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专题 ▏张一飞：“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基础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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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并非天然“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尽管意大利、美国等发达国家内部早已出现欠发达、受主导的“南方地区”概念，且各大洲广泛存在着符合“南方”特征的国家，但它们彼此孤立、各行其是、互不熟识，尚未形成全球性的身份认同。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第三世界的协同行动才是“全球南方”身份认同真正的历史实践起点——“解放”是“协同”的前提，“协同”是“解放”的结果。可以说，所谓“全球南方”的诞生过程就是其对“全球北方”反抗与维护反抗成果的过程。正如“工人没有国界”的原因是“资本没有国界”，“南方”走向“全球”的原因是“北方”早已实现“全球”或“阵营化的半全球”。

与南方相比，北方的“全球”身份认同有着高度明确的现实基础。第一，北方国家普遍拥有跨大洲的军事同盟关系。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两大阵营的安全基石与实质边界便是北约与华约各自控制的势力范围；冷战结束至今，美国维系着冷战期间的军事网络，并在东欧、北欧等局部地区将其扩大，东起日本海、西抵直布罗陀海峡，冷战期间几乎所有的第二世界国家均被美国拉拢。第二，北方国家普遍拥有跨大洲的金融经贸网络。冷战期间，全球基本被划分为两大平行运行的经济体系；冷战结束至今，依托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后来的跨大西洋贸易与合作伙伴关系、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等机制，“资本无国界”的条件愈发便利。第三，北方国家形成了完整的关于国际体系的等级化蓝图。美国与苏联固然有建立国际关系金字塔并居于塔顶的秩序设计；冷战结束后，欧洲、日本各方也对坐稳了美国霸权体系下的“二等公民”甘之如饴。某些所谓争取“战略自主”的努力只可被视为避免跌入金字塔底层的挣扎，却不可被视为向塔尖国家发起挑战。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北方的全球性是经过国内整合、世界大战、资本塑造、政策协调等复杂环节，在漫长历史实践中形成的逻辑自洽、体系缜密的产物。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每个南方国家在各领域的发展程度与蓝图规划与北方不同，便自然而然形成了共同的身份认同和“同盟”倾向；更不能认为，只要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多，便可不经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然形成与“全球北方”类似的集体。事实上，“全球南方”在诞生之初以及之后的漫长时期内，均属基于他者否定性的简单身份标识——有共同反应，却无主动作为；有点状主张，却无身份塑造。

但是，残酷的国际现实要求南方国家必须实现身份自觉。不可否认，经过冷战和全球化的洗礼，南方国家对“战争与和平”“增长与发展”普遍产生了深刻认识。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打造全球南方：联合国南南合作日》等国际性文件提升了南方国家的国际地位与集体认同；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机制为全球南方的协同合作提供了优质平台；近年来的乌克兰危机又给南方国家凝聚团结创造了契机。然而，这些文本、机制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全球南方身份的良性建构，以及推动全球南方为国际体系的优化升级做出的积极贡献尚不充分。一是在学理层面，“全球南方”的概念标准尚不明晰。如果它可以和“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划上“等号”，则失去了解决新问题的内在潜能，甚至不具备被提出和接纳的学术必要性。二是在实践层面，某些涉及全球南方的关键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全球南方与不结盟国家有何历史与现实关联？如何推动南方国家加强彼此间的身份认同？这些问题亟须以一种具有内在连贯性的思路予以正面回答。三是在利益层面，整体而言，全球南方尚未从这些积极变化中获得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实质性收益，绝大部分南方国家仍然处于被西方资本压制和剥削的被动状态。

因此，作为南方国家中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怀的负责任大国，中国有责任、有必要主动发挥引领作用，夯实全球南方的身份基础，在政治团结、经济互利、文明互鉴等原则的指导下，采取建设性战略措施，实现本国、全球南方乃至全人类利益的同频共振。在此背景下，中国学术界亟须回答四个问题：一是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等概念所对应的差异化现实基础是什么？二是这一现实基础的具体内容有哪些？三是哪些因素可能阻碍全球南方身份认同的凝聚和深化？四是中国在推动全球南方与世界格局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应有哪些作为？这也是本文力求回答的关键问题。

一  研究现状与概念界定

目前，国内外学界和政策界对于全球南方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向。

第一，“全球南方”是一种身份。乔恩·罗森鲍姆和威廉·泰勒将“南方”与“发展中”相互通约，并认为南南关系的整合是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内部整合。雅库布·哈拉比从利他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的全球治理范式，将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等而论之、混而用之。这等于间接宣告三者的角色身份并无本质不同。赵明昊认为，全球南方主要是指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如此，全球南方的范围便小于或等于发展中国家，并可以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历史延续。

第二，“全球南方”是一种工具。锡巴·格罗沃古从整体属性的角度指出，全球南方是昔日被殖民国家发起的争取平等、自由和对等国际地位的一种运动，它要通过对外政策和国际团结实现自我解放。徐梦盈以印度为例，充分论证了“全球南方外交”有可能被某些南方大国作为一种实现国家地缘利益和国际声望最大化的战略。格雷格·布拉津斯基则不无忧虑地指出，全球南方从外部环境看有可能成为中美等大国博弈的战场，相关国家可能因此在大国竞争中被赋予某种工具属性。

第三，“全球南方”是一种格局。安德鲁·诺顿认为，全球数字化、智能化经济正在实践中扩大南北经济差距，造成物质财富分配走向失衡，全球南方代表了在新一轮资本扩张中政治经济权利受到侵害的国际群体。换言之，“全球南方”形成的基础是与“全球北方”的相对性。周桂银认为，全球南方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最大推动力，它们在诸多问题领域和国际规则中与西方的旧理念、旧机制形成二元张力，并在事实上推动形成了国际秩序新旧格局的动态转换趋势。杨慧指出，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分化使其成为国际权力秩序重塑的“关键平衡者”，导致全球性制度秩序向地区性制度秩序退化，加速国际规范秩序松动，从而推动国际秩序的多极化进程。

上述三种理解角度各自存在可以继续完善的空间。第一，新概念必须对应新的现实基础。一种新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应以旧概念无法解释和覆盖新现象为前提。如果以经济发展程度为现实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或以国际政治地位为基础的“第三世界”可以被视为“全球南方”的同义词，则提出“全球南方”概念的必要性将会受到极大挑战。目前，世界上已经出现大量自认且公认的全球南方国家，这说明全球南方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某种超出旧概念覆盖范畴的现实基础。第二，工具性理解无法赋予概念长期生命力。如果“全球南方”概念是应某些国家的战略需求而生，仅仅服务于个别或某些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则南方国家很难形成目前已经存在的身份向心力。南南合作的强化趋势说明，全球南方绝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拥有可望引领未来的自主潜力。第三，以相对性界定概念存在逻辑问题。如果“全球南方”被界定为同一个身份，其可行性基础是“全球北方”的存在，则全球南方便成为印度教式的松散存在，这等于宣布“全球南方”没有现实基础。此外还必须回答，“全球北方”的现实基础为何，如此问题便回到了以南北方界定国家群体的逻辑原点。

但不可否认，这些研究为划定全球南方的身份基准线限定了范围。一是全球南方国家数量众多，但相对弱势，发展内驱力强劲，共同发展势能充沛。二是全球南方身份的涌现是一种政治现象，自然具有一定的权力、功利性质。三是全球南方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西方世界主导的、少数国家获益的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格局。

南方国家的多样化决定了其身份认同基础不会是某些静态要素。第一，不是文明、宗教。南方国家的地理覆盖范围极广，文明范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价值理念不一而足，且历史渊源各异，对西方文明和宗教的内化程度不同，无法从理念世界中抽象出统一的身份基础。第二，不是经济发展水平。尽管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南方国家在经济体量、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人均收入和资源占有量等方面处于劣势，但是某些地区强国已经在某些指标中取得长足发展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内部也已在发展水平上出现了不同梯队。2023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同非洲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上指出，“中国始终同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这绝不是说中国愿永远滞留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上，而是说中国会永远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谋福利。第三，不是国际影响力。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伊朗等南方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早已超越澳大利亚、加拿大，甚或超越英国、日本等昔日的第二世界强国。一言以蔽之，这一现实基础不能简单回归历史，也不能仅仅聚焦当下，而是必须坚定地面向未来。因此，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基础只能是共同的政治经济偏好与国际秩序愿景。如此，全球南方便具备了与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国家等标识不同的身份支点和实践起点。

鉴于南方国家“是”大多数、“利”大多数、“好”大多数，并以此作为其与北方国家的根本区别，本文将“全球南方”定义为在国际关系中，以多极政治格局、互利经济格局、多元文明格局为主要偏好和愿景的主权国家群体。三种格局既是一种偏好，即各国价值观认为它们是正确的；也是一种愿景，即各国利益观认可它们是有利的。在实践中，个别国家过于执着地将集体身份政治化、工具化，甚至武器化，但这不能代表大部分南方国家的总体价值取向，也不应据此否认个别国家的南方性质。

二  全球南方身份认同的内容构成

将全球南方的身份基础锁定在“偏好”和“愿景”的范畴之后，便可在此层面上深入考察偏好、愿景的内容要素，并据此评估南北关系的内在张力，提出中国的战略选择。

（一）情感要素：要团结不要分散

历史上，南方国家普遍有被殖民的经历。大部分国家常年处于“发展中”和“第三世界”的原因是西方国家有组织的军事、商业、金融、文化入侵。近现代史上，日本、沙俄等封建帝国主义以强占土地的方式殖民；英国、法国等贸易帝国主义以强占原材料和商品倾销市场的方式殖民；美国等金融帝国主义以打开投资市场和操控贸易规则等方式殖民。它们共同交织成一张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大网，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剥削压榨，打断了多数亚非拉国家的自主发展进程。即使在这些国家独立后，也往往继续被各自国内西方国家扶植的买办资产阶级占据主要生产资料，将本国底层民众的劳动成果和国有资源财富源源不断输入西方。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方国家也在某些特定历史阶段普遍体会到团结的力量。“南方”最初是一种抵抗“北方”的符号，代表着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力量。万隆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以及77国集团的成立，是这一时期南方国家走向政治自觉的标志。在这些“无组织、有纪律”的共同行动中，指引所有南方国家一致行动的最重要因素本就是对和平的期许与对发展的渴望。直到今天，这些历史实践对全球南方仍具有极大的情感号召力和身份指向性，它们为多极化、多元化的新国际秩序铺设了心理“基础设施”。

需要强调的是，一切情感要素的作用都有其对应的物质基础。南方国家历史遭遇和实践的情感同频之所以能对身份认知形成积极影响，归根到底是这些国家彼此之间不存在重大利益冲突。它们普遍长期聚焦于国内发展，生产分工对昔日宗主国依附性较强，又无心无力于外向扩张。相对强大的中国又对南方国家普遍采取友好、帮扶、助力政策。因此，片面地从共同经历推导出共同身份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错误，各国情感上的同理共情绝非“天经地义”。

（二）政治要素：要自主不要压迫

南方国家国际政治生活的主题是具有实际意义的独立自主地位与诉求表达渠道。南方与北方国家在国际法意义上的平等地位不等于双方在政治和战略上的对等地位。西方国家等级化国际秩序的压迫反向塑造了全球南方的两种政治诉求。

第一，独立探索和完善符合本国国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这种探索必须以各国人民为主体，把自身利益作为起点和归宿，且能免遭外国指责和阻碍，其中既包括极端形式的武力干涉，也包括易被忽略的认知塑造和舆论引导。更重要的是，国情和时代不同，必然会有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没有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固定模式或唯一途径。各个国家都需要结合自己的国情，考虑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所处的发展阶段，精心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南方国家的人文地理条件、社会紧迫需求、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绝不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照搬照抄任何国家的所谓“正确答案”。如果不从一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立符合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生产关系，那么错误、僵化的生产关系必然反向限制、破坏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阻断该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以较低成本参与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创建和运行。南方国家抵御强权压迫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以制度和规则约束特定的权力主体，而后者总想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其他大多数国家之上。全球南方提升在国际机制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既有利于改善自身的政治地位，也有利于促进国际机制真正发挥稳定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治理的功能。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大发言权、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某些西方国家仍在利用其先发优势和实力地位胁迫南方国家，试图把全球南方永远限定在“听讲区”和“沉默角”。这种围绕“国际机制为谁服务”的斗争仍将长期持续。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全球南方需要在政治上获得更大空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中下层民众也需要在规则制定和权利表达中发出更多声音，代表自己提出正当主张。对于一种国际机制而言，只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参与其中并得到重视，它的生命力和合法性才能最大程度得以延续。

（三）经济要素：要发展不要剥削

大量南方国家在具备政治独立的形式之后，面临的最核心挑战是西方国家的新殖民主义行为。西方大国由原来赤裸裸的暴力和强权、扩张领土和实施殖民，转向充分利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必要时的军事手段，把二战后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后者继续充当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数字寡头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输出数据资本和数字商品，对数据进行无节制的攫取和垄断；占据技术优势的国家和平台将数据和技术相结合，基于数据的技术发展开辟出巨大价值空间，由此增值获利。如此，昔日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关系被“巧妙”地转换为所谓“中心”和“外围”的关系。中心和外围之间的矛盾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内的压迫阶级（资本家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工人阶级）矛盾的外移形式，其结果是在资本中心国发展的同时，外围国家整体性地陷入衰退。

因此，在西方国家剥削方式愈发高效、隐蔽的背景下，全球南方的“反作用力”势必向两个方向反弹。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球南方国家要打破对西方资源、渠道、模式的依附关系，首先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自立。中国式现代化的出现已经为全球南方做出了优秀示范。实践证明，依靠自身力量进行不懈斗争和科学探索，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从本国人民的支持中获得生命力，形成独特的发展优势，免遭任人宰割的厄运。第二，以国内共同富裕和国际互利共赢作为抵御剥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性原则。一方面，南方国家要获得长效发展的国内基础，必须打破少数人对多数资源的垄断，把物质财富和发展机遇向更多人口进行分配，充分调动社会个体参与社会化大生产，最大限度推动生产力发展，并把发展结果进一步向下分配，实现“发展—分配—获益—再发展”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南方国家要在全球范围内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创造条件，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生产链中独有的优势地位，有效推动人类经济和科技的共同进步，通过团结互助、专业扶持，赢得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的主动权。

（四）文化要素：要多元不要一元

文明多样性是与全球南方天然匹配的文化格局，它代表了国际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精神觉醒和人类整体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进步方向。

一方面，全球南方的集体性崛起势必要求与物质基础相匹配的精神生活。对于某些较为发达的南方国家而言，物质层面的需求几乎不再是其匮乏感的主要来源，后物质主义需求逐渐浮现。从中长期来看，更多南方国家也将逐渐走向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上端。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目标包括对归属感、自我表现、生活质量、治理和审美的强调。因此，全球南方将在某一历史时期集体寻求从“主流”西方文明中解脱并获得独特的文明文化身份，且在充分回归个性化身份之后，为新的多元文明格局下的人类整体身份贡献精神产品。这其间可能充斥文明与文化的碰撞，但这是新的文明形态产生的必经之路。在以彰显独特性为目的的身份政治中，高频率、强烈度的冲突对抗可以使双方或多方以最高效率了解彼此的价值观念和意义诉求，而温和的、仅限于利益层面的合作，或者日常的、以社会为主体的人文交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使国家间的彼此认知达到激烈冲突后所达到的高度。

另一方面，文明多样性不断丰富的国际生态符合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利益。人类文明的普遍性要通过尊重特殊性来实现。尽管文明多样性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增加不同国家、民族和族群之间的沟通合作成本，但从整体来看，多样性是一种有益的保护机制。除了通过文明互鉴取长补短、各自完善，以及为全球治理提供多种资源和思路之外，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规避整体性危机的重要出口。如果世界上只存在一种文明范式或文化思路，一旦此“标准化”模型自身的弊端集中爆发或自身优势走向过犹不及，世界必将陷于对内缺少反思自驱力、对外缺少纠偏参考系的危险境地，人类文明也将迅速走向整体衰变。

（五）外交要素：要多边不要单边

南方国家在外交领域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决定了其天然的多边主义倾向。

一是坚持不结盟，但亟须找到值得依靠的国际集体。早在20世纪60年代，由第三世界国家发起的不结盟运动便已对“结盟对抗”的破坏性和反动性形成了深刻认知，主张从全人类而非小集团的立场出发，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世界繁荣。2024年1月，不结盟运动第19次峰会通过《坎帕拉宣言》，重申1955年万隆会议和1961年不结盟运动创立时确立的若干原则，强调要继续加强南南、南北合作，全面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共识原则，共同应对发展中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但是，不依赖同盟组织不等于不需要集体协作。在变乱交织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南方国家更需要相互团结、彼此依靠，通过平等、公正、民主的国际机制应对共同面临的安全和发展难题，并为全球治理贡献新的智慧方案。

二是坚持反霸权，但不希望有非西方大国代替西方霸权。全球南方历史上的悲惨命运主要由西方国家造成，而美国霸权是西方霸权的最高形态。因此，面对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和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单边主义政策，全球南方应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从更深层面讲，全球南方所反对的不仅仅是某个西方强国主导的霸权，而是霸权主义盛行的外交环境和全球治理格局。换言之，既要反对霸权的“内容”，也要反对霸权的“形式”。这是一种深植于多边主义蓝图的外交价值取向。

三  凝聚和深化身份认同的现实阻力

尽管全球南方在历史实践中正在形成日益清晰的身份认同基础，但是某些现实因素也正在阻碍这一过程。历史的发展总是呈螺旋上升的趋势，这些现实阻力一方面确实不利于全球南方的身份凝聚与深化，但另一方面也激励着更深程度的身份整合。

（一）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分化瓦解

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享有对全球南方分而治之的红利，对南方国家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局面深怀戒惧。它们必然利用实力存量优势和多种政治抓手阻止全球南方走向联合。

一是利用大量南方国家对西方国家在安全和经济上的依附性，诱使相关国家在重要国际事务中选边站队、支持西方。比如，拜登政府对泰国、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分别斥巨资加强军事合作，还以打击非法捕捞、提升执法能力为名，诱拉某些东南亚国家与美国深化海警合作；同时，以产业链转移为诱饵，承诺加大对东南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产业绿色转型、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帮助其提升供应链韧性。对东盟内部而言，虽然美国对东盟国家的区别对待符合其自身利益，但不利于东盟内部协调，可能导致东盟分裂；对东盟与周边国家关系而言，拉拢个别东盟国家针对中国进行挑衅或替代都将削弱全球南方的团结。

二是发起认知战、舆论战，广泛塑造“西方无害”“中国有私”“南方分裂”等大众心理，打击全球南方的斗争士气，挑动南方国家内部冲突，美化西方国家国际形象。比如，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未间断地全面攻击“一带一路”，以此离间中国和共建国家的情感交互与利益整合。美西方国家污蔑“一带一路”是中国“划分经济势力范围、输出意识形态、建立军事同盟的工具”——这恰恰是西方国家在历史上所做作为的主观投射。它们无端指责中国通过经济援助、基础设施建设传播本国经济发展模式，制造世界经济的分裂，以及在经济合作中腐蚀民主、自由等普适价值观，造成腐败、独裁蔓延。这完全是西方国家自殖民时代以来的经典写照。某些南方国家不知不觉入其彀中，对中国提高了警惕和防备，却对真正使其陷入悲惨境地的西方国家懵懂无知。

三是发起法律战、外交战，谋求把有能力“主持大局”的中国剔除出全球南方。比如，2023年3月27日，美国众议院以415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要求国务院采取行动，在国际组织中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在当年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中，七国邀请印度、巴西、越南、印尼、科摩罗和库克群岛等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以观察员身份出席，意在显示这些国家才是全球南方的代表，谋求以实体化方式将主流全球南方范围锁定，而将中国排除在外。虽然中国与国际社会均认为此类举动不值一驳，但毕竟“中国是否属于全球南方”这一错误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均被提出，给对中国别有用心的国家提供了“手牌”。

（二）个别南方国家过度聚焦竞争

不可否认，一些南方国家希望在南南合作中发挥引领、推动作用，贡献建设性力量，这是有利于增进全球南方身份认同的有益之举。比如，2023年3月，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二十国集团外长会上表示，印度担任轮值主席国是为全球南方提供发声机会。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努力争取全球南方的政治支持，积极推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南南合作，加快融入南南合作框架。在巴西，卢拉重新上台后即表示将重振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并以此引领全球南方合作。

但是，个别南方大国争取领导权的动机不当，不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全球南方整体利益或承担国际社会义务，而仅是寻求实现本国眼前的、局部的现实利益。这不仅给西方的分化策略提供了实施空间，也直接打击了全球南方的合作信心和身份认同。比如，近年来，印度在谋求做“有声有色大国”的过程中，寻求以军事力量主导印度洋和南亚陆上周边的安全秩序，以印度教为核心塑造独特的、具有渗透力和凝聚力的文明身份，建立全门类工业、制造业体系并承接西方国家的大宗产品外包，并把这些目标矛头全都指向中国。中印两国本可互利合作的领域却被印度视为零和博弈的战场，以至印度在诸多全球南方的国际合作机制中甚至走到了“逢中必反”的地步。比如，在近年来举行的多次上合组织峰会中，印度或直接缺席，或无视其他所有成员国重申支持“一带一路”的联合宣言。再比如，印度对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持消极态度。截至2023年10月，印度政府不允许其国有炼油商用人民币支付俄罗斯石油进口费用，这导致至少七批石油进口的付款延迟。印度也长期阻挠在金砖国家内部发行成员国货币，“新德里明确表示不会参与拟议金砖国家货币，因为它认为这是中国试图获得霸权的企图。”这些行为大大迟滞了全球南方大国提升地区合作水平和推进新型伙伴关系的进度。

（三）思想优化现实尚需时日

经过长期的实践先行和理论跟进，关于全球南方共同身份、集体行动的理论建构与纲领路线不断在各国出台。尤其是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体理念，聚焦发展、安全、文明和百年大变局中的突出问题，向世界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减少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指明了正确方向。

但是，全球南方并非仅指涉地理位置和地理实体，同时也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诉求、社会文化内涵和经济发展意义，是涵盖各国地缘政治和经济共性的混合体。从现实情况来看，分散性较强、差异性巨大仍将是南方国家的基本特征。分散性决定了全球南方过于广阔的地理空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东盟式的区域性整合，尤其是跨大洲大洋的国家很难将优先事项聚焦于相近议题；差异性决定了不同文化与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交易成本较高，很难形成欧盟那样的复合式政治经济共同体并在专业的领域和议题中同步采取相似政策。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要形成具有内在系统性、主动性、规范性的强大身份认同与国际政治联动，需要较长时间。整体而言，这可能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初具共识阶段，南方国家在反对西方压迫剥削的过程中以“否定”的方式被动团结；二是内部整合阶段，南方国家逐渐谋求主动提出符合自身和全球利益的政治路线和经济方案，进行更广泛的生产分工和利益链接，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形成稳定的实力增长和身份认同；三是外向作为阶段，在基于肯定性自觉的身份认同下，南方国家根据生产力发展需求，主动校正本国和全球的生产关系，集体为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新思想、采取新行动。

目前，全球南方整体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型的过程，即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觉醒，但实力和凝聚力相对西方国家仍处于下风。尽管某些理念较为领先的南方大国已经出现第三阶段的主动性、外溢性特征，但仍需要南方国家更高水平的资源整合，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理论对现实、身份对利益的指导作用。

四  中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主要的南方国家之一，具有为全球南方争取更多正当权益的意愿和能力。为了使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与健康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趋势，并使此过程与中国利益增长形成良性互动，中国可从四个方面努力发挥引领作用，巩固和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的国际地位和崛起质量。

（一）以多极平等的政治主张推动全球南方发声

中国的政治利益所在是推动南方国家广泛参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和各国一道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切实在各国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中找到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巩固并夯实和平这一时代主题，为本国和南方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世界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大势，也是历史进步的方向。中国必须“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新一轮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维护好共同利益”。一是要坚决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与南方国家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并充分发挥中国在联合国中为全球南方代言的“压舱石”作用，尤其要勇于纠正基于西方殖民历史形成的权力结构失衡与大国协调“失聪”。二是要大力推动以南方国家为主的国际机制充分服务全球南方表达观点、提出倡议、融汇思想、设计方案的需求，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与整合地区资源提供平台和贡献思想。以“一带一路”、金砖机制、上合组织为代表的国际合作机制还可以通过扩员平权、理念创新、跨机制协调等方式为服务全球南方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三是要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中积极提出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实力地位相匹配的政治理念和话语权分配方案，促进国际政治向更加公平合理、包容开放、安全稳定的方向发展。比如，中国可以动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特别提款权，推动信托基金切实流向低收入国家，呼吁西方私营金融机构切实履行本国政府向低收入国家做出减免债务的承诺。

（二）以互利共赢的经济主张促进全球南方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中，中国的经济利益在于以“水涨船高”而非“涸泽而渔”的方式促进世界各国普遍实现繁荣发展，并从生产分工与资源流通中获得持久收益。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技术、产品和劳动力等经济要素的全球性流动和配置，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彼此相互依赖的客观趋势，但全球化自由发展造成的垄断与剥削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中国既要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红利，又要兼顾全球发展成果相对公平的分配机制，推动发达国家切实履行援助承诺，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国人民。这也是中国必须把互利共赢作为参与经济全球化以及与全球南方经济合作的指导原则的根本原因。一是要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中利用制度优势，承担起跨周期建设的历史责任，在物理层面形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紧密连接。所跨越的“周期”不仅包括时间周期，还包括涵盖扩张、衰退、收缩和复苏四个阶段的发展周期。二要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形成基于双边或多边关系的资本链接与结算机制，巩固全球南方的金融安全，为内外双循环建设做好流动性资金的环流建设。三要出台更高质量的开放性政策，积极推动全球南方的企业、高校、媒体、民间社团等社会力量形成具有韧性的交融关系，既加固中国在全球生产链、教育链、传播链中的重要地位，也全面带动全球南方的经济社会发展。

（三）以各美其美的文化主张鼓励全球南方互鉴

中国的文化利益所在，是在汲取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向世界提供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在充分互动中促进本国和世界文明的优化升级。“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必须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因此，中国必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意识形态划线和阵营对抗。支持各国根据自身国情探索发展道路，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社会制度，加强治国理政交流互鉴，共同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一是要坚定反对“文明冲突论”、“种族优越论”等谬见误解，以相互尊重作为开展国际交往的前提，“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二是要不断总结发掘全球文明、文化成果，找到并践行人类共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顺应与政治多极化相对应的文化多元化趋势，既不以利害义，也不因义废利。三是要以中华文明的优秀思想成果为全球南方的生存发展注入先进活力。中国正在持续以本民族的有益文化要素为本国现代化建设赋能，并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就。为全球南方提供文化与发展经验借鉴，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以综合有效的安全主张实现全球南方稳定

中国的安全利益在于成功抵御霸权主义的政治渗透、军事遏制和规则封锁，并在保障周边基本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以和平方式发展远程实力投射的能力，用以保护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因此，中国势必寻求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尊重各国合理的安全关切，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一是要发挥大国对国际安全格局的“稳定器”作用，保持并调节与美、俄、欧、印等重要战略支点的平衡关系，为全球南方的安全稳定创造总体和平的外部条件。同时，倡导大国带头讲平等、讲诚信、讲合作、讲法治，带头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二是要为涉及南方国家的地区冲突和紧张关系排忧解难、劝和促谈，既反对霸权主义利用区域矛盾激化争端、渔利南方，也反对地区强国恃强凌弱、破坏规则。三是要从安全观、安全倡议、安全框架的高度不断向国际社会贡献新的思想公共产品，引领全球南方共同参与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进程。

（责任编辑  徐  睿）

（本文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4年第6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本文有删节，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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