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古代城邦政治体系的社会根基和内部运转

[ 前记： 《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是国际古典学界最负盛名的古德温奖获奖作品。本书试图阐释一个古代城邦政治体系的社会根基和内部运转。“斯坦福古史学派”创始人约西亚·奥博将年鉴学派社会史的核心原则与当代文学理论的主要洞见结合起来，得出的结果是：一个古代城邦的政治发展更多的是与演说术、大众意识形态而不是和政治制度、风云人物、派系斗争或外交关系联系在一起的。]

政治演说者的精英言论，应该放在人民需要一种方便委托其权力的非宪法机制背景下来看待。演说家的精英属性使他能够履行自己的政治职能。为了能正确地分析城邦问题并制定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他必须有头脑、受过良好教育。为了把城邦面临的复杂问题清楚地告诉人民，并为自己的建议争得支持，他还必须是技艺娴熟的演说家。演说家的财富为他提供了闲暇来研究城邦面临的挑战，并可能使他不受贿赂的影响（起码雅典人是这样认为的）。高贵的出身会使他在雅典精英中获得广泛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公民祖先遗传给他天生的爱国意识和对民主的热爱，这是他从政的先决条件。此外，雅典政治家只有具备了与城邦敌人旗鼓相当的实力，才能成功地打击雅典内部和外部敌人，从而成为“人民的保护者”。因此，他必须像他反对的坏人一样受过良好教育，一样能说会道，一样富有，一样有高贵的出身，才能保护人民。简而言之，对想在公共舞台上争夺人民关注和尊重的政治演说家来说，精英属性是必不可少的。出身不是精英的演说家，永远不过是个“取悦人民者”罢了。

雅典的治理体系是建立在公共讨论之后的大众决策基础上的。一场典型的公民大会有6000—8000名参加者，根据法律，其中每一位都有权利积极参与公共讨论。但是，如果每次会议上有1%的参加者选择行使他的自由辩论权，投票前的大量辩论就会使制度崩溃。每年都要做出许多重大决定；在每次公民大会结束时，必须做出一些决定。古代和现代的民主批评者指出，公民大会进行审议的时间非常短。很明显，需要一些具有过滤作用的程序，以确保在公民大会就重大问题发表演说者真的值得聆听，而不是废话连篇。演说者的精英地位提供了这样的机制。演说者在演讲中提及自己的造诣，并指出对手缺乏类似的造诣，以此证明自己作为提供意见者和辩护者的“专业资质”，也检验对手的资质。这种过滤程序取代了使现代民主社会的精英得以合法地承担政治领导作用的更正式的代表制度和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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