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立法，行还是不行？

还记得今年两会伊始因一场肺移植手术而声名大噪、刷爆朋友圈等社交平台的陈静瑜医生么？他来北京，除了为肺病患者做肺移植手术，更重要的是其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来京履职。在他的众多建议中，最引人关注也最有争议的正是已经连续被提及多年的“脑死亡入法”。

其实，业内一些专家都对“脑死亡立法”进行过阐述——

相比较专家们对于“脑死亡立法”的支持，有的网友则显得顾虑很多——

依照现在的医学定义，临床上对于虽有心跳但无自主呼吸，脑功能已永久性丧失，最终必致死亡的病人，称之为脑死亡。

依照现代医学技术发展，病人的许多生命体征都可以通过先进设备维持。但是如果脑干发生无法逆转的结构性破坏，就算用先进的仪器维持心跳和其他器官功能，也无法挽救患者生命。因此，与心脏死亡相比，脑死亡显得更为科学，标准更可靠。

简易脑组织结构示意图

即便如此，关于究竟如何界定“脑死亡”，国际医学界也是争论不休，目前支持脑死亡的国家普遍采用的是“全脑死亡”标准，即需要同时具备3个基本的条件——

不过，现代的医学上虽是这么说，但显然，在普通人的脑海中，关于“脑死亡”的误区还是不少。

植物人与脑死亡的关键区别在于，植物人的脑干是活着的，因此通常不需要呼吸机的维持，家属可以把患者带回家自行照顾。而脑死亡患者却只能靠呼吸机来维持“活着”的假象。

植物人虽然自身和周围的环境完全缺乏意识，但他们还有部分觉醒状态，比如吮吸、咀嚼以及自发性或反射性睁眼、哭笑等等，存在醒来的可能，而脑死亡患者却没有。

别想了，脑死亡是不可逆的。脑死亡的概念之所以很难接受，是因为患者可以通过药物和医学器械维持呼吸和心跳，这会让人以为患者还活着，不忍放弃。

但实际上，经过临床试验，就算是失去全脑活动的患者凭着呼吸机呼吸，这个过程的时间一般也就只有几天，所以给予其再多救治也无力回天。

我国伦理学家邱仁宗曾说过，“将‘脑死’定义的讨论与供给器官的效益问题联系起来是不道德的。”

脑死亡立法对器官移植的实际作用不如有些人想象得那么大，日本自从1997年通过脑死亡法以来，仅有16人捐献器官；然而由脑死亡而停止治疗所节省的开支则相当可观。

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讨论“脑死亡”的问题，对于其界定和立法有长达数十年的讨论，从这些争议中可以看到国家对“脑死亡立法”方面的犹疑归根结底来自于国民对于“死亡”一事的接受和与之相关的伦理、人权的问题。

“脑死亡立法”涉及到破除旧时观念、排除科学发展的阻碍，想要改变国人关于“死亡”的概念更是不易。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记载：“脉短，气绝，死”，尤其自古以来国人还有“人死为大”的传统观念，而今天，一个人还有着心跳和呼吸却被判定死亡、失去救治，于心何忍？另外，如何坚持生命伦理学的无伤、有利、尊重和公正原则，又怎样防止居心不良的人利用脑死亡和器官移植谋杀他人？这些问题也是摆在“脑死亡立法”前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2014年衡阳7岁男孩脑死亡，父母捐献其器官救5名患者

传统的思想观念，虽不成文，虽落后，但却真的在许多时候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人们的行为，要让广大群众认同“脑死亡”进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仍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专家们不停地宣传着科学的观点，一旦患者亲属和社会上很多人不接受脑死亡的判定，那这对于“脑死亡立法”的阻碍还是很大的。

多年前，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就曾指出，“现在连很多医生都不清楚脑死亡的概念，再加上国内医患关系相对紧张，而且正在进行医改，群众还没有很好认识脑死亡的情况下就推动立法，非常危险。”

今年陈静瑜医生再提“脑死亡立法”，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其发现曾经为人质疑的“群众基础”问题已经改善了许多——

“2016年，我们中国有4080个病人脑死亡了以后进行了器官捐献，而这一部分病人，他们的家属60%到70%都是认可了脑死亡，认可脑死亡他们才做的器官捐献。我国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PMP)已达2.98，绝对值列全球第二位，这说明该法已经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据了解，目前有近30个国家立法通过了脑死亡标准，医学界也在不断完善着脑死亡的临床判断标准，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对于脑死亡的诊断标准会越来越科学严谨，医生也绝不会轻易宣判脑死亡，更不会轻易放弃救治病人。

而我们之所以需要为“脑死亡立法”，是因为不将其立法，会阻碍许多社会事务的进行。

这是出于卫生改革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ICU病人的费用是普通病房病人的4倍，在ICU抢救无效死亡的病人费用是抢救成活病人的两倍，我国每年为此付出的医疗费用高达数亿，没有为脑死亡立法而造成的医疗资源浪费，和我们要达成的卫生改革目标是不相称的。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