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十句，小城青年，北大男生，前媒体人，现归隐京城某处，关心时事，略通文史，热爱思考，欢迎朋友们批判性转载，鼓励性关注】
敬请关注，点击上方蓝色“真评十句”，长按文末二维码，及搜索公号“真评十句”或“TrueTen”
2017年11月18日晚，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9人遇难，8人受伤。
2017年11月20日，北京市开始启动规模空前的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数以万计的“北漂”被清被退。
不过，我想说的，其实是个历史故事。
▼▼▼
这是大清朝初年的故事，那时候，北京是名副其实的帝皇之都。
1644年清军入关，摄政王多尔衮带着小皇帝福临进了北京城，并决定在此建都。
那个时候，多尔衮最忧心的事，就是如何以区区百万人口的满清集团，统治这样一个人口上亿、幅员辽阔的大国。弄得不好，不用说统御天下了，就连一个北京城，都不见得坐得稳。
收买人心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他颁布了这样的军令：
“此行除暴救民，以安天下，误杀无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
言之凿凿，完全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的架势，就差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了。
同时，多尔衮将政策昭告天下：一求贤，二薄税，三定刑，四除奸，五销兵，六随俗，七逐僧，八均田，很是富丽堂皇。看上去，一幅“大清梦”的宏伟蓝图，一个升斗小民安居乐业的美丽愿景，就要徐徐展开了。
真实的历史，当然没有那么美丽动人。“除暴救民”的八旗铁骑，很快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将汉民的清秋大梦碾碎。江南锦绣，二十四桥，化作尸山血海，白骨盈城。
不过，北方地区，特别是京畿一带，因为汉人的反抗不甚剧烈，倒也没有多少直接的杀戮，加上明末多年动乱，人心思定，大家能忍也就忍了。局面倒也安稳了下来。
安心做个太平狗就好了罢。就连“留发不留头”这样的民族侮辱，咬咬牙，也忍了。
不过，大清从关外苦寒之地，费尽千辛万苦杀进关来，当然不是给汉民送温暖送关怀的。革命何曾是请客吃饭？
于是，局势稍稍安定之后，大清王朝亮出了它的锋利獠牙。
▼▼▼
首先是圈地，近畿一带的明朝皇室贵族庄田，被大清王室直接接受，八旗将士则以“无主荒田”的名义，大肆圈占民田。汉民稍有迟疑，旗兵的马鞭长矛就招呼过来，甚至举家屠戮。
丢掉田地的农夫，流离失所，有的活活饿死冻死，有的则扶老携幼逃荒而去，也有逃进北京城的。让北京城里的老住户也有些惶恐不安。
不过，惶恐只是一时，大家转念一想，还是镇定下来，毕竟这是天子脚下，皇皇帝都，不须怕的。
他们是真正的老北京，根深叶茂。大元，大明，大清，见惯了改朝换代。
相比金銮殿上走马灯一样的主子们，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才是这北京城的主人。
不管哪朝那代，京师首善，不都得求个熙熙攘攘的人气嘛？
人气从何而来？就从这些北京城里的平头百姓身上来。
可是，这一次，他们的算盘，还真就打错了。圈地政策的蔓延，终究没有在北京城的巍峨城墙面前停住脚步。
而他们自以为是的根深叶茂，在王朝强权面前，如同风中之烛。
大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多尔衮一声令下，但凡汉人，无论贵贱贫富，统统迁出北京内城。
管你百年老宅，四世同堂，拖家带口，坛坛罐罐，统统滚。所幸免者，只有和尚道士。
偌大一个北京内城留给谁呢？除了王公贵族，只许八旗官兵和他们的眷属居住。原来，多尔衮害怕旗人过于分散，散在亿万汉人中间就像沙子撒进了大海。他需要旗人紧密团结在皇帝的宝座周围，来消除他们刻骨铭心的不安全感。
因此，大清王朝的北京城，不需要熙熙攘攘，甚至不需要百业兴旺，只需要城市如兵营一般旌旗猎猎。除此之外，全都是不值一提的“非首都职能”。
而对这“首都核心职能”毫无益处的汉人，管他是朝堂上伏地跪舔、愿为奴才而不得的汉人官僚，还是平日里绫罗绸缎威风八面的富商巨贾，统统是贱民，低端。
统统滚。
▼▼▼
很难想象当年这一轮首都大疏解，满城汉人被驱逐一空时的情景。清兵森森刀剑之上，江南士人血迹未销，想来也不会温暖如春风拂面。而且多尔衮明令规定了期限，不得磨蹭。
期限多久呢？十天。对于举家迁徙来说，十天当然不算宽裕，但今天看来，竟也还好。
于是，在政治强权之下，北京内城成了一座职能纯粹的首都。多尔衮和小皇上若是在午门城楼望过去，定然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赏心悦目的。八旗将士刀枪如林，将大清帝国的心脏拱卫的有如铁桶一般，看上去，千秋万世不是梦。
至于汉民扶老携幼播迁辗转的艰难，以及城市功能被人为割裂造成的种种矛盾，庙堂高远，哪里管的了那许多。
这种完全靠强权维系的城市结构，大清王朝一直顽强维持，直到临近灭亡时。哪怕是王朝晚年，内忧外接踵而至，在国土被瓜分蚕食的压力下，连山海关的门都打开了，不容染指的东北“龙兴之地”都对汉民敞开了胸怀，北京内城的大门，却依然紧锁。
同时，大清王朝还通过管理政策的不断加强，严防死守流动人口在内城落脚。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1715年，有人向康熙皇帝进奏，“九门之内地方（内城），……，因天下各省之人来着甚多，……。若外紫禁城内外店房皆与查禁，闲荡之人，零星商贩，皆令于城外店房下榻，则城内风气似可改观”。于是，朝廷多次出手直接打击旅社行业，仅1755年，便关闭或迁走59家旅社，以此摧垮流动人口在内城生活的根基。
内城生活的旗人，很快出现了贫富分化，不少生活贫困之人开始变卖房产。而如果卖给汉人的话，不又会造成贱民进城的结果，危害首都职能的专一性吗？于是，乾隆四十七年，也就是1782年，中央祭出重拳，出台大清史上最严限购令，规定“嗣后旗人房间永远不准民人典买”，如果有冒名顶替，或者虚写合同日期，就按照偷盗处理，房产和房款悉数充公。
在朝廷滴水不漏的政策下，汉民作为贱民，就只剩下了唯一一个合法进城途径，蒙受恩赏。
1654年，内院大学士，汉臣金之俊和吕宫获顺治皇帝赐第东华门，后来，历任皇帝大多会向自己赏识的汉人臣子赏赐内城宅邸，以示恩宠。在君主而言，这是为了随时随地召见方便。而对臣子来说，则是难得的政治待遇了，犹如当代的读文件、看内参。
至此，终于有些高等汉人摆脱了低端贱民的身份，虽然还是不免卑躬屈膝，总算是有了在帝都内城散步睡觉的权利。天恩浩荡，令人动容。
当然，既然是天家殊遇，那人数肯定多不了。绝大多数的汉民，仍然被挡在戒备森严的京师九门之外。
▼▼▼
还好，当年多尔衮并没有把事情做绝，也亏得北京城的地理条件，在内城之南，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一线之外，尚有一座外城，为被无情赶出的汉民提供了栖身之地。
北京外城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当时蒙古多次袭扰京城，加上人口日繁，嘉靖皇帝决意在原有的北京城垣之外，修建一圈外城。但因为财政吃紧，工程缩水，仅仅修了南边的一面。因为有了这座外城，原有的北京城才有了内城的称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