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陶林 编辑|徐伟
本文节选自2017年5月底616期《凤凰周刊》，原标题《莫言：诺贝尔奖五年，言或不言》
“我叫‘莫言’，本来不应该说话，但是有时候也不得不说，我想，这是我人生的一大‘悲剧’。”2017年4月19日晚，中国本土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现身香港会展中心。讲座一开始，莫言带着自嘲的语气，拿自己的笔名做开场白。
投身创作至今，莫言从自己的童年、故乡和生活经历出发，不间断地创作出长篇小说11部、中短篇小说100余部、剧作6部、散文随笔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意、日等40余种语言。他的作品成果丰硕自不必说，即便没有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毫无疑问是当代以及整部中国文学史绕不开的人物。
荣获诺贝尔奖之后的五年里，莫言虽然暂未推出新作品，但他的书不断再版。2017年1月12日，莫言穿着一身老旧的对襟棉袄，在北京出席了“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最新版暨莫言作品独家授权新闻发布会”。浙江文艺出版社获得独家授权的“莫言作品全编”，收入了莫言自1981年开始创作以来发表过的全部作品，涵盖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剧作、散文、演讲、对话等诸多体裁。
“莫言长篇小说系列”11种是这套全编推出的第一部分，囊括了莫言迄今为止全部长篇小说。今年7月，“莫言中短篇小说系列”7种将出版，“剧作、散文、演讲、对话系列”9种也将陆续推出。也正是得益于这次作品全编出版的机会，《凤凰周刊》与莫言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的长谈。
五年前，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犹如平地惊雷，立即引发了一场超出中国文学的大讨论、大质疑和大批判。
作家圈里传来一片“点赞”之声，毕竟，诺贝尔奖的光环对于任何写作者而言，都是一个硬标准。作家苏童认为，莫言从年轻时代开始的《红高粱》到现在的作品，每一部都是高水准之作。他说：“他的书完全可以跟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平起平坐，莫言的书一直偏向农村题材，可能青年读者没有那么多，但是他的作品一直在专业读者中非常有口碑。”
有“腹黑段子手”之称的作家刘震云则打趣地说：“莫言获奖之后，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好多人问我的感受。这就像我哥娶了嫂子，洞房花烛夜，别人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祝他愉快。莫言能获奖，表明中国至少有十个人也可以获奖。莫言获奖，很正常，如果是阎连科获奖，也很正常。”
△2013年4月初，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在北京举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右)领衔八位澳大利亚作家参
加此次论坛，与以莫言为首的中方作家展开对话。莫言在发言时“ 吐槽 ”:各种社会活动邀请太多，让他身不由己，无法静心写作。库切表示，“非常同情莫言。”
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人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抱有很大异议。有人说：“莫言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辛辣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黑暗，所以适应了西方反华势力在意识形态方面抹黑中国的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很多，至今甚至还有很多人不断在网络空间贴出自己的公开信，要求查禁莫言作品。
莫言获奖次年，就有批评者编辑出版了《莫言批判》一书，约请了国内学术界40余位著名学者和评论家撰稿，对莫言及诺贝尔文学奖进行了激烈而有学理性的批判。在书中，他们指出了莫言醉心性描写、热衷写酷刑血腥、沉迷于丑恶事物、放逐道德评判、漠视女性尊严、语言欠缺修炼、叙事不知分寸、写作限于重复等九大“罪状”。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批评家李建军写道：“莫言写作最大的问题，就是‘文芜而事假’，——芜杂、虚假、夸张、悖理，这些就是莫言写作上的突出问题。”在书中，老批评家陈辽则说：“诺奖评委会看中莫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作品中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然而，莫言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运用是不成功的。他不是弘扬魔幻现实主义的精华，而是拾取魔幻现实主义的糟粕……”
因为不断地说与被说，喜欢莫言的人对他有了更多的期待，不喜欢莫言的人，则更关注他只言片语所引发的舆论哗然。
五年之中，虽然经历了2015年屠呦呦获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的全国性轰动，但人们对莫言的兴趣依然不减。这或许也跟莫言自己说得太多有关。在获奖后，莫言进行过多次演讲，大多谨慎地紧紧围绕着“文学”主题说话，围绕着故乡高密、童年生活以及创作历程说话。有意思的是，他还经常质疑和反思自己说话过多，常表态“想躲起来写作品”、“不做乱七八糟的事情”，“不要像政治家一样做演讲”。
五年前，大众对莫言获奖的欢呼只是一时的。对很多人而言，今天的莫言只是“全民娱乐至死”潮流中一位特别的“名人”。一位“90后”女记者说：“莫言就像是一个史前的人，好像一下子就出名了。”事实可能确实如此，《红高粱》热映的时候，他们这一代人还未降生。
在莫言“好像一下子出名”后，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媒体聚焦，只言片语都能成为自媒体话题议论漩涡的中心。最典型的，莫过于2016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代表大会发言中的“拍案而起”风波。在这次会上，针对领导人所作的发言，莫言错误使用成语“拍案而起”，被认为甚为不妥。有评论者说：“作为‘体制内’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他面对外界对其政治态度和作品立场的质疑，要么避重就轻，要么不痛不痒。这是他不能令人信服的原因所系。”在他们看来，莫言的“拍案而起”是一种“乡愿”姿态的表现。
除此之外，人们一波又一波地热议了其他与莫言相关、与文学无关的话题，涉及到新闻、教育、时事批评等诸多问题，从各种角度不断把他推到“清议”的漩涡中心。比如，一度在微信中热传的“莫言提案”：“缩短教育年限”、“取消小升初考试和中考”、“职业教育分流”、“扩大新闻开放度”等。这既是一种基于对作家延续“鲁迅传统”的期待，希望作家能承担起“改良社会的责任”、担当起“世界的良知”，也是一种对社会公共批评失语的焦虑体现。
对此，莫言在一次中澳文学论坛上作出的公开回应是：“获得诺贝尔奖是否要承担社会责任？我没有改变公民身份，我的奖金也不是纳税人给的，不去做（承担社会责任）也不是不讲道理。但我讨厌对着摄像机把钱塞进捐款箱，讨厌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莫言坚持认为，作家就该独来独往、冷眼旁观世态炎凉，“作家具有高尚的地位，基本上就是某些作家的幻想！”
△2013年3月3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首次亮相全国“两会”，成为备受瞩目的“明星委员”。图为莫言在人民大会堂外被中外记者“围观”采访。
在此次《凤凰周刊》的专访中，莫言说：“我希望读者更多地通过我的作品了解我。或者如果有兴趣，干脆只需要多了解我的作品就够了，不要去管我这个人和我的只言片语。从我内心来讲，我真的并不希望成为公众人物。”
2012年，在莫言获奖的消息传出后的第一时间内，他在山东高密旧居的院子里遇到一次彻底的“大扫荡”。院子所有的植物，那些萝卜青菜柴草根，被闯入者们一扫而空，甚至还有人抠墙皮、挖砖块，不惜破坏莫言的老屋。
“墙角的砖头被人挖走了，墙皮被抠掉一块，他们说是带回去，把土撒到家里沾沾‘文气’。”莫言二嫂葛金芳说。
可惜的是，这些远道而来、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看得到莫言故居的那份喜气，却忽略了那栋老屋的粗陋与寒酸。无论是与绍兴鲁迅家那雕梁画栋的故居相比，还是与乌镇茅盾家那富有江南园林色彩的故居相比，莫言的故居都显得无比微寒。
静默无声地在岁月的冲洗下，老屋见证着莫言的出生与成长。与辉煌灿烂的诺贝尔奖典礼殿堂和各式各样的华丽讲台相比，只有那里才是莫言真正的“根”，真正生长而出、血脉相连的“血地”，隐藏着鲜为人知的“莫言密码”。
1955年2月17日，是一个羊年农历的正月二十五。黎明时分，晨曦微露。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县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庄——河崖镇平安村里（所谓的“东北乡”仅仅是高密人对于河崖镇民间的称呼），村民都沉浸在整晚最为深沉的梦中。在一处又矮又破、土墙瓦面的房子里，全家都在不甚耐烦地等待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前半夜天方黑时，这户人家的主人管贻范用细笤帚在大街上慢慢地扫起一些浮土，放进簸箕里。他慢腾腾地耐心拣去其中的落叶、杂草、牛羊猪狗干燥的粪便等杂物，动作娴熟而细致。这是本乡一个悠久而奇怪的风俗，新生婴儿一定要落在土里，才能获得平安。凌晨，一阵嘹亮的啼哭响彻村庄上空。那个孩子诞生了，他一出生就落在了土里。
这个孩子被取名管谟业。“谟”，是老管家族谱中早已内定好的辈分，《辞海》中的意思是：计谋，策略，如宏谟、雄谟等。谟业，就是宏图伟业的意思，是个好名字。因为有“谟”的成分，所以后来的“莫言”，似浑然天成，又似妙手偶得。
给莫言接生的是他的小姑，这位小姑，是他的一位福人。她不仅襄助了莫言的出生，以后更促成莫言写下长篇小说《蛙》。在《蛙》中，“姑姑”像女王一样横行于高密乡野，既为千家万户接生，也为计划生育超生的孩子引产，一手行医，一手“执法”。
除了笔名之外，鲜有人知道，孩子的大爷还曾为他取了小名：“射斗”，语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这是一个很有文化味道的小名，但不久就改叫为“社斗”。因为在那个过于敏感的年代里，富裕中农子弟又“射”又“斗”，有所忌讳。
莫言所成长的那个年代，是整个国家面临极端饥饿的年代。国家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军工业，对农业取之过多，补贴过少。中国腹地，人口最多的农民，承担着很重的负担。生产方式也被权力管死，缺乏自主性，使人们陷入持久的饥肠辘辘中，看不见尽头。凡是莫言的同代人，都会对那个年代的饥饿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饥饿塑造了那一代人，从形象到内心。他们比之后的任何一代人，更深地体味到贫乏的滋味。那种对贫乏的恐慌感，已然烙入一代人的灵魂。
在一篇散文中，莫言回忆自己的童年因为营养不良，饥饿塑造出来的“标准身材”：脑袋大，四肢细，肚子鼓溜溜，几乎是透明的，可以看得见里面蠕动的肠胃，整个人像只大尺码的蜘蛛。莫言自己也坦承：“童年时代，我的确经历很大的饥饿，整天不想别的，就是为了多找一口吃的，填饱营养不良的肚皮。从野果、蚂蚱到煤块，我都试着去吃。”
他的话并不是夸张，在散文和小说里，他多次描写过自己吃蚂蚱的体验，描写被饥饿所折磨的大人们。除了蝗虫，莫言笔下所开出的“食谱”，还包括螃蟹、蟋蟀、知了、肥肥的豆虫、干结的青苔、水藻、鸟雀、蜗牛、田螺，等等。总之，为了活命，年幼的莫言把能入口的都吃遍了。甚至，他还津津有味地在各类作品和演讲中反复提及自己上小学带头吃煤块的故事，这件事也得到了他同学的充分印证。
不用“抹黑”与“揭丑”，一切文学艺术只是以真实为基本生命。只要忠实、平和地记录自己真实成长的经历，莫言就能写出历史本身的触目惊心。当饥饿最为艰难的时候，莫言一家人几乎全在死亡线上挣扎。关键时刻，他的叔叔从供销社里弄回来一麻袋棉籽饼，在最后关头拯救了莫言全家。
△莫言高密故居内，一张旧桌上摆放着两张照片:左边为1987年电影《红高粱》在高密拍摄期间，莫言与巩俐、姜文、张艺谋的合影;右边为2002年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来莫言老家过年。
比一般孩童幸运的是，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管谟贤扮演了莫言启蒙老师的角色，在莫言上学之前，就指导他读书认字，告诉他文化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还带给他大量的文学书籍。莫言最早接触的文学经典，就是大哥带回来的《鲁迅作品集》。
在童年的莫言看来，这位叫“鲁迅”的先生还是挺能说故事，也挺有意思的，比如那些精彩的《故事新编》；更多的，总是欲言又止的，几乎是一点都读不懂。不过，鲁迅先生那种深沉的笔调，还是烙在了莫言的潜意识里。许多年过后，当他提笔写作长篇小说《檀香刑》时，他把“受刑和看客”这种鲁迅所发掘的民族批判视角，用纷繁的文笔推到无以复加的境地。
作家是需要有天赋的。事实上，莫言的写作天赋在他上小学三年级时，就已经崭露头角。因为顽皮，莫言的学业平平，但作文奇好无比，好到他的语文老师经常不相信那样的作文出自一个三年级小学生之手，常常命他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写作以证其能。莫言依然记得自己轰动全校的一篇描写与旱灾斗争的作文《抗旱速写》：
“从去年八月到如今，吝啬的老天爷没下一滴雨，没落一片雪，眼见着就是三月末，往年这时候，小麦已是没膝高，河畔崖头草绿花红。但今年，麦苗儿枯黄，只抽出瘦弱的芯儿，半数的叶片焦干，点火就着。池塘里的水干涸了，皲裂开横七竖八的纹，连蛤蟆都起不来，只有那么几只命大的，不知如何从泥里挣扎出来，遍体鳞伤地蹲在塘边的枯草败叶中喘息，而四肢已经如枯柴棒般萎缩了。燕子早就来了，但它们没筑新巢，也没有在旧巢上加垒新泥，因为河里的水早就干了，河底的泥硬如焦炭，燕子纤弱的趾爪和柔软的黄口奈何不了它们了……”
对此，作家毕飞宇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莫言出现在中国文学天空，使命就是恣意挥洒他的才华。他就是能任性，就是能放肆，就是要把他独树一帜的才能发挥到极致。他就成了。”
△1976年莫言入伍，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在部队担任图书管理员的四年里，
莫言阅读了大量文学书籍。图为与战友合影，后排左一为莫言。
然而，纵然有这样的文学天赋，同时也有很大的阅读热情，因为家庭是富裕中农出身，莫言的读书生涯到五年级就中止了。11岁的那个夏天，莫言目送着自己的同学顺利地升学，进入村里新办的农村联合中学读书。他自己却“光荣毕业”了，成了公社一名小小的社员。因为他年纪尚小，生产队也不好给他派重活，只有放羊这样不算太重的活。放羊期间，他有大量的时间用来胡思乱想，想象无穷的故事。
到了15岁，他被编入成人劳工队，被派到胶河大堤上服劳役、出河工。在这所社会学校里，他谛听了年长工友所讲述的各种故事，开始了“以耳朵阅读”的漫长的求知生涯。正是在工地上，他听工友说山东省有一位有名的作家写稿子赚了很多钱，生活就特别的腐败，竟然一天三顿吃饺子，给饥饿中的莫言留下极深的印象。到17岁，莫言又得以到县城的棉花收购站当农民合同工，直到四年后，以21岁“高龄”参军入伍，经历极大曲折，才离开了乡村。
“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我在农村扎扎实实生活了20年！”莫言如是说。而离开农村，却是他20年一直在准备着的事情。当他随着征兵的汽车离开家乡时，心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汽车开得越远越好，离开那充满饥饿、劳苦和贫困的地方。
鲁迅笔下孤儿寡母祥林嫂尚能拿出一笔钱为寺庙捐献门槛，而莫言笔下的那些农村人，几乎都在赤贫和饥寒的死亡线上挣扎。如果我们这个民族对莫言太过于隔阂的话，正说明我们对自己所经历过的苦难太健忘了。
新媒体编辑|马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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