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孙 歌
本书是鹤见俊辅为竹内好所作的传记。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鹤见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实践的样本。
本书日文版在2010年再版时，岩波书店邀请我为该书写一篇解说。当时，我的《竹内好的悖论》日文版已经出版了，里面所写关于鹤见解读竹内好战争时期宣言的判断明显的有失误之处，我很高兴得到了一个纠正其错误的机会，于是在解说里写下了我的重新理解。在我，这不过是一个自我纠正的行动而已，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实犯错和纠错，均属于哲学范畴的实践。
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增订本）》三联书店2023年版
那以后又过了好多年。在新冠疫情下无法外出的日子里，我为了准备三联中读的讲座《思想巨变中的日本》，翻出了手头所有鹤见俊辅的作品和与他相关的著作。当然，也包括我已经读过几次的本书。我为三联中读所做的这个系列讲座，在很大程度上是试图完成二十几年前许下的心愿。当时，我为了把竹内好放在他所处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在图书馆里埋头阅读日本战败之后出版的各种杂志。在漫无目标的阅读中，我读到了鹤见写于1957年的《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这篇论文如同一道闪电划开夜空一样照亮了我眼前模糊的风景，让我久久无法忘怀。尽管当时我还没有精力和能力对这篇论文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但是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我需要处理鹤见提出的问题。不知不觉地，疫情期间那个涉及了六位日本现代思想人物的系列讲座，就围绕着鹤见的这篇论文形成了基本结构。
在这个讲座逐渐推进的过程中，可以说特立独行的鹤见俊辅为我提供了潜在的思想能量。特别是他那本再版过多次的《美国哲学》，促使我重新理解了他对诺曼事件的分析，也重新理解了他对竹内好精神世界的把握方式。相信本书的读者在阅读这本思想传记的时候，也会领略到鹤见的思想方式。
竹内好十分难读。他的难读在于他拒绝在既定的西方社会科学框架里处理他所处理的那些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同时，作为文学出身的评论家，竹内好的文学才华却没有应用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思想方式，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这让他在20世纪后半期的日本思想界处于一个无法归类的位置。
不仅如此，竹内好思想最活跃的阶段刚好是日本对外侵略的战争时期和被美国占领的战后时期，他对时局的介入方式让他发表了一些按照归类法只能被归入“错误言论”的看法，这也给思想界带来很大困扰。就中，最能代表这一类错误的，当属《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这篇1942年发表于竹内好主编的同人杂志《中国文学》上的宣言，当时并未署名；然而战败之后，竹内好却主动承担了写作责任，把它收进了自己的文集。
鹤见看出，竹内好的这种做法背后包含了比“承担错误责任”更多的思想含量：
当国民加入侵略战争之时，脱离这一趋势的人自然值得肯定，但是还有一种行为方式是，虽然知道必然失败，却跟国家一起走上了这条路。这种判断很难说具有社会科学性质，不过这也算是一种思想上的立场。而且，当国民在国家（其实是当时的日本政府）的命令下集结为一亿同心的状态时，他拒绝这种集结，作为一个异端分子身处其间。这是一个保持了对抗政府能量的个人，是一个怀抱着立足于国家之外这种异端梦想的国民。这就是竹内好对国民的理解方式，很难把这种方式简单归类为民族主义。（本书第十一章“士兵的步调”）。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鹤见俊辅的夫子自道。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他还在哈佛大学留学，他回答联邦调查局的思想调查时说，日美开战，属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他不支持任何一方。如果一定要选择的话，他觉得美国稍微正确一点。这种放肆的无政府主义言论使他遭遇了牢狱之灾，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在监狱里写成并提交的。出狱之后他选择回国。他的理由是，日本恐怕很快就要战败，在战败那一天，他希望自己身在日本。
不过，鹤见后来的思想路径与竹内好并不完全一致。
虽然他跟竹内好一样，也不肯在日本走向错误道路时置身事外，但是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让他很难像竹内好那样成为“保持了对抗政府能量”的“国民”。
虽然他也不得不在回国之后从军，但他绝不会写作《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这样的宣言。鹤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立场在战后使他成为和平主义者，他投身于反战和平运动的热情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然而，鹤见却成为竹内好的深刻理解者。
本书对竹内好的定位，与丸山真男对竹内好的评价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竹内好表面上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必须与他特有的世界主义结合起来才能获得解释。
不过，鹤见比丸山更进一步，他抓住了丸山避而不谈的《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揭示了错误对于思想形成的意义：
（竹内好）为晚年的评论集选定了《预见与错误》（筑摩书房，1970年）的书名，这包含了他晚年对自己的确认：无论是对“大东亚战争”的预测，还是对中国革命其后发展轨迹的预测，他的预见都是不准确的。但是，即使犯了错误，这个人也绝不会继续另起炉灶，从相反的方向进行预测。他从现在所处的位置上反复回头衡量自己的预测究竟偏离了多少，并承认这种偏离。进而，包括对这些错误的认知在内，对自己原来的预测中包含的某种真实进行甄别，并保留这个部分。这种做法可以称为错误的力量，或者失败的力量，我感动于支撑着这种判断的冷静与勇气的结合。（本书第十七章“思想的姿态”）
鹤见的这个分析，其实与他对日本战败之后思想界追求政治正确的一般性趋势的批判态度直接相关。
日本的战后思想，就大学与论坛、传媒而言，都把自己的工作设定为选择战争时期最没有过失的人们的思想，并且继承它。就是说，像侦探一样去确认谁没有犯过错误；然后，在方向上将其视为与自己的未来直接相续。那些选择了正确道路的人很多都死去了，所以，他们不会继续犯错误。此外，还有关在监狱里的和身处国外的人们。这些人当然都很了不起。可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把自己的过失作为过失加以明示，不断地对其进行反刍，在此基础上思考未来。区分出正确的思想，把它作为正确的东西固定下来，并且打算继承它，这样的操作就意味着总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仅仅引入从即时性状况中割裂出来的课题或者原则。我也认为这样做是有意义的。……能够在六七十年里一直反复言说“和平”“反战”的人，就算无法富有弹性地处理状况，也还是了不起的。不过，要是想在状况之中尝试着推进某些工作的话，仅有这样的原则是不够的， 这就意味着只去赞美那些死去的思想。……（本书附录“战争时期思想再考”）
鹤见知道自己的这个说法很容易引起误解并且被上纲上线。所以他加上了很多“注解”，说明那些正确的思想与原则即使脱离了实际状况，也仍然是必要的。不过他真正希望表达的是，仅仅有这些还不够，人试图在状况中工作的时候，就难免会犯错。即使是那些选择了正确道路的先烈，假如他们继续活着，也未必能够幸免于在其后的严峻现实中犯错；在监狱里坚持的英雄，在国外的同志，只是在不做叛徒的意义上具有表率性，却无法提供在实际斗争中如何处理复杂多变情况的具体智慧—在这种意义上，他们也没有犯错误的机会。
于是，鹤见提出：“我认为应该从竹内好的过失中学习。这就是今天我们对问题的设定方式。不惧误解地说，作为在‘大东亚战争’中战斗过的人，竹内好对我而言是教师，也是反面教师：他拥有这样的一面。”
这个“教师—反面教师”的说法即使不惧怕误解，也难免会被误解。因为这个表述实在太像通行的“三七开”对待历史人物的说法，没有充分挑明问题的关键。
我认为，鹤见想要传达的，是对于知识界通行的静态化和固定化地判断“正确”与“错误”这种积习的批判。他想要指出的是，正确与错误不能作为静态的指标加以固定，仅仅依靠指出思想人物是成功还是失败，是正确还是错误，只是停留在这个程度的讨论，不能算是合格的思想分析。
鹤见俊辅《挣扎中的决断：竹内好传》，刘峰译，光启书局2025年版
幸好，学术生产走到今天，依靠上纲上线进行“批判”的工作方式已经不再能占据主导位置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思想生产已经具有了它应有的张力与弹性。在处理例如竹内好这种并不那么符合政治正确要求的思想人物时，如何对待他曾经有过的关键性失误，仍然考验着今天学人思想工具的质量。事实上，要么辩护要么否定的粗糙思维，在今天的思想史研究里仍然构成主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打造更精准的分析工具。否则，面对鹤见提出的“从过失中学习”的命题，将会有人反问道：那就是说过失越多越好？还是说区分正确和错误没有意义？
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知识界曾经以各种方式讨论“状况性决断”与“见风使舵”的区别。这些讨论并没有在抽象层面形成共识，因为它原本就不是能够抽象讨论的问题。
说到底，在迅速流动的状况之中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墙头草一般地追随强势，二者有时候在表象上甚至很难区别；进而言之，有些在当时看似正确的决定，在历史转变之后却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正因为如此，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正确”与“错误”，与抽象地规定“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同样是思想分析的大忌。
当鹤见说要从过失中学习的时候，这个他没能展开的说法要求更精准的认识论修炼。从鹤见分析竹内好行动方式的上下文看，
他其实在这里要求我们区分不同性质的“错误”：不是所有的错误和失败都能提供教训，都值得“学习”——只有那些包含了“某种真实”的错误，才能提供有益的启示。
鹤见所说“包括对这些错误的认知在内，对自己原来的预测中包含着的某种真实进行甄别，并保留这个部分”，这说法提示了“从错误中学习”的一种具体过程。
关于什么是“某种真实”，鹤见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界定。但是本书中多次谈到《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时，他实际上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鹤见分析说，这篇宣言并不能被单独处理，它需要被置于竹内好在这一时期几个主要文本构成的基本脉络中加以理解。而这个基本脉络，就是日本文化通过自我否定获得真正的主体性。换句话说，日本文化如果作为日本文化固定化，那么它将失去创造历史的能量。竹内好坚持认为，自我保存的文化必须打倒，他因此解散了中国文学研究会。鹤见说：“如果解放亚洲的目标是发自真心的，而且要通过战争去实现，那么，日本人将会改变。恐怕日本的国家也会走到濒临解体的那一步吧。（竹内好的宣言里）包含了那样的预见。”
竹内好的这个“让日本国自杀”的浪漫主义幻想，让他对太平洋战争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期待。他的预见是日本为了亚洲的解放而向强敌美国宣战，将会通过战争浴火重生，成为真正有主体性的拒绝固守自身的革命根据地。这个期待在日本战败的时刻彻底破灭，《屈辱的事件》记录了他的感受：日本人居然没有举国分裂以战败为契机发生内部革命，而是顺从地接受了天皇“玉音放送”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