端就类似于蒸汽纺车或是电灯泡的发明。毕竟新石器时代没有比肩埃德蒙·卡特赖特（Edmund Catwright）或托马斯·爱迪生的人，提出了概念上的突破，推动了一切的运转。尽管如此，当代写作者似乎禁不住要这样想：新石器时代一定发生过某种类似的与过去的戏剧性决裂。如我们所见，事实并非如此。新石器社会的创新，并非基于一些男性天才对自身愿景的实现，而是基于积攒了许多个世纪的集体知识，这些知识很大一部分来自女性的无数看似不起眼实则意义重大的发现。很多这类新石器时代的发现通过累积效应重塑着日常生活，它们的影响之深远，完全不亚于自动纺车或电灯泡。
每次坐下吃早餐时，我们可能就受益于十几个诸如此类的史前发明。是谁第一个发现，添加我们称为酵母的微生物能够让面包发酵？我们不知道，但几乎可以肯定那是一位女性，并且如果她今天移民到欧洲国家，很可能不会被称为“白人”；而我们确切地知道，她的成就持续丰富着亿万人的生活。我们同样知道，此类发现基于许多个世纪的知识积累和试验；回忆一下，早在有人系统性地应用农业的基本原则之前，这些原则就已为人熟知了。而这类试验的结果通常被保存在仪式、游戏和各种形式的玩乐中（甚至可能就存在于三者重叠之处），并由此传播开来。
对此，“阿多尼斯的花园”是个恰如其分的象征。像小麦、稻和玉米这类后来成为大量人口主粮的作物，关于它们的营养特性和生长周期的知识，最初就是在这类仪式性的种着玩的过程中被保存下来的。这种发现模式也不仅仅局限于作物。陶艺在新石器时代之前很久就被发明出来，最早用于制造小塑像，即动物或其他主题的微缩模型，后来才被用于制造炊具和贮藏器具。采矿最初是为了获取用作颜料的矿物质，开采工业用的金属是在那之后很久的事。中美洲社会从未使用过有轮子的运输工具；但是我们知道当地人熟知辐条和轮轴，因为他们把这些做成玩具给孩子们玩。古希腊科学家以发现蒸汽机原理而闻名，但只用它制造看上去能自动开合的神庙大门或是类似的剧场障眼法。同样出名的例子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最早使用火药是为了制造烟火。
在大部分历史中，仪式游戏领域（ritual play zone）既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科学实验室，同时也是该社会的知识和技术库，其中的知识和技术可能会被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也可能不会。例如，回想一下，欧塞奇“小长老”如何将对自然法则的研究和推测结合进社会建制和周期性改革中；他们如何将二者视为归根结底相同的事项，并详细（口头）记录下他们的审议意见。新石器时代的加泰土丘，或是特里波列的超大遗址，是否有类似的“女性小长老”组织？我们无法确定，但认为非常有可能，因为我们在这些例子中看到了相似的社会和技术革新节奏，以及在艺术和仪式中对女性主题的关注。如果我们尝试提出更有趣的关于历史的问题，其中之一可能就是：在通常所说的“性别平等”（或许直接称之为“女性自由”更好）和某个特定社会的创新程度之间，是否存在着正相关？
选择以另一种方式描述历史，将历史展现为一系列突然爆发的技术革命，每次革命之后的那段漫长时间里，我们都是自己创造物的囚徒，这种描述历史的方式是有连带后果的。说到底，这种方式把我们这个物种描绘得比事实反映出的更缺少思想、创造力和自由。这意味着不将历史描述为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技术或其他方面的新想法和新创造，其间不同的社区集体决定哪些技术适合日常生活应用，哪些应该局限在试验或仪式游戏的范畴。技术创新如此，社会创新更是如此。在为本书做调研时，我们发现的最惊人的模式之一，事实上也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突破性发现，就是仪式游戏领域如何在人类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成为社会试验的场所，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一部关于各种社会可能性的百科全书。
神话本身不构成问题，不应该被错误地视为坏的或幼稚的科学。就像所有社会都有自己的科学，所有社会也都有自己的神话。神话是人类社会为经验赋予结构和意义的方式，但是，我们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所采用的更大的历史神话结构根本不再奏效，它们无法契合摆在我们眼前的证据，而它们所拥护的结构和意义庸俗又陈腐。
毋庸置疑，至少短期内不会看到什么改变。整个知识领域，更不用说大学的教席以及院系、科学期刊、权威研究基金、图书馆、数据库、学校课程等，都是按照旧结构和旧问题而设计的。马克斯·普朗克曾说过，新的科学真理并不通过说服功成名就的老科学家相信他们错了来取代旧真理，新旧更替的过程随着旧理论的支持者最终死去，熟悉新真理和新理论的新一代出现而完成。
我们现在能更清楚地看透，比如说，有这样一项在其他方面都很严谨的研究，其出发点却是些未经检验的假设：认为人类社会有某种“原初”形式；其本质是善的或者是恶的；曾有过一个不平等和政治自觉都尚不存在的时期；发生了一些事情改变了这一切；“文明”和“复杂性”总是以人类自由为代价；参与式民主在小群体中是自然而然的，但是随着规模增大到诸如城市或民族国家，就不适用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