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父亲常说，母亲是外婆家最漂亮的女儿，能娶到她是一辈子的福分。
我见过母亲一张黑白老照片，照片中的她约摸二十上下，大大的眸子，高挑的身材，两条又粗又长的麻花辫，悬挂在胸口，清纯中透出一股大气。
曾经连续两年春节，母亲代表公社在全镇“飘色游行”队伍挑第一支彩旗。父亲说，能被选中的女人，形象气质都不差。那标志性的麻花辫，是母亲青春活力的记号，也是父亲当年情定于她的心头好。
外公是镇上有名商人，母亲是长女，最懂事也最招人疼。但她不娇惯，也算小家碧玉。出嫁前，母亲很少做粗重活儿。自过门后，她便无法闲下来，洗衣拖地、种菜喂猪，各种家务活都要承担一些。经过奶奶的言传身教，她还学会了做粿、织毛衣、缝纽扣眼。
婚后第二年，母亲就怀上我。她说我出生后体弱多病，隔三差五就要抱着找医生。每当我吃药打针时，常常哭闹不止，无论她怎么抱、怎么哄也不顶事。偶然一次触碰，我的小手无意扯到母亲的辫子，像是摸到“救命稻草”般，立即停止了慌乱。在母亲的怀里，我哭声渐止，踏踏实实地睡去。
怕我梦中骤醒，那时正坐月子的母亲，不得不保持一个固定的坐姿，半弓着腰，紧紧搂着襁褓中的我。她顾不得女人坐月子的避忌，天天就这么抱着我喂奶、喂药，以至于年迈后，落下了顽固的腰疾。
在我的婴儿时期，有多少个生病哭闹的日夜，母亲的麻花辫成为我的“安心绳索”。只有把它攥在手心，才能缓解身上的病痛，减轻内心的恐惧，换来片刻的安宁。
后来，母亲又给我添了弟弟和妹妹。但光靠父亲一人，要养活一家五口，确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几番思量，母亲决定把我们几个小孩交给奶奶照顾。她没什么文化，只能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成为小镇里蜜饯厂的一名普通工人。
按他们厂里规定，全体生产线上的工人，都必须头戴工作帽，确保作业环境的卫生。那可恨的工作帽，终究无法遮盖母亲的头发。无奈之下，她决定将长发剪短。
早已忘记，我当年看见短发的母亲，是怎样一种心情，或许仅仅是短暂的陌生。可难以想象，母亲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才敢狠心绞去陪伴多年的齐腰长发。恍惚中，我的脑海浮现这样的画面——
母亲穿着心爱的衣裳，静静倚靠在镜子前。缓缓解开辫子，任一头秀发披散开来。她仔细端详着镜中的自己，像等待一个仪式，又仿若亲历一场别离，那些未知的重逢，让她忐忑不安。最后，她向老朋友投去一汪凝望。当飘落的发丝滑过脸颊，那一刹，母亲的眼角，泪光闪烁。
蜜饯厂工作那些年，母亲起早摸黑，白班夜班轮轴转，加班加点俨然家常便饭。每逢过年过节的生产旺季，她常常连续一两个月没得放假，晚上睡觉也没能陪在我身边。彼时，父亲在县城上班，周末才回家。所以，平时就由奶奶取代母亲陪我入睡。
记得当年的老式木板床顶，绘着一只母孔雀和几只小孔雀。那些夜晚，我常常出神地望着床顶发呆，羡慕孔雀宝宝有妈妈陪。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她是不是不要我了？”我不时追问奶奶，委屈得差点哭出来。
奶奶一直哄我说“妈妈下班后就回来”，但每次半夜乍醒，我迷糊中想抓母亲的辫子，却总是扑了空。躺在我身边的，依然是奶奶。
连续工作好几年，母亲㥿得不成人样，不仅瘦弱不堪，就连头发也失去了往日光泽，身子越来越抗不住了。几个小孩陆续上学后，她便辞职当全职主妇。
歇了不到一个月，她又坐不住，揽了些手工回家做。插塑料花、穿珠子、刷纸钱，她把家当做作坊，那些年能贴补家用的杂活，几乎都做了个遍。
整天关在家里，她忙得头发都忘记打理。那阵子，经常可以看见，她枯黄的发丝沾染了尘埃和碎渣，只有跑去附近的小溪，方可彻底洗刷干净。
我读初中时，家境渐有起色，母亲停了手工活，将重心放在全家人的饮食起居。可自打那之后，她再也无法蓄起长发。
对一个爱美的女性而言，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是她青春年代的象征，是她引以为傲的资本。但在当年，面对窘迫的光景，家庭所赋予母亲的责任，已远超一切。而剪去陪伴她整个青春年华的长发，是她为我们家所做的最大牺牲。
从长发到短发，从乌丝变白发，母亲在慢慢老去。她的麻花辫，而今只剩凭吊。她把最美好的年华，以及最宝贵的青春，留给那些难以为继的日子，献给她最爱的丈夫和子女。
近几年，母亲总说自己老得快，牙齿不好，总掉头发，一掉就一把。这话，听得我很不是滋味。
母亲啊母亲，您在儿子的内心深处，已被定格成一幅画。
画中的您啊，正低头奶着怀里的男婴，两条麻花辫，自然垂在胸前，任其揪住不放。
画中的您啊，眼中带笑，绽放出无与伦比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