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明确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这番话表达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期望，更是表达了对中国政治学的期望。
中国正在崛起，创造新的人类文明奇迹，也正面临各种重大社会政治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探索和总结。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中国政治学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显得更加尖锐而迫切。重构中国政治学，建立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是当前中国政治学界面临的一项学术使命。
政治学是社会政治改革的指针，务必扎根于一国特有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中国文化自觉是中国政治学生成的前提，是一种基于地方知识的理由，诠释了中国政治学选择的合理性。然而，如此合理性只是作为地方知识的合理性，它还须从文化自觉走向学术自觉，从地方知识走向普遍知识，在科学层面得到全面论证。有鉴于此，建构中国政治学，建立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存在着一条从文化自觉到学术自觉的普遍主义进路，这正是本文尝试讨论的主题。
一、从文化自觉到学术自觉
中国政治学同时面临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的诉求。笔者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意识形态命题，学术自觉则是一个科学命题，后者才是中国政治学努力的目标。如果只有文化自觉，而没有学术自觉，将缺乏发展的形式；如果只有学术自觉，而没有文化自觉，将缺乏发展的内容。两者同样重要，但是，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自觉建设显得更加迫切些。
（一）从不同角度考察文化自觉
在社会学看来，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它“既是一种文化意识，也是一种文化价值观，更是一种文化实践论。”文化自觉是一国之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对外来文化冲击的自觉回应，是对多元文化的去粗取精、为我所用。它从文化自知、文化反思，再到回应外来文化冲击，最终导致文化创新，是一个吐故纳新、兼容并包的过程。从政治学视角看，文化自觉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所在国的文化自信、国际地位与话语权。它摆脱以公共权力为中心的刚性束缚，传承民主、自由、科学、理性、诚信、友善、宽容等思想。文化自觉在法学上的表现也是如此，表达了“民族国家特定的文化选择和意向，从总体上限制着一个国家法律的成长，规定着法律的发展方向。”
（二）文化自觉的四个表征
第一，继承性。文化自觉源于特定历史文化的感知和反思，不同时间、地域和条件下的文化各有特色，承认文化自觉的继承性也就承认了文化发展的特质性。第二，自发性。文化自觉强调主体由不自知到自知的转变，无论是被迫地回应外界的挑战，还是历史继承的创新，只有当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有意识地发现问题、解决矛盾时，文化自觉才能生成。第三，发展性。文化自觉是由传统文化反思、现有文化把握和未来文化创新串联起来的历史连续共同体，文化自觉的目标是沿承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第四，创新性。文化自觉的创新既包括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优秀部分的继承、吸收与重组，也包括立足于本土文化的新探索。
（三）文化自觉的三个层次
文化自觉发展的三个层次分别是：个体性自觉、群体自觉和类文化自觉。一是，个体性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前提。文化自觉首先源于个体意识的觉醒，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进行文化反思，追求理想的生活方式。二是，个体性自觉通常伴随着群体自觉，并在群体自觉中获得归属感与成就感,以“民族”为标签的群体自觉在现代化进程中尤为典型。个体实践遵循着集体规则和社会契约的内在规定。其中，法律是个体行为的底线，道德是个体行为的另一套实践准则。三是，群体的意识最终将上升为人类作为整体的类意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文化碰撞、冲突和交织达到新高度，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立场不同，对普世价值的理解也莫衷一是。但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一些为所有世界公民认同的基本价值，这些基本价值并不冲突于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文化自觉。
（四）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
文化自觉需要实践主体通过主观知觉感知其存在。学术自觉强调学术人格的中立与独立，是一个科学命题。文化自觉不同于学术自觉，有文化自觉不一定有学术自觉；学术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升华。有些文化会限制自由学术研究的开展，所以，文化自觉并不一定导致学术自觉。但是，学术自觉不仅不能脱离文化自觉，而且要以文化自觉为前提。社会科学工作者既需要文化自觉，也需要学术自觉。学术自觉旨在实现科学研究的独立性，要求研究者形成学术共同体，摆脱对权力的依附，对社会压力的屈服，使他们的学术活动成为独立自由的活动。假如社会科学工作者缺乏学术自觉，就会丧失学术人格，并误入歧途。
二、作为科学研究之特性的普遍主义
默顿认为：“科学共同体具有四个特性，依次是：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态度。”“普遍”指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出现频率较高、较为常见的现象或属性，也指科学家借助抽象思维对事物本质属性进行概括的理论结果。“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意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知识、真理或方法，在宗教、科学和哲学中具有特定含义。
（一）普遍主义的表现形式
1.作为宗教信仰的普遍主义，试图建构一套信仰体系，诠释人类关系。信徒在追随神的过程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和满足。神的度化不分民族、阶级、地域和文化，宗教的传递就是福音的传递。神的意志与世俗统治相契合，信徒服从世俗统治是为了取悦于神，促成自己修成正果。宗教教义涉及“堕落”“救赎”“因果轮回”“得道”“天国”等内容，人类长期受神的主宰，近代启蒙运动开启理性与科学大门，宗教普遍主义逐渐淡出于世俗世界。
2.作为科学方法的普遍主义。作为社会建制，科学具有特殊的研究规范，“科学活动受到在其他任何领域的活动所无法比拟的严格管制。”科学家探寻事物的规律，揭示事物的本质。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作用于实践。普遍主义是一种科学方法，来源于实践，是对规律的把握。
3.作为哲学观念的普遍主义，有两层含义：（1）事物自身内含普遍性与特殊性两大特性。普遍主义透过特殊性寻找普遍性，在特殊性中提炼出普遍原理。（2）作为哲学的普遍主义主张不同事物背后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本体或本源，它决定事物发展的普适性，普遍原理规定事物发展的性质，对该原理或特质的把握有利于促成事物朝积极方向发展。
（二）普遍主义的特点
普遍主义是科学的本质特点，其描述性和规范性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科学研究意义上的普遍主义有如下特点：（1）规律性。普遍主义是对事物共性和规律的把握。“普遍”时常与“规律”相联系，“普遍规律”（universal laws）是一个固定词组，两者联系紧密。（2）抽象性。无论宗教的普遍主义，还是科学或哲学的普遍主义，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抽象观念、价值体系抑或主观态度的集合。（3）本质性。普遍主义是对特殊事物及其现象经验观察的总结与升华，揭示了事物的必然状态。（4）实践性。普遍主义来源于客观现实、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是人们长期观察现实的结果。（5）描述性和规范性。普遍主义既是描述性概念也是规范性概念，既以事实为基础，又有价值维度。
（三）为普遍主义政治学正名
为普遍主义政治学正名，也是为作为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政治学正名。普遍主义既是规范性概念也是描述性概念，但很多学者在探讨相关问题时喜欢将两者对立起来。反普遍主义者认为，世上没有普遍主义，所谓的普遍主义、普世性是一种强加于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信仰背后是文化优越感的自我陶醉”，普世价值要推出一劳永逸的灵药是荒唐的、不切实际的。这些批评初听起来确有道理，但是它们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把价值概念说成普世概念，夸大了普遍主义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不妨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来解释其逻辑错误。三段论的前提是有且只有三个不同的概念，这里出现了“普遍主义”“事实性概念”“价值性概念”三个概念，其中“普遍主义”是其他两个概念的桥梁，是三段论的中项。我们暂且将“事实性概念”作为大项，“价值性概念”作为小项，根据三个概念可建构大、小命题各一个。从反普遍主义者的主张看，他们的逻辑思维陷入了命题C的困境：
命题A：普遍主义是事实性概念 （大前提）
命题B：普遍主义是价值性概念 （小前提）
命题C：事实性概念是价值性概念 （结论）
描述性概念陈述事实问题，规范性概念探讨价值问题，虽然命题A和命题B都是真命题，但结论显然是一个伪命题。原因在于没有弄清“普遍主义”的周延性，大项与小项在前提中不周延，在结论中也不周延。“普遍主义”是“事实性概念”与“价值性概念”的并集，“事实性概念”和“价值性概念”都只是“普遍主义”的一部分。反普遍主义者的逻辑错误在于夸大了部分的作用，以偏概全，把一个既是规范性又是描述性概念，说成是规范性概念。当普遍主义被扣上“污名化”的帽子，就很难摆脱价值干扰。普遍主义认知的几大误区需要澄清：
1.误区一：世上不存在普遍主义。如果世界发展没有共性、没有普遍性，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秩序和规则；如果世界发展只剩下特殊性，世界和平和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比如，但凡正常人都想过好日子；但凡独立的国家都希望他国尊重自己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整个人类变得日益开明和发展，如此等等，“普遍性”是事物的属性，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同国家基于共同的人类价值，更容易签署国际公约，开展国际对话和谈判。一些国际公认的普遍原则表达了人类社会的共识。
2.误区二：普遍主义脱离现实。一些学者认为，普遍主义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建构的是理想的应然概貌。“从抽象的概念或观念出发去研究问题并沉溺于抽象的思辨之中，只讲原理，不讲情境和条件。”它不能被实践或事实所验证，事实无法推出价值，实然推不出应然。然而，物质与精神世界并非绝对对立，抽象思维是客观实践的能动反映。“否定概念的客观性、否定个别和特殊之中的一般性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普遍主义建构的素材都源于现实，“有一个事实的向度、一个既成之物的向度，无论是普遍主义的‘事实派’还是‘实践派’，都是对世界发展的诠释。”
3.误区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对立。中国学者偏好将普遍与特殊视为对立的术语。而在英文中，两个词汇的衔接多是用“in contrast to”，contrast虽然有对比、差异（difference）的含义，但更强调对照，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于普遍主义是否与特殊主义对立，马克思主义在唯物辩证法中早已给出了答案：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并以特殊性为载体得以表现。世界由具体的特殊性构成，但特殊性不能脱离普遍性而存在，“个体的即是普遍的”，“个别就是一般”。中国道路既具有中国发展的特色，也与世界政治发展的特质一致。人类认知过程是先感知事物的表象，即认识事物的特殊性，再从特殊性中概括共同的、普遍的特质，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普遍主义主张一元价值，但该一元价值建立在多元价值共存的基础上。事物特殊性与普遍性是统一整体，不能割裂。
4.误区四：凡是普遍主义都是好东西。普遍主义争论忽略了一个要点，即把“凡是普遍主义的就是好的”作为普遍主义探讨的前提，用英文表述就是“good”“positive”或“favorable”。从辩论开始，学者们就赋予普遍主义以美好光环，但很少有人揭示这个光环的虚假性。普遍主义辩护者认为，“只有好东西才能说服接受者放弃原有的观念，重构三观体系；只有改善接受者现存状况的信念才能促使接受者认可普遍主义。”人是带有价值判断的，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一个人认为是好的东西，另一个人则可能否认其价值，一个民族提出自认为是普世价值的概念或原则，可能会遭到另一个民族的强烈谴责。所以，反普遍主义者认为，普遍主义主张的内容不具有普世性，它以利益为导向，是美化、服务于特定利益集团的。无论普遍主义辩护者还是批判者，都将普遍主义视为“好东西”，忽视了普遍主义作为观念或价值的相对性一面。普遍主义并非都是“好东西”，比如人的自利性。科学规律或定律不一定是人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人们接受一项原理或主张具有普世性，也并不代表这种主张一定要在接收者自己身上实现。规律具有价值中立和“不可抗逆”的特质，不管评价主体是否喜爱，它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在客观存在与接收者认可及实践之间，普遍主义还存在着巨大张力。
5.误区五：普遍主义是一套价值体系，意味着对各种事物贴上等级标签。普遍主义价值观得到了一些国家利益或集团利益的支持，与西方文化霸权相伴而行。普遍主义主张者潜在地将文化划分成“优”/“劣”，标榜西方文化与价值体系是先进的。批判者则认为，普遍主义是西化思潮的伪装，试图借助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体系同化其他民族文化，达到文化、思想控制的目的，提醒民族国家提防西方文化霸权。但普遍主义批判者以此否认普遍主义的客观存在是不妥的。人类已经达成很多共识，有些甚至已经成为常识，不能因为普遍主义的概念为他人所用就否定了其客观性。
以上五点曲解了普遍主义的本意。相比之下，笔者对普遍主义的释义强调三点：首先，普遍主义强调的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客观性和中立性。科学知识不会因人而异，也不会因出身而异。其次，科学家有祖国，科学无国界，普遍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国际主义，即科学具有跨国界的特性。最后，“普遍主义的一个后果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开放性，要求在各种职业上对有才能的人开放。”
三、建构中国政治学的普遍主义进路
政治学是一门基础性社会科学。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实践密切相关，既以研究中国本土政治发展为特色，也要遵循世界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需要建构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但是该政治话语体系要以政治学一般原则为前提。
（一）中国本土政治与世界政治文明
中国历来重视本土政治研究，历朝历代统治者在沿用经验统治同时注重结合实际、创新统治方式与策略。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经过多次探索性变革，从戊戌变法的君主立宪制、辛亥革命的共和制、军阀割据，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其探索并非完全隔离于世界。中国道路的成功探索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政治研究具有针对性，一国政策不一定具有普世性，但一国政治体系架构具有合理性。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民主”“自由”“人权”等是政治建构的核心，断定它们是现代政治的经典要素，其他民族国家应当给予仿照。然而，它们在其他国家可能“水土不服”。不同国家的政治理论有不同的适用性，政治模式选择要契合一国的政治文化。这并不是说各国政治组织和社会制度没有共性。本土政治是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部分与整体，特殊与普遍的关系。每个民族国家都在世界政治文明中汲取着营养，总结他国经验并为我所用、在文化自觉中创新本土政治发展模式。
（二）建构中国政治学，从文化自觉走向学术自觉
中国政治和中国政治学根源于特有的中华民族文化。文化自觉是政治学研究的底色，熏陶、影响着中国政治学体系的建构。学术自觉则打通了中国政治学界与世界政治学界的通道，使中国政治学与世界主流政治学相连接，并在当今政治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1.政治学研究与政治立场
政治立场是政治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政治实践反映特定的意识形态，政治学研究必然涉及意识形态，政治学对意识形态具有不可回避性。在政治学理论研究中，不仅每位政治学家都有关政治学主题和适当限度的观念，而且其研讨路径皆取决于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且受其意识形态支配。这些意识形态因素通常是隐而不露的，而不是得到公开昭示的。”正因如此，政治行为个体（特别是政治家）潜意识里将政治区分为“我的”和“他的”，并极力维护“我的”政治立场。政治共同体也是如此，总会标榜自己的优越性，批判异己者的不足，吸纳更多政治个体或共同体的称赞或追随。这一点在政党和意识形态之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政治立场在政治学研究中参杂了私人话语，促使政治学研究带有强烈的人文倾向。在日常话语中，人们谈论政治话题总倾向于询问他人“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在征求对方的政治立场。立场问题似乎是政治的前提问题。一个人一旦表达出鲜明的政治态度，他将会誓死捍卫自己的政治立场。在国与国之间，一些政治学争论不单纯是学术的门户之见，而是国家利益与综合实力的对抗。政治涉及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利益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立足不同的利益，会生成不同的政治观点，当非理性因素渗透到政治学研究中并占据统治地位时，政治学将带上强烈的主观色彩。当不同国家的政治话语被划分为强和弱，政治文化被做出优劣之分，那么弱小国家会抵制霸权国家。
然而，过分强调政治立场容易降低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无论是政治主体运作的政治工具，还是政治体制的建构与运转，政治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规范研究或实证研究，不能以牺牲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为代价，片面强调以价值为导向的政治立场。
2.政治学研究与学术人格独立
学术人格是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出来的独特气质和性格。学术人格具有独立性，不屈服于世俗名利，以追求真理为使命，忠诚于学术道德与规范。然而，学术人格时常受到外在条件的束缚。韦伯早就指出：“德国学术系统中许多领域最近的发展，也有着与美国相同的趋势。大型的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是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如果没有大量的经费，这些机构是难以运转的。就像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发展：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工人，即助理，完全依靠国家配备给他使用的工具。”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德国和美国，而且出现在中国及其他国家。
政治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内生的价值偏好和利益导向，政治学研究则服务于统治阶级或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一方面，服务于特定机构的智库学者往往局限于现实的、短期的、与服务对象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研究，学术自由受到束缚。另一方面，标榜学术自由的政治学家仍然会归属于或推崇特定的思想流派，并为之辩护。他们不一定直接介入现实政治，但会对重大现实问题表明立场。“政治学研究和政治现实之间关系过于密切，使得政治学家对政治学问题的思考受到非学术因素的过分影响，有时甚至达到情感因素多于理性因素，直觉和想象力多于理性分析的程度。”学术资源与学术研究者相分离促使部分政治学研究者功利地对待学术，极力吹捧当下政策，把政治学研究作为谋生手段，丧失了无私性、普遍主义和批判质疑等学术要求。如此学术研究便带有极大的误导性，造成思想混乱，将政治学研究引入误区。
（三）建构普遍主义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实现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自信
一国的政治理论体现了人民的政治智慧，往往是与本国国情相吻合的特有政治理论。但是，政治学发展应突破本土的地域局限，实现与国际接轨，遵从普遍主义建构原则，把地方知识提升为普遍原理。笔者提出中国政治学应当从文化自觉走向学术自觉，进而建构普遍主义中国政治话语体系，正是这一进路的真实表达。
国别政治研究不能只谈政治模式选择，也不能因为政治模式选择差异而排斥异己，更不能因为差异而抹杀一国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一些西方学者在鼓吹“中国威胁论”时正好犯了这个错误。他们遵循“强国必霸”的西方逻辑，断定中国也必将如此，但中国政治模式选择和中国崛起扎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庸之道和以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根基，把西方文化简单套用在中国崛起与中国政治上是不合理的。
中国要传达自己的声音，建构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因为话语与权力密切相关，是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话语权“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力，话语体系的影响力是政治经济实力对比的结果。”它“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密码，蕴含着一个民族国家特定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乃至意识形态，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但建设中国政治话语体系是一项复杂工程，涉及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1.中国政治话语体系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既要清晰描绘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阐述中国政治模式选择的合理性和中国政治的独有特色，又要回应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质疑，充分阐述中国强而不霸的理由。
2.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设要完成四大转变：用建设性话语取代革命性话语，从重视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转向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中心；用保护性话语取代强制性话语，从注重用革命手段或大运动方式解决社会矛盾转向以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和社会资源，维护公平正义为重心；重新批判传统文化价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创造面向未来的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借鉴当代世界政治文明成果，认真研究、积极借鉴、消化吸收当今世界的政治文明成果。
3.促进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设取得创造性成就，为推进世界政治文明做出贡献。中国政治体制选择在国际上一直备受关注和争议，如何提高中国政治的国际影响力是一大难题。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既要提防被别有用心之人鼓吹成中国称霸的表现，又要防止被吹捧成解决发展中国家崛起问题的万灵药。
4.提升中国综合国力。话语权是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谁拥有雄厚的综合国力，也就拥有话语权的优势。长期以来世界体系的话语权一直被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加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也必将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5.彰显中国独特政治文明价值，使之屹立于先进世界政治文明之林。政治多元化是全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多元政治力量的崛起引发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要抓住这样的历史发展机遇，挤进世界政治舞台的核心地带，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建构普遍主义中国政治学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笔者最后得出三点结论：
（一）文化自觉是意识形态的命题，学术自觉是科学命题。建立健全的学术人格，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政治学家任重而道远的目标。中国政治学建构既要汲取本土政治文化的精髓，也要坚守科学的治学态度和独立的学术人格。
（二）普遍主义既是规范性概念，也是描述性概念。普遍主义进路既有客观的叙事要求，也有普遍的价值追求，要求研究者辩证看待地方政治、国别政治的个性与共性，汲取各国、各地区的治理经验，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三）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不是对别国政治的批评或抹黑，而是总结不同政治理论、制度和实践得失，使之上升为理论，不断地验证、修正与完善理论，更好地为人类政治文明和进步服务。
本文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03期
本期编辑：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