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内民主推进到社会民主”大致成为中国民主发展路径的共识。在这一路线图中，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与前者向后者的推进，构成三个重要阶段。从理论上讲，关于三个方面的蓝图勾画，已经基本完成。从实践上讲，党内民主作为中国民主发展的起点，也有了一系列的地方试点经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人们几乎一致同意，党内民主是社会民主以及前者向后者成功推进的决定性条件。
关于党内民主的理论准备和政党建设的筹划，较为充分。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执政党将党内民主视为解决政党各种突出问题的突破口。为此列明了党内民主的主要事项：诸如推进党务公开、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办法，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扩大选人用人民主、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等等。这些事务，无疑是实现党内民主的重大事项。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并决定国家的思想、组织、路线与政策，说党内民主对于社会民主发挥决定性的影响，绝不为过。但需要看到，党内民主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并不是在某个单一层面动作就可以实现的目标。进而，党内民主不是纸上谈兵式的罗列，就可以坐实的。诚如习近平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实现党内民主，“关键在于落实”。
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来讲，需要落实一些什么才能指望实现党内民主呢？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超越政策应对的层面，从一个远为广阔的视角去看“落实”的问题。就此而言，首先需要对“实现党内民主”进行界定。这一说法至少有两个指向：一是党内民主的目标模式，这关乎党内民主的战略决断，涉及政党的现代定位、政党结构转型、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政党的个体成员与组织的关系定位等等复杂问题。二是党内民主的有效举措。这关乎党内民主的逐步推进，属于策略层次的安排。这也是目前论及党内民主着墨最多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党内民主的僵局亟须突破，人们急欲寻找到突破点所致。两者显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综合起来看，对党内民主这个复杂工程来说，扼要言之，起码需要三个“落实”，才可望实现其战略目标和策略意图。
第一是“落实”观念革命
中国共产党实现党内民主的前提条件，就是要从根本上转变革命党的定位，真正坐实现代政党观。众所周知，这个命题早就提出来了。但是要成功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需要经历脱胎换骨的变化，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能够解决问题的。党不仅需要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现代政党，而且必须放弃自己垄断性支配国家权力的既有利益，将自己真正放置到一个由国家法律管理的对象位置上面。这对执政党来说，是极具心理震撼性挑战的变化。
长期以来，革命党的观念，使中国共产党全党对这一政党定位安之若素、习以为常。全党几乎习惯性地认定，党在国之上、国之外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国家都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因此国家受创国之党的全方位支配，便无任何可以惊怪之处。而没有意识到，现代政党创立国家，并没有理由独占国家。创立国家之后，建国的政党必须回归到普通政治组织的位置上，这样才能以法治的方式去治理自己所创建的国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呼吁法治不断，但始终无法落到法治平台上，就与党居于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国家权力之上，无法让国家法律与国家机构按照法治原则运转，具有密切关系。由于整个政党习惯了支配国家权力的治国模式，因此，革命党理念挥之不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真正启动党内民主的最大精神障碍。因为一个全面支配国家资源的政党，必定以革命党的高度一律、铁板一块的组织特性，才足以应对极端复杂的治国事务。整个政党也早就在治国之前设定了自己足以治国的资格：实践上是领先的、组织上是严密的、制度安排是合理的、实施过程是严格的、政策绩效是有保证的。结果就更是固化了革命党僵化的思维，难以对之进行任何有效的改进。
要想从革命党真正转变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在观念上深刻醒悟到，自己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必须将以人民的名义创建的共和国的国家主权交还给人民。人民是在党之上，并且决定党是不是有资格执政的国家主体。革命党并不因为自己创立了国家，就具有了垄断性支配国家权力的先天治国优势。相反，如果革命党不将自己落定在人民主权之下的位置上，不落定在与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平等的位置，革命党创立国家之后，甚至无法保证自己为治国立定的规则为自己的组织成员忠诚地信守。打破革命党组织的超级优越性预设，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先决条件。这绝对是一次惊天动地的政治观念革命。
第二是“落实”制度创新
中国共产党实现党内民主，不能依靠组织领袖的政治意志、个人才能和权谋技巧。加之党已经经历了两代守成型的领导过程，守成型领导的人格特质不应再是建国之初创业型领导的“卡里斯玛”。因此，政党必须借助于严格的制度规则，展开治党和治国的历程。于是，坐实政党民主的制度建设原则，便成为有效推进党内民主的不二之选。
坐实党内民主的制度安排，首先不是将制度内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而是外化为高于政党组织的国家法律体系。国家法律高于一切政治与社会组织，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组织才足以游刃有余地治理国家。国家法律成为政党的政治工具，表面上看起来有利于执政党掌控国家权力，但从长期效果来看，绝对不利于执政党稳定有序地执掌国家政权。在这种执政思路中，执政党必须借助工具化的法律为自己聚集统治资源，从而彻底断送组织间理性分享国家权力的法治国家前途，断送公民对政党－国家的理性认同可能。公民个人与国家对抗、政治组织之间的诡诈权谋这些政治戾气，就会逐渐弥漫开来。国家也因此渐渐陷入动荡不稳的局面，终至国家的覆亡。这是导致苏东国家崩溃最重要的、但也最容易被政党国家所忽略的政治教训。
坐实党内民主的制度安排，关键在于将独大的革命党转变为竞争的执政党。党务公开、党的代表制度的改进、党内政治生活的平等化、选人用人的公正性、政党决策的民主机制，当然都是现代政党制度建设的重要事项。但是，关乎党内民主的制度布局，最关键的是全面引入竞争性机制、程序性安排和公开性评价。竞争，既是对制度之间而言的，也是对组织层级的，更是对组织成员个人而言的。竞争应该是有序的。有序的竞争依赖于公正的程序设计。必须革除革命党那种简单的服从性组织特质，在组织成员个人与组织之间、在上级与下级之间建立全方位的有序竞争体制。压制竞争的高压型组织，是可以长期维持的，但绝对不可能长期具有活力；活性竞争的组织，表面上看起来不那么整齐划一、组织严明，但组织的活力与吸引力可望长盛不衰。在控制性政党的精英淘汰与竞争性政党的精英吸纳之间，何去何从，答案不言而喻。
第三是“落实”步步推进
党内民主的各种具体举措，在执政党高层与基层、在学术界都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讨论，各种设计和尝试不断出现。但关键的问题是，党内民主的顶层设计尚付阙如，而中层筹划也未跟进。目前的党内民主尝试几乎都是零敲碎打式的：要么是部门的局部推行，要么是区域、尤其是基层单位的各自为政。党内民主举措之间的联系没有浮现，顶层设计、中层制度与基层改革之间，明显处在脱序的状态。
步步推进的党内民主改革，需要在顶层对政党民主改革的举措之间的关系加以厘清。从党员基本权利的坐实开始，处理好全党党员权利与全党各级组织的政党权力之间的关系，理顺党员个人与组织之间的权责关系。务必改变党员对组织克尽义务，而个人权利无从申张和保障的不对称状态。进而对党内特权状态进行改变，将特殊党员与普通党员的事实区隔现状彻底改变。保证每一个党员的言论、策论和参与的权利，从根本上改变政党被组织领袖用来作为实现个人意志工具的状态，让政党组织成为成员们实现其共同政治意志的依托。设计出开放性的党员权力竞争机制，则是促使政党选优、吸纳精英的重要保障。党的代表制度、政党领袖的产生，都需要经由这样的改革举措，并落定在政党基本制度设计的平台上，才足以落实。否则，党代表的代表性就无法保证，而政党领袖的品质就会处于衰变状态。与此同时，党员的个人自主与地方党组织的自治，也应当提上日程。借此保证党员权利的不受侵害，地方党组织的活动积极性不受打击，党的各级组织权限与职责的清晰划分。
坐实每一个政党民主的举措，意味着不能让偶发性出现的党内民主改革自生自灭。促使党内民主呈现递进发展的路线，并真正向社会民主推进，是保证零星的党内民主改革收到制度性效果的必须。这将呈现出一种发散效应。否则，党内民主推向社会民主就是画饼充饥，而且党内民主的整体效应也得不到呈现。这就需要政党的中央部门积极地对地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尝试的党内民主改革，给予制度化的回应。党内民主改革的制度化回应机制，是一种高层组织对下级组织民主尝试的合法化认可、机制性改进。没有上级组织呼应的党内民主改革，就是没有前途、且对党内民主缺乏制度效应的随意动作。这种随意性的动作越多，越消耗党内民主的改革资源，最终使人丧失党内民主改革的热情与期待。
在推进党内民主的模式选择上，决策者面对一个算术级数增长或几何级数增长的模式决断问题。有序推进党内民主改革，已经成为共识。但一方面，所谓有序推进党内民主，有序不能被认读为可以控制的秩序，而应该被认读为发展的递进顺序。另一方面，有序推进还存在一个稳步推进还是大胆推进的不同模式。稳步推进，就是算术级数的推进；大胆推进，就是几何级数的推进。对那些风险不大、收益明显的党内民主改革，应当遵循数量倍数增长的发展思路加以推广；对那些存在较大风险、或不可控因素的党内民主改革，应当遵循数量上逐级增长的发展思路，渐次推开。在这两种推进策略中，党内民主改革的数量与质量就能得到保证，并逐渐具备向社会推开的民主品性。
党内民主需要解决的问题，远不是直接推动社会民主的问题。在党内民主向社会民主推进的过程中，起点的坐实，是一切大大小小的社会民主举措真正收到制度实效的决定性前提。坐实党内民主这个中国社会民主的起点，首先要落实的直接目标，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创立国家，具有执政的优先权。但在稳定执掌国家权力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放弃“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暴力逻辑，转进到人民经由选举产生执政政党的状态，乃是合法执政的必然。从政治学的一般常识上讲，在国家权力暴力性更迭的特殊时期，“打天下者坐天下”乃是产生国家权力执掌者的不得已途径。但这种非常状态下的“授权”是一次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在开国领袖离开国家权力舞台之后，授权机制必须进行改变。这就是一个中国人熟知的政治“更化”问题。有些学者曾经用“一次性授权”来回答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授权方式难题。这一说法曾经非常流行。但必须承认，这是回答执政合法性的简单且草率的说辞。稍一分析，这类说法其实不过是对执掌权力者的一种心理安慰。这种说辞，严重违背现代政治常识。因为没有一代人可以逾越数代人，并在剥夺后代人权利的基础上，越俎代庖地将后人的权利授予别人。“从党内民主推进到社会民主”，就是要以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政党定位，首先解决组织内部成员的民主平等问题，接着解决社会成员的民主平等问题。这个时候，党员对党组织领袖的授权，公民对国家领导人的授权，才具有当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就此而言，党内民主不只是解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民主问题，更关系到它执掌国家权力的民主授权机制问题。落实了党内民主，就等于落实了社会民主的基础性条件；虚化对待党内民主，也就等于虚化了执政党的权力来源正当性与合法性。这就再次凸显了“关键在于落实”的画龙点睛意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来源: 炎黄春秋2012-12-09
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国展开，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今天的语境下，何谓“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主要指反什么？
新京报专访知名政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剑涛。
定性 社会心理反感“官僚主义”
必须把反对体制化和反对思想工作作风的官僚主义结合起来，满足社会心理的期待，提高治理绩效。
新京报：在今天的反“官僚主义”的语境下，“官僚”指什么？
任剑涛：“官僚”是人类历史上悠久的社会政治现象。人类文明社会以来，尤其是建立稳定的政治统治以来，“官僚”就已经出现了。而官僚制度是人类集群生活中一种不得已的制度安排，也是人类逃不出的怪圈，这种制度只能去完善它，解决它的弊端，不可能去消除。
新京报：为什么？
任剑涛：因为人类在建立政治社会时必然面临政治管理和行政管理，也就是权威和服从的关系问题，不可能是无政府的自我管理。
新京报：那什么是“官僚主义”？
任剑涛：所谓的“官僚主义”有四个指向，除了刚才说的历史指向，还有三个指向：
一个是政治指向，是指在反对官僚本体结构的基础上所谈论的干群关系，在政治上以反对官僚制度以及作为官僚制度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体制结构为指向。
另一个是行政指向，是指面对体制化的官僚结构，人们谨守自己的体制安排，拒绝在体制之间解决问题的被动工作状态。
还有一个是社会指向，是指在干群关系中人们难以容忍的一种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社会指向层面的反对官僚主义，能够赢得社会公众的积极响应，因为它适应了社会心理的需求。
新京报：“官僚”和“官僚主义”该如何区分？
任剑涛：人们一般将“官僚主义”用来指责不太关心民瘼、高高在上的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而用“官僚”一词来指代一种与民隔绝、孤芳自赏的人格存在。
新京报：就当下而言，“官僚主义”都表现在哪里？
任剑涛：官僚主义在当下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大约有三种类型：一是权力观念上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
二是官员集群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是民众体会最深刻、表现形式最多样、引起不满最直接的官僚主义表现形式。
三是官员群体在行为动机与效果的权衡之间，选择拒绝社会公众评价的官僚主义表现形式。
新京报：今天所说的反“官僚主义”，主要指反什么？
任剑涛：“官僚主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键是在什么条件下去确定你要反对哪种具体的官僚主义。
如果仅在政治定位上去反对“官僚主义”，那么有可能会导致“道德乌托邦”的建构，会导致反体制和道德化。
如果把“官僚主义”仅仅定位在行政层次上，即便对行政官僚运作的职权有明确规定，行政官僚却可能丧失工作的主动性，这会导致社会事务的处理慢于社会发展的节拍。
所以，需要在政治、行政之间做一个界定。在社会心理上这些治理已经或正在脱离公众对官僚集团的工作期望。
因此，为了使国家治理有效下达并得到社会认同，就必须把反对体制化和反对思想工作作风的官僚主义结合起来，满足社会心理的期待，提高治理绩效。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现实出发定位“官僚主义”，都是因为社会心理对官僚主义的反感，而导致的一种政治结果。
动机 基于“政治担忧”与“政治期待”
权力授予机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官员与民众疏理的结构也就没有改善。
新京报：该如何看待“官僚主义”？
任剑涛：审视“官僚主义”，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就是社会政治的视角，一个就是学理分析的视角。
社会政治的视角，主要是政治家对“官僚主义”的定位。政治家们对官僚主义的反对，主要是要强调领导集团对于权力有效下达到整个社会，并且得到社会积极响应和认同的一种政治意义，这与他们的政治担忧和政治期待联系在一起。
新京报：具体指什么？
任剑涛：所谓“政治担忧”就是担忧领导集团脱离社会、高高在上，历史上一切官僚集团和政治实体最后衰败和被推翻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官僚体制和机制不能适应于社会公众需求，因此相对清醒的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官僚主义的危害都是高度警惕的。
另一方面，这又与他们的政治期望联系在一起，国家领导者基本上都期待自己领导的政党和国家，能够克服此前的所有国家因官僚主义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都期望能在思想观念上解决封建或资本主义国家官僚制度所带来的危害。
新京报：“学理分析的视角”是什么？
任剑涛：对现代官僚主义分析最重要的先知就是马克思·韦伯，他特别强调，现代官僚制度关键在于使每一个掌握国家行政权力的人能够结合自己高低层次、部门差异来定位岗位责任，完成了岗位责任就是脱离官僚作风、使官僚体制能够起到良好治理国家效用的合格行政人员。
新京报：这两种视角对今天看待“官僚主义”有何启示？
任剑涛：有三点启示。首先，反对官僚主义，要在官僚作风和官僚制度之间达成一个良好的平衡，这是寻求现代行政管理绩效提升的一个杠杆。
其次，现代行政人员都有进入制度化规则的行政岗位的必要，但要高度警惕以道德追求来替代岗位要求的不适当选择，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相当普遍。
再次，如果要反对官僚体制，官僚主义可能没有了，但可能又打破了政府结构，整个体制化的绩效大为下降，结果可能是体制消解，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非常可怕。
新京报：从这个角度看，“官僚主义”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任剑涛：追究当下造成官僚主义恶劣局面的原因，必须先行追究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具有的历史渊源。官僚主义的新老表现形式有很多。之所以区分新老，是要明确官僚主义并不是新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才带来的特殊问题。一方面，官僚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源头。
另一方面，官僚主义主要还是当下中国的社会政治机制造成的。引起社会普遍不满的官僚主义作派，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来追究原因。在改革开放之前，官僚主义主要是由于制度匮乏、机制不当、作风陈旧、权力封闭造成的。
新京报：改革开放以来呢？
任剑涛：这些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历史迈进了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建设的急骤步伐，进一步固化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形成的官僚主义作派，同时又出现了因应于市场经济兴起的时势出现的、新的官僚主义弊端：一者，权力授予机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官员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结构也就没有改善，官员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制度弊端因此没有克制。二者，党政决策机制缺乏公开性、公共性和透明性，民众被隔绝在决策机制之外，因此各自的期待与融合，缺乏动力，互不理解与互相轻视更为强化，官僚主义作风无法从根子上纠正。
另一方面，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官员的利益诉求不被制度化承诺，诸如高薪养廉、制度反腐的机制还没建立起来，官员的合理合法利益得不到保证，在社会利益蛋糕迅速做大的情况下，不平衡的利益心态便成为一些官员暗地里谋求利益的动力。结果，明里拒斥利益、暗里伺机敛财，成为官僚主义不违法谋利、但不合规求财的行为动力。
传统 道德主义+制度主义
如果不把反对官僚主义的乌托邦动机落实为一套严厉的官僚制度和法律制度，反官僚主义很难有理想的结果。
新京报：“官僚主义”最早的提法源自哪里？
任剑涛：“反官僚主义”换个说法，其实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又包含了非常重要的政治期待，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要克服绵延千年的封建官僚主义的影响，要把官僚主义算作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旧习，所以在革命最艰苦的阶段，比如长征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把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到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未来发展、前途命运的高度。
新京报：作为这一提法的发起人，毛泽东为何要反“官僚主义”？
任剑涛：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是要划分三个界线。
第一，他要划分与封建官僚主义的界线，不再通过传统的科举考试、拉帮结派来领导国家。
第二，他要划分与资产阶级官僚主义的界线，资产阶级建立在私有制之上，掌握公权力为私权服务，利欲熏心。
第三，他要划分与国民党的界线，反对“三座大山”，确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上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必须为中国建立新国家、为人民服务确立起它的崭新组织特点。
新京报：毛泽东曾提出《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背景是什么？
任剑涛：毛泽东1949年之后日益断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战胜国民党，是因为它比较成功地反对了官僚主义，保证了群众路线，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所以1949年之后是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第二个阶段。
在革命党获得执政地位以后，毛泽东更强烈地固化了他对革命党成功反对官僚主义的定位，其五六十年代对群众路线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强调达到了一个高潮，最明显的就是由毛泽东亲自书写、由周恩来亲自宣讲的《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
其中所指直到目前为止，作为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文献，写得是最简明扼要、最通俗易懂，但又最系统完整，指责又是最为严厉的，从这篇文献可以看出，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政治高度，但我们又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还多是从道德主义和动机主义上做功课，没有从体制改革上用力，这也是局限所在。
新京报：后来邓小平时代提到的反“官僚主义”与毛泽东时代有什么不同？
任剑涛：后来反对“官僚主义”的发展在中共历史上真正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并持续到现在。邓小平反对官僚主义和主张群众路线与毛泽东总体的政治思路都是一致的，他最重要的文献叫《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中对反官僚主义的分析在具体思路上不同于毛泽东时代，他不单纯地指思想作风上去反对官僚主义，而引申到从制度领域解决这个问题。
由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到邓小平的反官僚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进步。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弥补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需要道德基础，没有道德基础就没有反对官僚主义的动机，但是如果不把反对官僚主义的乌托邦动机落实为一套严厉的官僚制度和法律制度，反官僚主义很难有理想的结果。仅有动机没有制度，不能够实现动机，而仅有制度没有动机，制度无法启动，无法有效运作。
新京报：所谓“制度主义的取向”，具体指什么？
任剑涛：制度主义的取向，就是从国家政治-行政制度的安排上下手，致力限制官僚主义的体制性生长和作风式呈现。这种制度，一者将权力从高高在上的天台上拉下来，使其与社会积极互动；二者将权力置于一个相互分割与制衡的机制中，使其无法激化公众的不满；三是以公众的满意度作为评价权力的尺度，使权力无法漠视公众的存在。
路径 需要解决授权机制的问题
民众普遍参与到授权、控权、确权的过程中，就会有效抑制官员的官僚主义冲动。这是一切成熟的现代国家行之有效的克制或消除官僚主义的做法。
新京报：今天反“官僚主义”，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任剑涛：应该说，领导人与民众对官僚主义的痛恨是非常真诚的，但反对官僚制度具体路线的确定需要有一个实现政治期待的崭新定位。
实现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期待需要进一步区分官僚主义，哪些是历史原因导致官僚主义，交付给历史去解决；哪些是体制上的安排，可以使官僚主义在体制上有所克制；哪些行政体制的安排可能会导致谨守岗位制度、不积极有为的官僚作风，需要在行政制度上严密规定；哪些是在社会心理上可以去满足的反对官僚主义的社会期待，哪些社会期待在制度上无法兑现，应理性地告诉公众。
反对官僚主义不等于瓦解颠覆官僚制度，要使社会心理合理化，这就使得从社会政治角度观察的官僚主义在结构上必须去细分，而不能笼统地定位我们就是要反对官僚主义，否则，这样的反对官僚主义可能是愿望越迫切，效果越失望。
新京报：你的建议是？
任剑涛：今天重提反对官僚主义，预示着反对官僚主义将要进入第三个阶段，那就是要把道德化的取向和制度化的取向有效综合起来，否则，反对官僚主义的效用就可能是令人担忧的。
所以，今天重提官僚主义不仅仅是在历史、政治、行政和社会心理的角度，也需要从社会政治层次的考虑和学理深入分析推动制度的建构来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在各个方面形成一种反对官僚主义的系统思维。
新京报：怎样做才能消除这些“官僚主义”？
任剑涛：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之所以重提反对官僚主义，就是因为官僚主义的各种新老表现形式，既危害了执政党长期且稳定的执政地位，更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不满。因此，有效限制官僚主义的诸种表现形式，解决民众对官僚主义的严重不满，就成为当下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新京报：具体有哪些路径？
任剑涛：从当下处境出发，解决官僚主义危害，主要可以从三个着力点下手。一是从制度上根本解决权力来源或授权机制问题。只要落实了“权为民所赋”，也就从权力来源或授权机制的根源扼制住了官僚主义恶性发展的咽喉。解决“权为民所赋”的问题，不是一个道德宣誓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精细布局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让民众真正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让他们成为选拔官员、监督官员、评价官员、升降官员的政治主体，从而让官员对民众形成敬畏之心。这是尝试克制或消除官僚主义的基本功。这个基本功练不成，克制或消除官僚主义就很困难。
二是要从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入手，建立控制权力运行的社会机制。“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解决权力运行不为官员而为民众的三个支点。但落实这三个目标，也不能只是在道德方面吁求官员的善性良心，而必须在制度建设上下大工夫。
“心为民所系”，不是官员偶发性地对民有所善待，而是由于官员深刻意识到民不授权、官无所托的常态性心理；“权为民所用”，不是官员“达则兼济天下”的为民谋利，这种顺带性的为民用权，不可能长久维持。只有在官员知道权力拥有者是民众而不是自己的情况下，他才会形成为民执政的稳定心理；“利为民所谋”，不是官员机会主义的为民赐利，而是因为官员不为民谋利，就会失去为官资格，他就不得不谨小慎微，围绕民众利益作为。
三是要用民众的社会政治广泛参与，来限制官员主观妄为甚至胡作非为。一般而言，官员不是坏人，他们不会一味败坏权力。但是，当官员长期处于不受监督、可以随心所欲施展权谋技巧时，他们就会逐渐养成一种脱离民众、挥洒自如的权力嚣张习性。
因此，民众普遍参与到授权、控权、确权的过程中，就会有效抑制官员的官僚主义冲动。这是一切成熟的现代国家行之有效的克制或消除官僚主义的做法，值得认真借鉴。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实习生 汤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