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利益纠葛！城市群重构中国经济“新版图”

内容来源：半月谈

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一般以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 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 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一体化的城市群体。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中心主任 方创琳 指出，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和趋势。

目前， 公认的大型世界级城市群主要有 ：以纽约为中心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等5个。

从全球来看， 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参与世界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决定着21世纪政治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是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重要承载体，更是国与国之间竞争的主阵地。

根据世界银行《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报告， 全球一半的生产活动聚集在仅占全球大约1.5%的土地面积上 。以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为例，这个面积为6万平方公里、占其国土面积1.5%的城市群，人口却达到4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30%，是美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商业贸易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如今， 我国城市群建设快速推进，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 根据国家有关规划，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明确了东部地区三大城市群与中西部若干城市群的发展重点，突出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哈长等城市群。

从发展程度看，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发展较为成熟 ，综合发展水平占有绝对优势，代表了我国城市群发展的最高形态。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秘书长、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 张学良 分析认为，城市群是决定未来地区竞争力的核心，将成为我国发展的“主引擎”。

原因在于， 我国的区域经济正在由“板块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 ，各类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呈现出向中心城市，以及中心城市周边的城市区域的集聚态势。

2013年，我国23个城市群以占28.9%的国土面积，聚集了全国63.8%的人口，创造了85.7%的地区生产总值。

城市群的“聚合效应”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的新动能，激发区域内城市创新的“强引擎”。

在长三角，旨在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的“沪嘉杭G60科创走廊”正在全力推进建设。 上海市具有国内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杭州正在打造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以G60高速为纽带，上海、杭州为双核，嘉兴作为配套区，打破行政区划，推动人才、资金、装置、项目等科创要素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其产生的创新生态系统和产业集群效应，成为区域快速崛起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数据显示，2016年杭州市实现的信息经济增加值为2688亿元，对该市GDP增长贡献率超过50%。 “沪嘉杭G60科创走廊”的实践只是长三角城市群实施产业转型升级的缩影。城市群俨然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将重构经济“新版图”，支撑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经济持续发展。

在100多公里长的广深高速公路上，分布着一批行业领先的龙头企业和成长性好、具有跳跃式发展态势的“瞪羚企业”。 8 家本土世界500强企业扎根于此，腾讯、华为、中兴、大疆、OPPO等全球知名企业在此茁壮成长。这些明星企业如同一颗颗珍珠，串起一条创新“项链”。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袁俊 分析指出，伴随改革开放40年发展，以广深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为依托的广深轴线区域，聚集了高新科技人才、技术、信息和资本等创新要素，初步形成了广深创新经济带。

今后将有 更多的新技术、新思维在这条创新走廊跨界融合 ，形成“血脉”贯通的超级产业群，成为全国创新发展样本。

许多地方正在从多个维度加快推进一体化， 尝试破除行政区划等体制机制障碍 ，促进城市间互联互通、协同融合，“同城效应”日渐显现。

作为中国共享经济的标志，共享单车发源地正是长三角城市群。 记者在长三角城市群采访发现，共享经济内涵正在不断扩展，从最早的共享单车、共享房屋向更高的领域和层次迈进。

比如 对科技创新资源的共享 。在科技部指导下，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开展了“长三角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建设。 沪苏浙皖共有1479家单位、17081台(套)价值30万元以上的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入网，总价值为182.74亿元，有效减少了区域内科研经费和实验设备购置的重复投入。

而 依托互联网开展的共享工厂 ，在制造业产能总体过剩的情况下，新进入者不用自建工厂，就可以委托现有的产能加工制造。 阿里巴巴“淘工厂”业务总经理袁炜表示，共享工厂将工厂产能商品化，合理分配生产，有利于促使行业竞争转向行业协作。

除了交通一体化，各城市群还积极探索医疗卫生、生态环保等领域的一体化。 如嘉兴市与上海三家医疗机构建立了点对点医保联网结算合作关系，通过系统直联方式让参保市民在上海的医院刷卡结算。京津冀地区为破解大气污染顽症，加快推进以电代煤、以气代煤等，实现了散煤“清零”，PM2.5平均浓度2016年比2013年下降约33%。

城市间“一亩三分地”意识进一步打破，协同发展渐入佳境。 河北省先后承接京津先进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商贸物流等产业转移项目超过1.2万个，北京企业在津冀投资额已超过2000亿元。“产业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体内容和关键支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军扩 说，京津冀三地正联手用产业互补、融合，打造协同发展的城市命运共同体。

协调难，是记者在长三角、长株潭、成渝等区域采访时听到最多的声音。 在规划、项目、政策等多个层面，城市群建设面临大量的协调工作。

在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下， 除了京津冀城市群建设由中央直接领导，多数城市群都是各城市平等友好协商。 虽然部分特大城市起着龙头作用，但其协调能力与其地位并不匹配。

在长三角地区，浙江、江苏、安徽和上海三省一市每年都要举办碰头会，共同商议城市协同发展的重大议题，还成立了多个城市协作专家委员会。

这么多年开会达成的共识、议题、备忘录有好几摞，可真正落到实处的项目屈指可数。“关键在于缺少具体牵头人和部门，很多工作协调起来非常难。” 浙江省嘉兴市发改委党组成员 吴晓云 表示。

存在协调难的，不止长三角这样的跨省域城市群。湘潭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孙银生介绍，虽然长株潭城市群同在湖南省内，但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统筹机构。 湖南长株潭两型试验区管委会权责有限，协调机制不健全。城市群现行的税收、投资等政策都以行政区划为基础，资金、技术、政策、资源等要素流动性不畅。

“要行动队，不要清谈馆。”在没有核心城市明确牵头的情况下，城市群很多建设项目会停留在口头上。

对于一些市场经济发育较好的城市群来说， 在市场主体自发合作的基础上，加强更高层面的协调，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城市群建设在我国已走过10多年的历程，但仍存在两种比较典型的认识误区。

一种是劲头很足，大干快上。

借城市群建设搞新区建设，不考虑本区域人口的实际流入流出情况，造成资源错配和浪费。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秘书长、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张学良认为，多数城市规划仍是为人口增长而规划。事实上，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城市也出现收缩的迹象。

根据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在287个地级市样本中，出现人口收缩的城市有82个，占比达30.71%。 “城市群建设不能违背人口流动的规律。” 张学良说，一些新区如鄂尔多斯的康巴什、唐山的曹妃甸和昆明的呈贡等，按常规速度测算，如要达到规划人口迁入目标，所需时间会超过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