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在清北录取通知书陆续刷屏之后，中科院大学凭借一枚“龙芯三号”实物芯片成为了媒体讨论的焦点。然而，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在国科大新生礼包中，还有一本不容侧目的图书——《全球通史》。结合李树深校长给2019级本科新生的一封信，你会发现这本书的选择其实大有深意。
曾几何时，发达国家的移动通信开始普及，我们的通信还以邮电报为主；而如今，中国5G技术已经成为世界通信产业的重要引领者。
我们做出的每一项微小的成果，累积起来就是足以撼动全人类认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
早在上世纪下半叶，斯塔夫里阿诺斯就已深刻地指出，当前世界的格局的根源，在于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从而道出了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本质内涵。
而这种宏观变化的节点，事实上始于1500年，新大陆的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为此他摒弃了“古代——中古——近（现）代”的“三分法”，也摒弃了其背后的根深蒂固的某些西方中心主义思想。
不过尽管他赞成文化多元论而唾弃文化一元论，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将三大革命看做纯粹西方文明的历史贡献，忽略了广大东方民族对欧洲三大革命的诸多贡献，这无疑激励着有幸考上这所“离科学最近的”的大学同学们，坚定“选择国科大的‘初心’”，在中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敢于勇立潮头引领时势。
与此同时，斯塔夫里阿诺斯并没有片面地拔高科技的力量，而是深刻指出了科技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辩证关系——国科大的学子们不应该局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必须同时拥有着广阔的文化关怀和批判视野。
斯塔夫里阿诺斯看到了科技日益强大的力量，当今的高科技已使人类摆脱了遭到灭绝的双重威胁：不停地环绕地球的小行星的爆炸和早已形成的新的冰河时代的袭击。小行星的轨道可以跟踪，我们可以使那些被发现将会和地球相撞的小行星偏离原来的轨道，或用核导弹将它们炸碎。同样，我们也可以用巨大的、像行星般运动的、利用太阳光的“镜子”集中太阳的热能来温暖冰冷的地球，利用太阳能防止或摧毁新的冰河时代的到来……
然而他也看到了乌托邦并未因此降临人间，他还为此从文化上给出了个人的答案：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由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设置的控制机制构成。文化是在诸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因而体现了它们生存的智慧。构成各种文化的社会标准被认为增强了社会的结合和生存。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文化已成为它们各自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每个人只有通过他们的文化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因此，任何对文化价值的威胁就像对其他基本必需品如食物和水的威胁一样严重。
为此人们极不愿意忍受任何对传统价值的大量交替或修改。为此文化的僵化在历史上也常常是维持不变，即使是在今天，在快速的科技革新使相应的快速的社会革新成为必要时。不过，科技变革通常还是被接受的和受欢迎的，因为它一般都能提高生活水平；然而文化变革则是令人恐慌和遭到抵制的，因为它威胁到传统的、令人舒适的社会标准和实践。
怎样让自己的理想追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结伴同行？
你需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勇于质疑和挑战权威；你需要像孩童一样，始终保持对世界的好奇，不断大胆想象、大胆发问、大胆尝试、大胆探索。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能建立在凌空虚蹈的基础上，只有和华夏大地上大多数平凡的个体紧密相连，才能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写作全球史的一大初衷，便是他幼年于贫民窟的生活，以及由此得出的关于历史的结论：不是为了装点文化，而是把它当作理解社会的工具。
在他做服务员的那个餐厅，顾客大多曾在农场、森林、矿场或渔场做工，但在大萧条那几年，他们许多人都失了业。由于挣不到薪水，他们只得靠当地救济机构发放的每周用餐券过活。领到用餐券后，失业者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贫民窟餐厅。只有在那里，他们手中为数不多的几分钱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他当时虽然还是个孩子，心里却也很清楚，这些失业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酒鬼，也有许多人在工厂、矿场、木材厂、渔船或罐头厂工作期间因伤致残。断指、残腿、截肢、眼罩，十分常见。
工人们批判那种“天上掉馅饼”的幻想；他们对市级、省级和自治领的官员不屑一顾，称其为统治阶层的“马屁精”，而非人民公仆；他们声称，加拿大的洲际铁路，以及他们所熟悉的货运列车，其管理者和所有者应该是建造它们的工人，而非从中牟利的银行家和股东。
斯塔夫里阿诺斯切实地认识到，数以百万吃得很差、穿得很差、住得很差的人们亟需食物，但却无人种粮；亟需木材，但却无人加工；亟需鱼肉罐头，但却无人制造。
他称那家贫民窟餐厅为他的第一所“大学”。他开始尝试探索官方论调与社会现实之间，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他深刻意识到，一个历史学者的角色，就是阐明那种差距的起源。
这个世界不只有公式、代码、量表。在追寻科学精神的同时，一定要提高人文底蕴、艺术素养和社会修养。多读一些好书，尽可能广泛涉猎艺术，思考社会问题，多与学科不同、圈子不同的同学、师长交流。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历史学家理解的“意义”不应混同于“预言”（prediction）。对于当下的问题，或是想象中的未来将要面对的问题，不能指望从历史当中获得明确的答案。
诚然，历史不像物理或化学那样，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历史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的行为很难准确预测，不能像化学家那样，可以更有把握地预言A元素与B元素混合后将会发生何种反应。历史不是水晶球，不能预言哪个政党会胜出，哪个国家领导人会遇刺，哪个国家会发生革命，哪个地方会爆发战争。
但在另一方面，斯塔夫里阿诺斯也告诫我们，不能因此得出极端推论，认为历史揭示不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用心探寻有意义的模式，并以娴熟的手段和负责的态度开展研究，就能使历史成为一门有用的学科。历史的用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提供一个考察过去和现在的框架——这个框架不会预言将要发生什么，但却可以揭示人类的灵活性和潜能，那是我们的遗产。
凯恩斯在1936年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导言当中，曾经提示过这一点。凯恩斯告诉人们，他在该书写作期间，“为了摆脱习惯的思维和表达方式，经历了漫长的斗争……本书极为费力地展示了一些极为普通的观点，而且理应简单明了。提出新观点并不难，困难在于摆脱旧有的观点，因为对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旧观点已经伴随我们的成长经历，植入到我们头脑的各个角落”。
对历史学家来说，凯恩斯的观点显得尤其重要和有意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必须与死缠着过去不放的思想搏斗，对历史学家而言，这种做法特别必要，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具有特殊性。我们已知的东西将会阻止我们以全新的眼光去审视过去，使我们无法学到当下所需的知识。
点击下方小程序 或 阅读原文 购买↓↓↓
作 者：[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吴象婴，梁赤民 董书慧 等 译
全球史开山之作，
再版7次，全球销量高达2500万册。
- 版权信息 -
编辑：黄泓 何畅
观点资料来自
《全球通史》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