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卡普兰 | 改革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下基层

本文作者罗伯特·D·卡普兰

图片来源：https://www.fpri.org/contributor/robert-kaplan/

对于像美国这种大国的领导人来说，如何拥有全局意识一直以来都是一大挑战。同时，他们需要获悉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各种深入的、细致的信息。这需要“向上向外”扩展的眼界，同时也不能忘记“向下向内”看。

对“向下向内”信息的理解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数字媒体时代，人们存在一种了解偏远地区的错觉。很多人以为知道发生了什么，比如埃塞俄比亚饱受战争蹂躏的提格雷省,或高加索地区的争议领土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这些都是仅凭他们读到的来自这些地区的碎片化的推特。但事实是，大多数人几乎一无所知。然而，高层决策者必须了解所有地方的基本现实。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无所不知。正如我痛心地在伊拉克战争中看到的，高层所做的灾难性决策本是可以被避免的，只要他们能够了解到像底层一线自由记者通过偏远地区亲身经历所了解的一切。

显然，决策者无法从亲身经历中了解整个世界。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别人的经历了解，比如驻在世界各地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因为国务院不仅进行外交活动，它还有重要的报道职能，近似于纸媒时代拥有驻外记者团队的有影响力报纸。把外交工作做好是一种艺术，类似于成为优秀高产的电视节目制作人。传统意义上，好的外交工作意味着在远离首都大使馆的偏远地区做一名优秀的记者。在美国国务院的黄金时代，即采取用电子邮件将外交官绑定在办公桌旁的工作方式之前，各级外交官们都不是在桌旁办公的，他们与记者的工作方式无异。

重建国务院并不仅仅是修补特朗普任期里将一切政治化所带来的破坏。它不仅意味着减少政治任命的外交官，用专业出身的外交官取而代之，并进一步提高国务院预算。也意味着重视外交部门的报道职能，从而加强该领域知识的发展。冷战时期的阿拉伯学者和中国通可能在某些方面有不足，但是他们代表了外交工作人员最好的状态：兼具语言和文化知识。就是这一点使其成为决策者不可或缺的人才。

想要制定好的政策需要充分了解手头所有的偏远地方的资料，包括知晓所有细微的差别。比如，区分叙利亚复兴党领导人和伊拉克复兴党领导人、冷战时期安哥拉代理叛乱分子和莫桑比克附近的叛乱分子、土耳其目前执政并实施意识形态演变的伊斯兰主义者与前一代伊斯兰主义者。亨利•基辛格曾告诉我，如果没有阿拉伯学者的建议和细致的资料，尽管他是决策者，他也不能在中东执行好外交协议。

我十分关注冷战，因为在那个时代，国务院内部现实主义者和保守派的政治分歧相比于今天不那么激烈。在那时，现实主义和人权并不对立，考虑人道主义与国家利益不谋而合。因为冷战是一场关于美国和苏联哪种政治价值体系更好的战争。这种调和对立立场的能力是不应丢失的。

今日，美国的祸根在于人们往往把世界看作对立的、不可调和的：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温和与激进，友国和敌国。然而，外交工作正是为了打破这些刻板的划分：在这个世界里，即使是对手也可以共同取得进步，因为部分独裁政权十分开明，而有些民主国家也有僵化的一面。通过实地报道的外交工作将是美国政府最出色的沟通者。它创造了未被前人发现的机会。

在为一名国务院人道主义者撰写传记的过程中，我对外交部门工作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我认为，有时优秀的外交官与优秀的报社记者没有太大区别：愿意走出大使馆，主动探索首都外的世界；愿意独立思考，以免受群体思维的影响；愿意花几个小时听取专业人员的意见，而不问引导性的问题；愿意居安思危，即了解当地可能出现的最糟糕一面，以便警告决策者，避免不利结果。最重要的是，不要吹毛求疵，因为决策往往是一个充满艰难抉择的世界。换句话说，一个卓尔不群的人才能成为成功的外交官，从来都是如此。如果我们降低对外交官本身能力的要求，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金，外交工作的质量都会下降。

现在，美国的世界地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从各个方面提高。政府可以发挥作用，国务院可以与时俱进。但是应该从根本上开始这种转变，应该从人的因素开始。

译文源自：Robert D. Kaplan, Rebuilding the State Department from the Ground Up, 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1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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