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罪，但我没有杀人。我被判了死刑。
就算最终被执行死刑，我也要说出全部的真相，否则我死不瞑目。再不说出来，我怕没有机会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以下，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我叫郑展江，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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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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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普通农村，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我家里很穷，父亲在村里开个小卖部为生，母亲没有工作，家庭主妇。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计生办来查超生，父亲把我大姐装到麻袋里，藏到房顶，因为被发现的话，他们会抓人的。然后，他们就把家里的柜子家具什么的搬走。
我户籍上面写的是初中文化，实际上我是小学毕业，中专只念了一个学期就去打工了。为什么没有继续念，因为那个在南宁的北方汽修学校是骗人的，骗了三千块学费，后来我把钱要回来，学校也被媒体曝光了。我先是到汽修店打工，做得很辛苦，父亲不让我做，我又回了老家。19岁我就结婚了，其实是没结婚就生了个女儿。后来家里又添了两个小孩，因为有负债，家里过得很艰苦。
21岁那年，我去了重庆，在我姐所在的城市开车。我开那个定向面包车，租金
230
元一天，一天至少开十二个小时，跑得多，赚得多，固定一条线路。因为经常开夜班，很辛苦，老婆就带孩子。她在那边没有朋友，父母在老家又没有人照顾，所以我最后还是回了广西老家。我老爸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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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承包了一辆出租车，那是一辆帕萨特，车牌号是桂
TP792
，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然后我就跑出租车，我对广西这边的市区路况不熟，所以开始就到车站和飞机场，都有地头蛇，都是要收保护费的。我很搏命去开，有一次因为疲劳驾驶，回来高速上翻车了，撞到桥墩后翻到水沟里，我差点死掉。我就再也不开了。
我们在村里是小姓，我们出来就给人家看不起，农村都是这样的。我父亲希望我能出人头地，后来有朋友说在广东梅州有土方工程，我表哥过去谈判，签了合同。我表哥从南宁调钱，调了十几万，调了钩机、车队、开工。当时我就认识罗志强了，罗志强是我那里的老板的老板，认识他后在工地开工，几年都没拿到钱，一直拖，前后一共欠了我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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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都是我的血汗钱。他赚了钱，一分钱都不想给我，过年了只打给我两千块钱。
后来我真的没办法了，被生活逼的。我跟罗志强说，这个钱你欠我，我现在都走投无路了，你无论如何想办法，弄钱给我，我说你信不信我不要钱，我要弄死你了。我跟他吵过一架后，他叫我先回去，说会想办法。然后我就回了广西，回到广西过后就接到他电话了，说广州有个老板开价70万想做掉一个人，你接的话，钱从里面扣，后面还有大工程，不用招投标，直接给你做。我那时也只能相信他了，但我自己不想做，就帮他找人，看看谁可以去接这个活。我的目的其实只是想要回工程款。
那个电话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记得时间是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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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当时我在广西南宁和杨昌运在一起商量开夜宵店事情，突然接到罗志强电话，说有一位老板出
70
万人民币杀一个人。一个星期后，罗志强带我见了张超明，就是给他打电话的人。在一饭桌上，张超明给了一张目标人物的照片，照片上那个人叫邓杰兴，他要求我们在完事后照一张邓杰兴的死亡照片给他，他说因为大老板他们要证实被害人死掉才肯付钱，他提到过大老板叫“超哥”，是广州人。
第二天我回广西后，罗志强告诉我老板转3万元到我卡上让我查收，并要求我买两张无实名登记的电话卡，一张给张超明，另一张留我用。过了几天，在花都车站对面一餐馆，张超明再次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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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现金，说大老板超哥他们在汕头有一土方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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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亿，和广州有一绿化工程造价一千多万，只要按他们的要求把事情办好全部给我做。我打算把这个事情介绍给别人做，我先后找过好几拨人，手机上还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他们都知道这事一开始就是要杀人。只是他们都骗点小钱，把我卡上的钱陆续骗走了，没有谁真的接。这些都可以查证。
过了段时间，由于找不到人，我就打电话给张超明说不干了，我想办法把钱退给你，或和罗志强谈对调，因为罗志强还欠我工程款。张超明说不行，他是广东省纪委随时都可以找到我，威胁我小心家人安全。我害怕我家人出事，就答应亲自帮他做。罗志强对我说，拿了老板的钱就快点帮别人把事情办好。张超明也打电话给我，问我找好抛尸地方没有，我回答没有。罗志强帮忙租了一辆起亚小汽车给我，我带着朋友陈某去找抛尸地点。之后张超明又转了19800元给我。在此期间，有一个广西博白的人要做，他就叫我先转
10000
块给他，我让朋友陈某手机转账给他，结果他收到钱又不做了，气得我报警说转错了钱。
回广西之后，我找到韦其湖等人，商量给他们四万块钱，让他们去捉邓杰兴，等于张超明给我的钱都给他们。我让他们去捉人，但他们不知道杀人事情。杀人的事情，是大老板超哥让张超明找罗志强，罗志强找我的，所以在我的观念里，张超明是二老板，罗志强是三老板。那个大老板超哥，我后来知道叫萧裕超，跟我们要抓的邓杰兴是一个村的。他跟邓杰兴竞选村长没选上，加上跟人合伙的加油站项目邓杰兴不给盖章，就叫张超明找省纪委关系调查邓杰兴。张超明好像是给省纪委开过车的司机，拿了他几百万，没搞定，萧裕超就要他做掉邓杰兴。提出最后以死者相片验货的也就是这个大老板。
2014年
10
月
10
日，我带着朋友陈某分别开着陈某事先租来的别克商务车和起亚小汽车，从南宁出发去广州，路上接上韦其湖、韦振增等人，携带辣椒水、手铐、刀、塑料胶纸等作案工具，于当天晚上八点到达广州市花都区保利城附近，去地下停车场等候邓杰兴。结果因邓杰兴提前回家，第一次挟持失败。第二天，我们再次去挟持邓杰兴，韦其湖在路上还打电话叫来两个人。我并没有把杀人的事情跟他们说，所以他们只是绑人，至于什么时候杀人，要等张超明和他背后大老板超哥，也就是萧裕超的指示。说实话，我对杀人还是犹疑不决的。
我清楚地记得，2014年
10
月
11
日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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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当邓杰兴离开村委会办公楼去开车时，早就盯着他的萧裕超就电话通知张超明，张超明又打电话通知我做好准备。邓杰兴回到我们埋伏的地下停车场停好车，走去电梯间时，韦其湖就持辣椒水喷邓杰兴，他叫来的袁大厅就持刀上前威胁邓杰兴，韦振增则用手铐反铐邓杰兴双手，共同把邓杰兴拉入别克商务车，离开现场。我开车时，韦其湖他们用透明塑料胶纸把邓杰兴的口、手、脚捆绑，以防他挣扎、喊叫。半路上，我朋友陈某、袁大厅等人相继离去，只剩下我和韦其湖、韦振增。
我开车的时候，一路上张超明都跟我保持通话，他指挥我怎么走，口头导航。后来他说，事情有变，要求提前动手，说对方家属已报警，大老板要求马上动手杀人，否则大家都有很大的麻烦。当时我是把手机开了免提的，韦其湖和韦振增都应该听到了，但没有表态。我把老板的意思转告韦其湖他们后，韦振增不同意，我也没有再出声，就下车小便，韦振增也下车小便。在我们三个人的意见还没有统一的情况下，韦其湖一个人在车上杀害了邓杰兴。
根据韦其湖的供述，他当时磕了药，迷迷糊糊地。趁我们俩下车小便，韦其湖用一件黑色长袖衬衣包裹邓杰兴的头部后，再用透明塑料胶纸捆绑严实，造成了邓杰兴窒息死亡。我当时懵了，当真的死了人，我脑袋一片空白。原本我是想要工程款的，我不想去杀人，我是帮他们找人，结果最后自己参与了绑架，或许在绑了人之后，我也没有想清楚是否真的要杀人。结果韦其湖把人给杀了，我害怕了，我也慌了，腿都软了。韦其湖叫我和韦振增搭把手，抬一下尸体，我只能硬着头皮，帮他把尸体抬到河边丢掉。
晚上的冷风吹来，我完全魂不守舍。慌里慌张、急急忙忙离开现场时，我踩油门的脚都完全没有感觉，竟然开到一百八九。虽然我没有动手绑架，也没有动手杀人，但邓杰兴死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我感到恐惧，感到害怕，也感到后悔。为什么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记得张超明跟我说邓杰兴是个坏蛋，是个赌徒，有很多仇家，死了也不一定能查到是谁干的，但一切真的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深深惶恐。为了钱，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为了钱，我迷失了自己。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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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罗志强带我到广州找张超明拿钱，张超明电话说，让我拿证明被害人已经死了的照片给他，好向大老板超哥要钱，因为萧裕超说好验收死者相片付尾款。可是我那天晚上因为害怕没有照到照片。他就说大老板证实邓杰兴真死了才肯给钱，他才能给我们，所以我拿不到钱。结果，回到开平市，我就被公安抓了。随后，张超明、萧裕超也落网了。一起被抓的还有所有参与此事的韦其湖、韦振增、陈某、袁大厅等人。在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上，萧裕超以故意杀人罪排在第一个，随后是张超明、罗志强，我是第四个。
在看守所登记处，我们一起入监的时候，张超明对我说，叫我不要说是他们指使杀人，他们在外面有人在搞关系，并向我保证没有事，还说要给我家中送钱。当时，张超明就和带我们来看守所的公安领导走出房外面谈话，我就相信了张超明的话，所以我就一直没有说是他们指使我杀人的真相。开庭期间，在车上萧裕超也有和我说过只要不说出真相，保证给我钱，还问我要我家人的银行卡号给他，回到看守所，我还和管教说过大老板让我给家人的银行卡号给他，会给我家里送钱这回事，管教可以作证。
起诉的时候，我被排在第一个，故意杀人罪，而萧裕超被排在了第六个，罪名变成了非法拘禁罪。因为我相信他会有办法帮我，所以我在一审时就把罪都扛下来了，没有说是萧裕超和张超明指使的。可是你们想想，我跟邓杰兴素昧平生，无冤无仇，我干嘛杀他啊，如果不是雇主指使，我连绑架都不会去做。我是为了钱，如果他指使的是非法拘禁，那么我杀了人，怎么拿尾款？当然只有按照他的吩咐去做，才能拿到尾款啊。杀人怎么可能是我单独产生的呢？那我还跑去跟他要钱？张超明跟邓杰兴也无冤无仇，不是萧裕超这个大老板，怎么会打电话指挥我杀人？
结果，没有动手，只负责上传下达的我被判了死刑。动手杀人的韦其湖被判了死缓。指挥杀人的张超明被判了死缓。杀人的主谋萧裕超以非法拘禁罪被判了十五年。同样没有参与杀人的韦振增被判十五年。罗志强被判十二年。我的朋友陈某被判九年。袁大厅被判八年。而萧裕超的司机，至始至终参与犯罪的邓某，却连起诉都没起诉。我冤枉啊，我有罪，也罪不至死啊。我才不到三十岁，我不想死！
最终让我决定上诉并说出真相的，是我在一审判我死刑后，在看守所看到相关的报道上，邓杰兴并不是张超明说的赌徒和坏人，而是被评为“广州好人”的一位村民爱戴的村长，做了很多的好事。我觉得我罪孽深重，我竟然相信大老板二老板说的话，让一位好人这样遇害。那天晚上我梦见了邓杰兴，他死不瞑目，在梦中推醒了我，当时我浑身是汗。我对不起他，我感到深深的忏悔，也深深地自责。我就算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
一审判决书写的很多并不是事实。一审期间，邓杰兴遇害案曾经被媒体报道，我在看守所内看到的报道根本就不符合事实。邓杰兴被杀案的幕后主使是萧裕超，张超明的口供中也有说过萧裕超跟他说要让邓杰兴永远消失，所以开出了上百万的高价，根本就不是什么非法拘禁。萧裕超从一开始就是要张超明找杀手，我也从一开始就知道并帮他们找过杀手，最后自己硬着头皮上。但我只是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既没有动手绑架也没有动手杀人，期间一直在开车。我作为共犯可以承担应有的罪责，但主谋逃脱最严厉的惩罚，让我顶罪去死，我太冤！
我一审的律师从一开始就不让我讲出真实情况，所以一审判决后，我不要他辩护。我自己手写了上诉状交到广东高院，明明是通过管教寄出去了，结果在二审卷宗里竟然没有。那个一审律师自己写了一份完全违背事实的上诉状，没有经过我同意，自己签字交上去，并出现在二审卷宗中，这严重侵犯了我的上诉权。萧裕超背后的力量太强大，操纵了整个案件的走向，他从第一被告变成第六被告，从故意杀人变成非法拘禁，从本该死刑变成十五年有期徒刑，能量可见一斑！
萧裕超的背后，还有几个大老板没有抓，包括参与本案的萧裕超司机也没有抓，他们在外面活动，从公安到检察到法院都有他们的人，因为我在公安阶段就受到威胁，而且是当着办案人员的面威胁我，他们在侦查阶段公然串供。检察院又完全改变了被告人的顺序和罪名，法院稀里糊涂没有查明事实，作出了不公正的判决。我不服，我要在二审中讲出所有的真相，我要赎罪！
（以上内容由本人根据其陈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