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时常被称为“龙象之争”。其实，就“龙”“象”在佛教中的意蕴而言，中印这两个大国，在未来更适合、也需要被作为“法门龙象”看待。
在亚洲，堪称大国的当属中国和印度。20世纪以来的历史，看上去已经证明日本难以担负大国之名。无论是从人口、地域，还是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看，都是如此。基于大国的角度审视，中国和印度对于维护亚太安全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都殊为重要。
30年前，邓小平仅仅从中印人口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点，就将两国关系举重若轻地提升到“人类发展的高度”。在邓小平看来，中印这两个人口大国共同发展起来，就“对人类做出了贡献”。这被邓小平称作“伟大的目标”。
他说：“两国人口加起来就有18亿。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这句话，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9月访问印度时，两次得到引述。
从习近平关于南亚的文章和演讲看，邓小平关于中印关系的看法得到了很好继承和发展。邓小平说：“中印两国……在世界上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国家……两国又是近邻，不相互了解、不建立友谊是不行的。”这一讲法，实际成为邓小平理论中处理中印关系的指导思想。习近平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到的“中印关系已经成为21世纪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印携手合作，利在两国，惠及亚洲，泽被世界”，明显坚持了这一指导思想。
要是再往前追溯，此种指导思想应该说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形成。1959年，毛泽东曾以文字形式向印度方面亮出底牌。他写到：“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
尽管1962年最终爆发了中印战争，但战争并不足以用来说明这段文字完全缺乏诚意。
实际上，回过头去看，印度对于1960年前后的那段历史确有教训值得汲取。那段历史，为中印关系留下了两笔沉重的遗产。一是1962年中印战争，二是中印边界问题。中印战争使得两国战略合作伙伴至今仍难建立，边界分歧也一直成为两国打开通道、实现战略对接和共同发展的重要掣肘。就毛泽东已经亮出底牌而仍然爆发了战争、周恩来已经提出优厚条件而仍然不能达成边界协定而言，印度对于这两笔遗产的形成，很难说不存在判断和决策失误。
多年后，一些印度政治家仍在为当年未能及时抓住周恩来所提出的边界谈判条件而后悔不迭。时过境迁，至今印度要想再谋求1960年代那样的边界谈判条件似乎越来越难了。
从持续对峙的洞朗事件看，以史为鉴仍值得中印两国共同重视。在洞朗事件上，印度基于中国的战略隐忍而表现出的有恃无恐和铤而走险，即使最终得以避免现实战争，也无疑会为中印两国共同崛兴的战略契机添堵设障，甚至也不能完全排除为可能的局部战争埋下祸根，就像当初看上去可以避免的1962年战争那样。
对于中国来说，越是国力强盛，处理洞朗之类的事件，越需要基于中印共同崛兴的大局，而付出更大的坚韧和耐心。
中印共同崛兴，在中国历代领导人那里，看上去都是大势所趋。这似乎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考虑，其间也有明显的道义权衡。当年，邓小平看待中印两国关系时，就洒脱地采用了一种“责任”视角。
在邓小平看来，中印两个古老大国对于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共同的责任”。此种“责任”观念透显出中国文化的气质。
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印两个人口大国若能解决本国的贫困和经济发展问题，自然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而两个大的市场若能进一步实现对接融合，更会使世界经济蒙受利益。
从和平的角度看，中印两国若能基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考虑，对东亚太平洋地区一系列军事盟约所造成的安全隐患保持警醒，由此提升对南亚安全和亚太安全的自觉珍视程度，亦是对人类和平的重要贡献。
从文化的角度看，作为两个古老文明发源地，而且仍在发挥巨大文化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和印度在共同崛兴的道路上，也可能为人类的未来发展，在文化上指出新的方向。在西方现代文化席卷全球几百年后，世界也许会再次回到中国文化和南亚文明，从中植立新的根基和汲取新的源头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