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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迟玉德
90元发行价，一次募资超过90亿，一张宏伟蓝图，一个梦幻团队，一上市就超过900亿市值，乘上6年的时间，等于什么？
正确答案是，只剩下——
1块4毛6的股价，不到90亿的市值，不及11亿的净资产，以及无数投资人的血本无归……
5年做出900多亿市值
当初，应该不会有人相信华锐风电的故事会以这样的事故演进，但现在，它就是了。
1997年，联合国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制定了《京都议定书》，中国是缔约国之一，条约自2005年生效。发展风电是减排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中国当时80%以上的风电设备由外商供应。为了在减排的同时拉动经济，发改委规定风电站的设备国产化率必须达到70%以上，一个风口由此诞生。
华锐风电创始人韩俊良，是最早发现并把握这个风口机遇的人之一。
彼时，他正担任国企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旗下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公司总经理，并手握从德国买到的风机生产许可证，准备大干一场。
不过，他很快发现国企体制不支持他发展风电项目，原因是初期投入太大，而风险更大。
就在韩俊良一筹莫展之时，一位大名鼎鼎的投资人找上门来。
投资人叫阚治东，他是中国申银证券的创始人，承销了第一支A股和第一支B股，申银证券也曾经是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之一。
2002年，阚治东还曾受邀接管濒临破产的南方证券，但未获成功，还把自己搞进了看守所。2005年，恢复自由的他进入私募行业，一眼就看上了风电项目。
阚治东劝说韩俊良成立一家专门做风电设备的新公司，由私募和国企共同投资，管理层则由韩俊良组建。为让韩俊良相信自己，阚治东还拉来一位比他名头更大的投资人——尉文渊。
尉文渊号称“中国股市第一人”，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设计者和创建人，后因监管一起国债期货炒作事件不力，而“下海”从商。
在两位资本猛人加持下，韩俊良于2006年初创立了华锐风电。
华锐风电最初的股东有五家——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和四家私募基金，前者持股30%，部分由管理层代持，后四家分别持股17.5%。
华锐风电一诞生就喜迎市场井喷。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下，各地纷纷上马风电项目，甚至仅凭一张图纸就能卖出800台风机。
韩俊良还有一种对手不具备的“踩点”能力，能踩准政府的每一项政策。比如2005年，国家虽然确定要发展兆瓦级国产风机，但却没有给出具体标准，彼时的行业龙头金风科技赌1.2兆瓦，韩俊良则赌1.5兆瓦。
韩俊良赌赢了，这让华锐风电抢到了将近两年的发展机遇。
好运之外，韩俊良还敢跟对手血拼价格，几乎无往不胜。2008年，华锐风电反超金风科技，成为行业老大。
同年，他还引入一家背景深厚的私募基金——新天域，该私募让华锐风电拿单时更加中气十足，也让韩俊良有了一个制衡阚治东和尉文渊的盟友。
不过各家私募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运作华锐风电上市，然后退出。
2011年1月，他们成功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大步。
当月，华锐风电以90元的发行价登陆上交所，打破A股纪录。上市当天，华锐的市值超过900亿元，催生了33位亿万富豪，韩俊良成为“风电首富”，尉文渊则入围当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
资本盛宴的背后，则是华锐风电“雄厚”的实力和宏伟的蓝图。其时，公司已是全球第二大风机企业，其营业收入、净利润两项指标分别比当时的行业第二金风科技高出20%和65%，在手订单总量更是金风的3倍。
一个产业与资本双赢的甜蜜故事就此上演，鲜花、掌声和赞誉纷沓而至，但很快，故事的剧情陡然直下，并超出所有人的想像。
风停之后
“风电首富”的位子还没坐热乎，韩俊良的苦日子就接踵而至。
首先是他一贯善于把握的政策机遇变成了政策风险。
2010年～2011年，全国发生多起风机事故，外界对风电的安全性产生质疑，之后国家强制提高风机制造标准并严控项目审批，这一方面增加了制造成本，一方面减少了企业订单，让不少企业叫苦不迭。
行业政策不利的同时，地方政府也来雪上加霜。
2006年以前，风电是一个小众行业，对整体的供电影响很小，再加上当时经济高速增长，地方政府自然悦纳风电项目。
但风电项目全面开花，风电供应激增，并与火电构成直接竞争影响到地方经济之后，这种局面开始变化，一些地方对风电的甜言蜜语渐渐变成了暴风骤雨。
一份权威数据显示，2010年～2015年，为保火电而展开的“弃风限电”给风电行业带来了540亿元直接经济损失，到2015年，全国的平均弃风率高达15%，个别地区超过60%，新疆甚至直接下令关停风电场。
背后的原因是，火电往往比风电更能拉动当地短期经济。
政府因素主导的市场从利好变成了利空，让华锐的成长动能骤减，而更加市场化的海外市场，也因一起知识产权诉讼坠入深渊。
发起诉讼的是美国超导，该公司是华锐风电的主要配件供应商，华锐风电也是该公司的主要客户。2011年以前，双方一直相安无事，但国家风电政策改变后，华锐风电无力消化超导的部分配件，于是选择拒收，超导则将华锐风电告到北京仲裁委员会，并在奥地利法院起诉华锐风电通过收买其一名工程师，“窃取”了一项匹配中国风机新标准的关键技术。
2011年11月，奥地利法院认可了“窃取技术”一事，把那名工程师判了3年，该工程师也当庭认罪。虽然法院没有认定幕后主使就是华锐风电，只说“华锐高级员工”参与了“窃密”，但该判决还是在海外引发巨大反响，使得华锐风电的海外市场开拓陷入停滞。
风停之后，华锐风电的业绩开始断崖式下跌，其股价也在两、三年间一路下探至个位数，更要命则是，管理层和投资方在大难面前的各自飞。
华锐大股东的解禁期为2014年1月，但到2012年时，公司的股价已被腰斩多遍，面对股价暴跌，投资方开始坐立不安。
阚治东和尉文渊一致认为，韩俊良的经营政策出了问题，必须予以纠正。接下来的，是一场堪称“血雨腥风”的整顿与洗牌。
2012年8月，尉文渊“应邀”出任了公司副董事长兼代理总裁，接替韩俊良执掌大局。7个月后，他突然自曝家丑，称华锐风电2011年财报存在“会计差错”，虚增利润1.68亿元。上交所调查后发现，公司实际虚增利润高达2.78亿元，生产、客服和财务部门集体参与了造假，韩俊良则被视为策划者。
物议汹汹之下，韩俊良选择全面辞职，将仅剩的董事长一职也让给尉文渊。
尉文渊一上任就在办公室挂了两块牌匾：“仁者无敌、铁面革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但他很快发现，他的政策根本推行不动，韩俊良的老部下不听他的，还说他“错误且不近人情”。
道不同不相为谋。2013年5月，尉文渊带着两块匾愤然辞职，韩俊良的老部下随即上位。
一番折腾之后的华锐风电更加羸弱，并在2014年5月被戴“ST”的帽子。此后，虽然公司为防止被暂停交易或退市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依然是大势已去，木已成舟，直到今日，上市地位是被保住了，但股价却跌成这个样子。
沉痛的教训
从900亿市值的世界级风电龙头，到1.46元的股价，华锐风电让众多股民们领教了一回血本无归的滋味，也让无数人追问，惨案是怎么发生的？
有人将其归结为风电行业的萧条。
答案显然绝对不成立。
其当年的“小弟“金风科技就是一个极好的佐证。华锐风电上市时，此前已经上市的金风科技市值不到华锐的2/3。而今天，当华锐只剩下不到90亿的市值，不及11亿的净资产，2016年净亏超过30亿，金风科技却已是2016年净利润超过30亿，市值超过400亿，并同时在香港上市的全球最大风机企业。
华商韬略综合各方评述认为，资本过度催熟企业，经营过度依赖政府，而企业从产品研发到团队管理都既没有跟上扩张的步伐，也没有在扩张出现问题后及时回归根本，当属华锐落到如此下场的根本原因。
在资本的支持下，华锐迅速问鼎了国内行业龙头的地位，但从后来的事实看，其高速成长的背后并没有一个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支撑。
韩俊良出身于国企，熟谙政策市场，善于踏准政府和政策的节奏。有评论认为，他一创业就建立了一套“以政商关系为纲”的发展路线。业内还曾传言，他把五大电力国企高管的众多亲属子女安排到华锐工作，华锐员工则爆料，他天天看《人民日报》，如果员工忘了送，他会亲自去取。
国家鼓励1.5兆瓦风机时，他押对了；国家鼓励3兆瓦风机时，他押对了；国家鼓励海上风机时，他又押对了。甚至，2011年，华锐风电还获得了2亿元政府补贴，占当年净利润的43%。而他本人则成功进入国家能源局，担任能源行业风电标准建设领导小组成员，以及风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有员工说，他如果不在公司，一定在国家能源局。
这让华锐风电应政府政策而生，也因政府政策而迅速发展，但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产品竞争力，以至于还因其核心部件大多由外资供应商提供，被批评为一家风机组装企业，但市场终究还是要靠产品说话的。
在华锐风电挥舞产业政策大旗，背靠资本运筹帷幄，以“组装”狂奔突袭，跑马圈地，异军突起之时，相对弱势的金风则放眼长远，花大力气聚焦到产品和技术的研发，这也正是其在华锐落寞后一路赶超并问鼎全球的关键。
至于华锐的管理层，相比金风而言，就更是一塌糊涂。这里不再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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