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9日下午，文研院第十六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六次）在111会议室举行。美国瓦萨学院中日文系教授刘皓明老师以“事实的真理，或然的科学：中西古典校勘学比较研究”为题，对中西古典校勘学的不同历史轨迹提出思考：是什么造成了中西古典校勘学之间的根本差异？当今的中国校勘学者能够从西方的语文学传统中借鉴哪些长处？为此，刘老师从中西古典校勘学的代表性理论和具体实践出发，系统地介绍了这门学科在中国与西方的发展历程，以及两大校勘学传统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同期邀访学者Anthony Carty、王瑷玲、Gail Alexandra Cook、周明初、郜积意、俞学明、于建军、魏继印、丁辉、赵晶、蒋文、李猛、皮迷迷、张萌，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高峰枫教授，文研院第二期邀访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霖副教授，文研院院长杨立华，副院长段德敏、院长助理韩笑等参加了报告会。杨立华院长代表文研院向刘皓明教授颁发了邀访学者聘书，张萌老师作为主持人介绍了刘老师的学术背景和主要成果。
首先，刘老师简要地概括了当下我国校勘学研究领域的一些缺陷，包括误把非专业学者当作西方校勘学权威、对校勘学只知概论不知实际操作等。随后，他开始介绍西方校勘学的发展史，并以对贺拉斯和品达作品的校勘为例解释其具体方法。在西方，校勘学起源于古希腊，在希腊化时代正式成为独立学科并走向繁荣，现存的古希腊经典文本多是这一时期编订的。西方校勘学的下一次高峰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自彼特拉克以来的人文主义者进行了大量的文本整理工作（主要是古罗马文学）。在十九世纪早期，古典校勘学真正成为了一门成熟的学科，德国学者拉赫曼为这门学科创立了基本法则——涵盖了会校、判定、订补、产出校勘本四大步骤的“拉赫曼方法”。其中，会校是指搜集传世的古代抄本并予以比较，由此判断不同文本之间的转抄关系（例如甲本出自乙本，或者甲本与乙本彼此独立但却同源），例如Keller和Holder对贺拉斯传世抄本所做的出色工作。判定则是指依据风格、思想等判定传世文本的优劣，例如刘老师从诗歌效果出发将贺拉斯诗作中的争议部分定为latum（广袤）而非laetum（喜乐）。订补就是修正抄本中的各种错误，包括衍文、错置、前人误改等，例如品达的传世诗作因为被抄串了行而不合格律，后来才被校勘学者发现和订正。最终的校勘本需要包括前言和校记，可能还有其他附件。需要注意的是，过度的订补也可能造成新的讹误，例如Nisbetand 和Hubbard对贺拉斯的订补就明显缺乏依据。
在介绍西方古典校勘学之后，刘老师转向中国校勘学的历史。中国的古典校勘学始于西汉时的刘向，此后历代都有关于校勘学的论述，然而相关论述大都过于宽泛，所幸还是有些学者（彭叔夏、王念孙等）具体总结了实际的校勘经验。近代的陈垣被胡适评为中国现代校勘学的第一人，自他开始中国校勘学真正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在胡适看来，西方校勘学相对于中国而言有三大优点，其一为印刷术流行较晚，因此抄本存世较多；其二为翻译较发达，有古译本可以做参考；其三则是大学和图书馆较发达，方便校勘者查阅。在刘老师看来，第一点对中西校勘学的差异确实影响很大，但其余两点都缺乏依据。刘老师还指出胡适所谓“王念孙、段玉裁只是成就了一种推理的校勘学，终究未能走上用本子互勘的正轨”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如上所述西方校勘学界同样很重视推理。随后老师开始从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着手分析中国校勘学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杨氏对不同版本异文的取舍相当随意，缺乏统一的标准。例如在《文公四年传》中，杨伯峻采用了阮元刻本中的“玈弓矢千”，而没有采纳其他版本中明显更正确的“玈弓十、玈矢千”，只将后者置于注中。最后，刘老师还介绍了古代图书刻印中的舛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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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金泽文库本《春秋经传集解》
左侧第一列作“玈弓十、玈矢千”
作为结尾，刘老师引用库尔提乌斯的话，表示校勘学虽然通过经验来追求偶然的真理，但仍然能得出可验证的结果，并强调中国古籍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科学的校勘工作。
在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就中西古典校勘学不同的历史轨迹展开探讨。李霖老师非常同意刘老师的观点，认为中国目前在古籍校勘方面还有很大不足，特别是缺少分析版本流变过程的历史意识。不过他也指出，段玉裁在校勘中的推理过于武断，完全从自己的学识出发，因此胡适对他的批评其实是有其道理的。另外，他还提到宋代是中国典籍流传的分水岭，宋以前多为抄本流传，宋以后则多为刻本流传，因此唐抄本与宋刊本形成了两大系统，这一点对古籍校勘也有很大影响，但我国学者往往不重视文本谱系的梳理；《左传》中“玈弓矢千”的舛误很可能发生在比开成石经更早的年代。刘老师赞同李老师的部分看法，认为中国学界可以吸收西方校勘学的长处，在整理文本谱系的基础上产出可靠的校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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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局部）
昭公五年卷手稿，法国国家博物馆藏
蒋文老师强调王念孙等古代学者的局限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不像今人一样可以运用考古证据来辅助校勘。她还指出，目前我国的校勘学实践和成果其实是体现在不同领域的，需要予以一定的整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古籍的版本流传很难予以还原，这一点可能跟西方的情况不一样。对此刘老师认为，当年西方学者在梳理版本流传时面临的困难也很多，他们通过不断的猜测和自我质疑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学者也应该有勇气开始这项工作。不过西方汉学界也存在缺乏历史意识的问题。
郜积意老师提出问题，理论上文本最初只有一个源头，那么该如何证明某一文本的几个流传系统中哪个最接近作者当时的创作？在许多情况下作者甚至是匿名的，这样的话又该如何界定文本的“根源”？他还提及会校、订补等步骤在中国传统校勘学中其实早已存在，并被默认为共识。刘老师就此指出，校勘学也存在其局限，无法最终还原到作者的原作；与《圣经》类似，许多儒家典籍的作者也是匿名的，这些典籍也可以运用类似的方法进行分析，解构其形成过程；中国传统校勘学在运用科学方法和分析精神方面有必要借鉴西方。
赵晶老师指出，最终的定本有可能反而会使文本中的历史信息消失（例如以两部史书互校，只认可其中一种记载），为此是否应该保留不同版本的异文；他还举了《唐律疏议》的例子，这部书本身是元代才开始刊刻的，其中存在文本层次的叠加（疏议是附在唐律之后的），它是否可以用作研究唐代法制的材料？另外，中国传统文献中的引用问题非常复杂，这也是造成校勘难度大的因素之一。刘老师的回答是，自己用作例子的《左传》校勘同史书互勘属于不同范畴，两者不好混为一谈；经典文本同注疏之间的关系向来比较复杂，但古注之于西方古典原文的重要性显然不如“疏议”之于唐律本身，对于后者可以专门出一个《唐律》校勘本，再对疏议部分单独出一个校勘本。就引用问题而言，在拉丁文中由于存在变格，因此引文相对于原文的忠实度甚至更成问题。
皮迷迷老师指出，中西古今的校勘本身就存在不同的目标，例如古人校勘儒家典籍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圣人之道，为此他们势必会舍弃无法读通的异文，但诗歌校勘就没有这种问题；在经学校勘领域，校勘者对古籍的理解也会影响校勘工作，不过这很难被客观化和理论化。对此刘老师认为，皮老师提到的现象其实属于阐释学领域，这在欧洲的《圣经》研究中同样广泛存在，对世俗文本的校勘工作也有一定影响。
Gail Alexandra Cook提出疑问，为何印刷术在中国普及之后，古代抄本就大量遗失了？两者是否存在必然关系？刘老师指出，印刷术与手抄确实存在某种对立，但与中国不同，西方在印刷术普及之后仍然保留了不少古代抄本，这可能同中国战乱频仍、文本屡遭劫难有关。其实我国的寺院也保留了不少世俗文献，但它们不像欧洲的修院文献一样保存完好。
王瑷玲老师强调了不同文本类型（全集、选集、别集）之间的区别，以及草书、插图在传抄中可能造成的讹误。她还提到由于古代戏曲小说地位低下，其传抄的严谨性也会受影响。刘老师也认为，在中国传统文献中，相对不受重视的“集”部文献确实是最混乱、校勘难度最大的。
高峰枫老师和刘老师探讨了《圣经》校勘学的问题，包括如何判定《圣经》文本的不同来源。高老师指出，传抄或刊刻时间的早晚并不意味着文本是否可靠，因为晚出的文本完全可能出自更可靠的范本；一些文本只有单一作者，另一些却是由多个作者共同完成的，相应的校勘方法也存在区别。
周明初老师也和刘老师讨论了抄本匮乏对我国校勘学发展的不利影响。刘老师补充道，校勘学并非西方语文学的全部，西方也有类似中国的金石学，还有专门辨识纸草文字的学者。
最后俞学明老师特别提到，刘老师介绍的西方校勘理论同样适用于佛教典籍的传承过程；当下的年轻学者正在努力将科学方法引入校勘学中，且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这对佛教义理研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