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底以来，中国政府的政策思路发生了显著而积极的变化，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既有力度又有速度的政策，彰显了其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组合以促进经济彻底复苏的决心。
在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出强烈信号之前，人民银行就于9月24日推出了降准、降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创设股市流动性提供工具等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举措。9月26日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9月29日晚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又连发多项稳楼市政策，包括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至15%、延长部分房地产金融政策文件的期限、优化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等。9月29—30日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赶在十一长假前相继推出旨在促进房地产“止跌回稳”的有力举措，包括调整住房限购政策、优化住房信贷、调整住房税收等。这一系列较大力度的政策的出台，对于稳定市场信心、稳定股市和楼市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短期内也将有利于刺激总需求。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在外贸、新质生产力等方面有一些亮点，但整体仍处于低谷，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持续不足、产出缺口持续为负。
从GDP增速与产出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就业、总价格水平、信心指数等数据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在经济周期底部停留了较长时间。尤其是总价格水平，截至 2024 年8月中国月度 PPI 同比增速已经连续23 个月负增长，CPI同比增速也长期低于2—3%的合意水平，通缩态势明显。如果不能将中国宏观经济尽快拉出周期底部，那么债务—通缩螺旋就可能发生，各种金融风险就会恶性联动，进而发展成金融危机乃至较为严重的经济衰退，那么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双碳”目标以及共同富裕等战略目标的实现都会受到极大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要促进中国经济尽快复苏并在未来可持续增长，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组合无疑是必要的。政策力度不够或者仅依靠个别单独政策，都不足以应对当下中国经济的困境。
但需要指出的是，本轮中国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与发达经济体常见的周期性经济衰退有所不同，这就决定了此次大规模刺激政策组合不能等同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组合。本轮持续性的有效需求不足，既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又有偏中长期的结构性因素，而且结构性因素似乎起了主导作用。
这些结构性因素包括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预示的人口危机、中美战略博弈的持续演进、传统房地产模式的见顶与结构性调整、传统城市化模式的见顶与结构性调整、传统基建模式的见顶与结构性调整、制造业占GDP比重的见顶与产业结构调整、传统外贸模式的见顶与结构性调整，等等。周期性因素叠加上述结构性因素的负面影响，极大压制了消费投资需求的扩张以及经济增长动能的释放，也严重削弱了市场主体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有观点认为，人口等结构性因素是慢变量、是长期变量，分析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可忽略其影响。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消费者的消费—储蓄决策还是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都是面向未来、基于长期视角来考虑的，经济结构的趋势性变化即使较为缓慢（但累积到未来可能就十分巨大）会非常快速地映射到今天的市场预期和信心、消费投资需求、资本市场以及宏观经济表现上来。例如，还未到来但已经被纳入人们理性决策之中的中国人口快速下降和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是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
因此，要拉动中国宏观经济尽快复苏到健康增长轨道，大力度的凯恩斯主义逆周期政策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科学的大规模刺激政策组合必须能够有效应对周期性负面因素与结构性负面因素的交互影响，能够真正做到“跨周期调节”。
这种“跨周期调节”既要关注短期，又要立足中长期；既要克服负面的周期性因素，更要积极应对不利的结构性因素。具体来说，需要做到以下几点来优化本轮大规模刺激政策组合：
第一，最高政策制定部门可向社会进一步明确此轮大规模刺激政策组合的战略目标，做好预期管理和预期引导，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
要通过前瞻性指引等预期管理方式向国内外各市场主体发出更明确的信号：此轮政策刺激不达目的绝不“收兵”，货币财政政策、大力度改革举措都将会围绕“将中国经济拉回健康增长轨道”这一目标持续发力。作为对预期管理的配合，接下来还需要加快出台一系列新的政策，“宜将剩勇追穷寇”，稳固近期形成的、来之不易的良好市场预期和信心。
第二，近期内应尽快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并将其与结构性的财政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和新基建的完善结合起来，实现跨周期调节。
大力度的货币政策之后，流动性以及市场情绪还需要更为坚实的支撑，力度够大、步伐够快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尤为重要。在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收缩的大背景下，数万亿甚至十万亿规模的中央财政刺激计划必不可少。在传统基建相对完善的背景下，相关财政支出除了要保障公务员工资待遇和一些必要支出以外，应该投向与民生和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新基建，投向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并在此过程中逐渐理顺央地财政关系，使中央财政承担起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责任。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样就能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也能把惠民生和促消费结合起来，在提升财政支出乘数的同时助力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要择机推出新的、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举措。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在降息、降准、流动性提供等方面都还有较大空间。
我们的研究表明，货币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是非中性的，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具有跨周期调节功能，
其既能在短期内刺激投资和消费，也能通过缓解金融市场摩擦、促进企业研发投资等渠道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第四，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尽快做出大力度、战略性的调整，要尽快推出一系列政策来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提升居民生育意愿、挽救极低的总和生育率。
2024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到，要抓紧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要意识到，人口不是慢变量，也不是长期变量，而是影响经济社会全局的关键性变量。我们认为，提振人口活力是全面提升中国经济与社会活力、推动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会对走出当前经济困局产生相当大的积极影响。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人口规模和健康的人口增长是决定知识创造、科技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中国长期拥有较大的人口规模密切相关，没有大的人口规模和持续的人口活力，就没有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生命力。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长期稳定在20%—25%之间，但2022年这一比例已低于18%，而且可以预见在接下来较长一段时间还会持续下降。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非移民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但在中国，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来提振人口活力，政策选择集是相当大的。
第五，在推出上述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同时，结构性改革、制度型改革举措也要快速跟上。
要意识到，改革也是刺激政策，而且是强刺激政策。
股市方面，要尽快完善法规，堵住制度漏洞，严格整顿损害投资者利益、扭曲市场激励的违法行为。真正的、健康的牛市既需要经济基本面根本性的好转，也需要资本市场制度根本性的完善。要加快推动户籍制度、全国统一大市场、科技创新等供给侧结构性领域的改革，降低市场摩擦、提升市场活力。要以制度型开放应对美国的竞争和战略打压，对外要扛起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对内要努力营造宽松、包容、自由、创新的市场环境。美国推行逆全球化、将所谓安全问题提升到经济利益之上，中国切不可随之起舞、过度反应，不能以安全之名窒息了中国内部的社会活力和制度活力。开放、包容、自由的制度环境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运行良好的制度基础，开放包容的系统一般也能更好地克服熵增定律、保持系统的动态稳定性，因此从本质上来讲也更加安全。
第六，最终，此轮大规模刺激政策应该形成如下政策组合：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 + 更宽松的货币政策 + 促进生育的人口政策 + 放松管控管制、激发市场活力的供给侧政策 + 建设民生型政府的社会政策 + 提升社会活力和市场信心的其他改革。
各种经济类与非经济类政策都应该与这一政策组合的取向保持一致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300多项具体改革措施和政策，需要确定这些改革政策实施的先后顺序、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300多项改革举措里符合上述政策组合方向的要尽快推出，其他可暂缓、待合适时机推出。
综上所述，如果政策组合拳的力度不够大，取向不一致，那么中国经济走不出低谷；如果政策组合拳不能做到跨周期调节，不能真正兼顾短期与长期、兼顾逆周期调节与结构性改革，那么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反弹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因此，要乘势快上、根据我们上述建议推出科学合理的大规模刺激政策组合，才能将中国经济尽快拉出低谷。而中国经济只有尽快走出当前困局，中国式现代化才有更广阔的前景，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等战略才能够更好推进，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才能更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