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阳：贯穿中国古代宫廷斗争的土制伟哥

文 | 魏阳

从宋代到明清，有不少看了医书就觉得自己可以做医生的士人。这些人并非专业医生；但是自认为通晓医术，常常自医医人。有时颇有应验，被时人称作神医；当然也常有不小心把人医死了的。这拨人，可以称为“士医”。

这类“士医”和宋明之间著名的“儒医”不同。

研究表明，自称“儒医”的是宋代以来不愿被视作为方技一流的医生，他们喜欢用士大夫的词汇和礼仪，仿照儒家道统来宣传自己的“医统”，以和其他没文化的医生区别开来。这些“儒医”依然是职业医生。

“士医”则不同，这群人根本不是职业医生。但是由于当时印刷术的普及和医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他们自认为对医学有了相当的了解和体察。当他们开始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来给皇帝提供医疗建议时，政治便和医学交织在一起，演出种种令人啼笑皆非，却惹人深思的故事。

宋明之际，士大夫流行自己配药补身子。最流行的养生壮阳药，要算“秋石”了。这是我国本土研制出的强效“伟哥”。与现代伟哥不同，我国土制伟哥乃是纯天然有机原料制成。据汉代的《周易参同契》记载，制作方法很简便：把采集到的人尿用大火熬成盐状结晶体，就好了。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秋石混合了纯净的性激素、尿酸钙和磷酸钙，专治阳痿，乃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大发明之一。自唐代以来，广受士大夫欢迎。

不过，吃这款土制“伟哥”弄出人命的，也有不少。唐代的白居易，曾在诗歌中友情提醒大家：“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写《莺莺传》（在元代被改编成《西厢记》）的元稹，据说吃多了这款伟哥，导致未老先衰。白居易在诗中报导：“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这里的微之，就是风流的元稹。

秋石在宋明之间依然广受欢迎，成了居家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小说《野叟曝言》报导：“当今富贵之家，多有服秋石红铅者，并以为贿通馈送之物。”制作之法，也愈发讲究，出现了“阳炼”与“阴炼”二法。阳炼，是传统的用大火熬尿。阴炼，是把人尿放置一段时日，取搅拌后的沉淀物或上层浮渍，阴干之后入药，据说也有“补心生精，养血之至”的效果。

博学的苏东坡发现，阴炼的秋石和鼻涕一起吞服，效果最好。他在《东坡志林》中建议：“冬至后斋居，常吸鼻液，漱炼令甘，乃咽下丹田。”阴炼出的秋石，要在“夏至后取细研，枣肉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吞下”。

宋元之间推广这款补药，还有王巩《随手杂录》，曾慥《类说》、《道枢》，孔平仲《孔氏杂说》，周煇《清波杂志》，黄休复《茅亭客话》，叶梦得著《水云录》，沈括的《良方》，以及李道纯《中和集》等一大堆名人笔记。

到了明代，秋石成了江南一带的特产。家住南京的无锡人黄仁卿，据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他“年九十犹健饮啖，对客拜起如壮年，御女无虚夕，至九十六而终。”如此性福而长寿，当然是因为烹炼食用秋石。他给秋石取了个极雅致的名字，唤做“龙虎霞雪丹”。

这位黄老先生有一位姻亲，名叫顾可学，从亲家那里学得了炼秋石的神技。顾可学本是个低级官员，在浙江参议的位子上，因为贪污而被迫退休，声名狼藉；后来他向嘉靖皇帝进献家中秘炼的秋石；皇帝“饵之而验”，发现效果好极了。于是顾可学被召到北京，提拔为礼部尚书，专职为皇帝炼秋石。

专职熬尿，而官至尚书，在历史上也算不多见，所以这位顾大人立刻声名远播。江南一带的段子手，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吐槽的好机会；很快社会上就流传：“千场万场尿，换得一尚书。”吴方言中“尿”和“书”二字同音，所以笑话很押韵。段子流传很广，到了清代，还被编入笑话集《笑笑录》中。据吕毖《明朝小史》记载，顾尚书走在大路上，大家都争着叫他的雅号“尝尿官”。

这样捷径弄来的官，在明代总要受到士大夫舆论的羞辱。

另一味明代流行的补药加春药，就是红铅了，此物乃是用少女经血制成。据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记载：制红铅，要找十三四岁的漂亮女孩子，称做“美鼎”。最好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肌肤细腻，三停相等”。取其月经初潮，再用乌梅煎的水稀释搅拌。取沉淀物，铺在纸和绢布上，太阳下晒干，去掉腥味，便做成了。据说“专主助血，其功甚大”。做好的红铅，加入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材料，可炼成红铅丸，更便于服用。（见谢肇淛的《五杂俎》）

红铅显然是明代人的发明；通过朝廷的表率，变得极为流行。明代的皇帝服用丹药求长生、练采战，有着悠久的传统。从明成祖迁都北京开始，元代遗留在故宫中的密宗修炼法门就在明廷中流行。从宪宗到武宗，都喜好任用西番僧，修炼喜金刚。汉人文士把密宗的男女双修和道家的房中术混为一谈，在他们眼里，这些宗教行为都是不折不扣的淫乱。

明代宫廷的密宗传统，直到嘉靖朝才改变。武宗驾崩后，因为没有子嗣，他的堂弟从湖北来北京做皇帝，是为明世宗嘉靖。嘉靖不曾在北京宫廷长大，对于密宗传统很不感冒。他见到后宫里呈现双修体态的喜金刚佛像很吃惊，下令打碎销毁。取而代之是，汉地本土的道家房中术。这是明代皇家修身传统的重大转折。

嘉靖偏爱我国汉地本土的补药，尤其喜好上面说过的秋石，也喜欢红铅。据说，吃了红铅和秋石的嘉靖皇帝，果然优生优育。他的儿子，后来的隆庆皇帝，身体很棒，长大后和他老子一样继续服用红铅。不过，这款土制伟哥不能吃多。据说，隆庆服药过量，以至于整天持续勃起，像撑了帐篷，不能上朝，成了士大夫喜闻乐见的段子。（“阳物昼不仆，遂不能视朝”，见《野获编》）

隆庆的孙子，泰昌皇帝，更因为吃了士大夫推荐的红铅而送命；这就是有名的“红丸案”。泰昌做太子时不得宠，总害怕被废。一旦熬出头，立刻纵情声色，夜夜笙歌。即位一月不到，便病得一塌糊涂。御药房提督太监崔文升，用了含有大黄、芒硝的猛药，让泰昌腹泻不止。弥留之际，泰昌将大臣们召到病榻前，交代后事。这时，泰昌想起曾听说一位鸿胪寺丞李可灼有救命的“仙丹”，便向首辅（相当于宰相）方从哲问起这事。

这位李可灼，据说一副仙风道骨模样。被宣入宫后，李可灼立刻进献“红铅丸”。泰昌吃了，身体发热，食欲增加，感觉不错。李可灼为了增加药效，又给皇帝吃了一颗。几个时辰以后泰昌便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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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医疗事故，掀起了腥风血雨。东林派官员，曾在之前的“国本”之争中全力支持太子，所以很得即位后的泰昌的青睐。但如今皇帝暴毙，多年投资化为乌有，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东林派要求严惩崔文升、李可灼，顺便要求首辅方从哲（东林的政敌）下台。而东林派的政敌们，也因此事联合起来。这导致了后来魏忠贤的专权，反过来残酷镇压东林派。明朝的党争，乃至后来的亡国，显然和这起医疗事故，息息相关。

为了认定医疗责任，一时间，朝中人人参与医学讨论，人人成了医生。献药的李可灼不是专业医生，讨论医疗过程的众多官员士大夫，没一个是专业医生。可这些士人，讨论起病情和药理来，头头是道，比专业医生还自信。在这人人可为医生的时代，医学概念变得极有弹性。在含糊模棱之处，医理的阐释便取决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成为政争的利器。

关于泰昌的病，御药房的太监崔文升用了大黄、芒硝这样的药。当时的东林派官员，大多是马后炮，批评药用错了。其实，按照中医理论，未必不对泰昌的症。因为泰昌的病既可说是“火动”，也可说是“虚怯”，看你怎么说，看你想怎么说了。

如果说是“虚怯”，那么用泄药则让病情变本加厉，算庸医误国。比如，东林派的南京御史李希孔就上疏云：“文升以洞泄之药，疗虚怯之证，其为故不为误，又复何疑。”光禄少卿高攀龙上言：“崔文昇故用泄药，元气不可复收，是明以药弑也。”给事魏大中也上疏附和说：“至藏酖毒於女谒，俟元精耗损，惫不可支，而荡以暴下之剂，烁以纯火之铅，先帝弥留而不起矣。”晚明人朱国祯和后来的史家谷应泰都认为：“贞皇之病止是虚弱”（《涌幢小品》），泰昌死于“提督御药房横加攻泄”（《明史纪事本末》）。总之，死了人了，一定是药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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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细察皇帝的病情，却发现并非这么简单。泰昌的病，当时也有人认为是“火动”，而非“虚弱”。同为东林派的御史王安舜就上疏说：“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赤紫，满面火升，食粥烦燥，此满腹火结。”

如果泰昌真是“满腹火结”，用大黄这样的泄火药，并非全无道理。明代的御医，很有用大黄起死回生的例子。

比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几名宫女半夜造反谋害皇帝。睡梦中的嘉靖被勒个半死，昏迷不醒。当时的太医院负责人许绅，就用了含有大黄的猛药，让休克了个把小时的嘉靖，苏醒过来，一时传为美谈。给泰昌用药的崔文升自然很熟悉这些前例。

士大夫不仅对泰昌的病症有分歧，对红铅的药性也有争议。王安舜与其他东林同志不同；他认为，泰昌的“火”症，并非死于崔文升的泄火药，而是坏在李可灼的红铅上。因为红铅乃“纯火之精也”，火上加火，才不可收拾。他说：“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虚火燥热之症，几何不速之逝乎。”可是，为何红铅是“阴中之阳”呢？似乎没有经验上的论据。

同时代的李时珍就认为，“女子，阴类也，以血为主。其血上应太阴，下应海潮。”换言之，女人经血是“太阴”（见《本草纲目》）。所以不好理解的是，为何“太阴”的经血做成药丸之后，就药性反转180度，成了“阴中之阳，纯火之精”？

如果李可灼有机会自辩，大可以说红铅乃阴血与阳火相互调和，成了“阳中之阴”。况且，如果红铅真乃“阴中之阳”，而泰昌又确实如东林派所说是“虚弱”，那么用它来补一补身子，从医理看来也无可厚非。

明代的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红铅丸“专治五劳、七伤、虚惫、羸弱诸症”，显然是进补的好药材。总之，对于这味明代才出现的新药物，时人各自理解，牵强附会，难成共识。无论哪种解释，都有点道理，也都有点勉强。

在传统医理见仁见智、模棱两可之时，政治就成了决定性因素。

说泰昌虚弱，泄火就不妥当了，这足以让东林派攻击太监崔文升，进而批评首辅方从哲（东林的政敌）失职。而说泰昌的症是“火动”，则又可以说，同为“火”的红铅丸加重了病情。

最后，尽管崔文升和李可灼用的药，一个泄火，一个助火，药性正相反，但在东林派看来，怎么说都是吃错了药。毕竟皇帝死翘翘了，黑锅总要有人背。

于是，在掀动帝国政界的红丸案中，“士医”们大显身手，翻云覆雨。医药知识的普及，反而增加了传统医理的模糊性，让政治变得更加波诡云谲。

最倒霉的，还是给皇帝进药的崔文升和李可灼。之前太医许绅用大黄让嘉靖起死回生的往事，崔文升一定很熟悉。只是这次，这二位的运气实在差了点，在这场医疗赌博中输惨了。

其实，即便是早年让嘉靖起死回生的太医许绅，面对濒死的皇帝，也完全是在赌博。他说：“吾此药自分不效，必先自尽。”（见郑晓《今言》）就是说，我觉得药大概起不了作用，所以我已经准备先自尽了。

虽然后来嘉靖奇迹般的复苏，但是许太医因为神经高度紧张，数月后还是因“惊扰”而死。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治病而被活活吓死了。（“曩西苑用药，惊忧所致。至今神魂不宁，百药不效，……竟以此病卒”，见郑晓《今言》）

可见，就算是代表了全国最高水平的太医，对于用药，有时也全无把握。这说明，并不能全以治疗的成败来评价传统时代的医生。某次传奇般的成功，可能只是赌对了；不巧治死了人，也未必由于治疗的思路不正确。

无论如何，经过了明末红丸案的折腾，红铅是臭大街了。从此在医药传统中绝迹，而且深为清代医家所诟病。记载了红铅的医书，都被认为是糟粕。就连《西游记》，也顺便开开红铅的玩笑。《西游记》第二回中，菩提祖师问悟空要不要学“采阴补阳，攀弓踏弩，摩脐过气，用方炮制，烧茅打鼎，进红铅，炼秋石，并服妇乳之类”，悟空道“似这等也得长生么”。祖师道：“此欲长生，亦如水中捞月。”悟空问啥是水中捞月？祖师道：“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捞摸处，到底只成空耳。”悟空道：“也不学，不学！”

的确，用红铅来求长生是徒劳的。不过，明代“士医”眼中的医学理论，真的好似“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这些阴阳虚火的道理，仿佛菩提祖师所说，“虽然看见，只是无捞摸处”。正因为无捞摸处，才足以让这些士大夫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柔性的解释，弹性的附会。

在虚实模棱之间，中国古代的宫廷政治，透过关于土制伟哥的争论，显示出了最吊诡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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