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骚精神对于中国文士的影响不仅是连通历史和超越时代的，甚至也可以超越华夷之别，因为其精神的核心，实为屈原对楚国至死不渝的忠诚意志和对楚人的真诚热爱。
“屈原的‘忧国’和‘忧民’是统一的，所忧之国为楚国，所忧之民为楚民。他对生养他的楚国大地怀着深厚的感情，这种热爱与忧患交织着的情感使屈原至死不肯离乡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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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屈原的爱国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情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对象和内容。因此，当历史的车轮来到元明之际，屈骚精神中的忠诚意志继续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着一批士大夫文人的心灵世界，使他们坚守忠义气节而忠于故国旧君。宋遗民词中的“颂屈”现象和 “赋骚”情怀，因此在元遗民词中得以延续，端午节也继续成为承载“屈骚”志节的重要载体。舒頔、
韩奕、梁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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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元遗民
词人的端午词即可为代表。兹以舒頔《小重山·端午》为例：
碧艾香蒲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缠五色臂丝长。空惆怅，谁复吊沅湘。 往事莫论量。千年忠义气，日星光。离骚读罢总堪伤。无人解，树转午阴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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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词的核心即“千年忠义气”一句，词人所惆怅和凭吊的“沅湘往事”，正是屈原堪与日月星光媲美的忠义气节。词人之所以选择在端午节重读《离骚》，本是为了让自我的心灵在屈骚精神中得到慰藉和力量，却对屈原忠而殉国的悲剧命运感到无比的悲伤。尽管悲伤如斯，在元明易代、战火不息的生存境遇中，屈原的忠义气节仍然是词人对抗现实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舒頔的
《水龙吟》
则作于其避乱时的某个端午节，其序云：“端午日，寓苎干作，时四方汹汹，民思太平，而势未宁也。”该词不仅抒发了词人渴望国家太平的强烈愿望， 也表达了他忠于元朝的鲜明的政治立场。词云：
轻云阁雨还晴，苍黄又负端阳节。去年今日，大鄣深处，寸肠千结。好事无多，良辰难再，犹传遗孽。看连城澒洞，大家愁恼，这光景、何时歇。 因想金陵佳丽，闹秦淮、龙舟称绝。牙樯锦缆，翠冠珠髻，画阑罗列。回首丘墟，满襟尘土，向人空说。
且停杯，容我《离骚》细读，吊罗江月。
[12]
上片中，词人记述了本年端午节其流寓苎干和去年端午其避难“大鄣深处”的情景，用“遗孽”一词指斥推翻元政权的新生力量，表现出鲜明的忠元意识。词人对起义军的这种愤激之情，从元末一直延续到了新朝建立以后。明洪武四年(1371)，舒頔作《贞素斋自序》云：
“自壬辰寇变，家藏谱画书籍与所作旧稿荡然无遗……四五年间，妖孽未除，兵革未息，出处未宁，东奔西窜，又复零落。当饥寒郁悒不堪于怀，发而为哀怨愤切之语，关于民风，系于世事，概见于辞。虽无匡救之直，而忠爱之意惓惓然一饭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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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回忆元末战乱， 仍把义军斥为“妖孽”，并抒发了对旧朝惓惓不忘的“忠爱之意”。该词下片则用今朝之“丘墟尘土”对比昔日之“金陵佳丽”，抒发了深浓的沧桑兴亡之感。面对元亡明兴的历史趋势，词人深感无力回天，只能在想象中凭吊那一轮汨罗江月，沉浸在细读《离骚》所带来的精神慰藉之中。这种精神的核心意识，即其《小重山·端午》所云忠义之气。
《全金元词》
书影
元遗民词人借端午词“颂屈”和“赋骚”的现象并非孤例。又如梁寅《宴清都·端午》：
带恨湘江水。无奈远、楚云天际千里。灵均一去，芳荪翠减，香篱青死。龙舟鼍鼓声沸。叹旧俗、空夸水戏。乐少年、越女吴姬，□□孙公子。 曾记南浦芙蓉，东湖杨柳，斜日歌吹。彩舟载酒，纶巾挥扇，胜友同醉。而今白头蓬卷。但谙惯、独醒滋味。好只把、兰佩荷衣，从今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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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词一开始就铺垫了一种“恨”的情感基调。词人对“灵均”之死抱以深切的同情，面对鼓声沸腾、龙舟竞发的热闹场面，所感受到的却是“芳荪翠减，香篱青死”的入骨悲哀，芳草衰歇的意象明喻屈原高洁自持的情操，暗指在现实社会中这种情操已趋向衰微。下片用今昔对比的手法，先引出昔日端午词人与“胜友”歌酒佐欢的往事，再转到“白头蓬卷”的当下，继而点明其早已习惯了“独醒滋味”，给人不胜凄凉之感。在历史与现实交织的重重烟云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屈原独醒者和独行者的背影，也体会到了词人对屈原独醒人格和忠义气节的高度认同感。因此，词人用“兰佩荷衣”来表明其宁隐而不仕新朝的忠义之心。
元遗民词人不仅特地选择在端午节这一天重读《离骚》，以此表达对屈原的崇高敬意；还特地选择在这一天用歌唱《离骚》的方式来寄托对屈原的深切追思。如钱应庚《八声甘州·和邵复孺》，其上片云：“折兰难寄远，渺汀蒲，烟思共依依。甚檐花听断，骚章歌罢，此意难知，满眼孤村流水，肠断去年时。过了端阳日，重问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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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人寄居孤村，感时伤世，特意在端阳节歌唱《离骚》，从而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屈子当日满腔忠愤之情和苦闷难言之意。又另查邵亨贞词集，同词牌词作只有一首《八声甘州·次钱思复怀钱唐旧游韵》，乃邵亨贞次韵钱惟善(字思复)之作。由此可知，邵亨贞曾于某年端午所作的《八声甘州》已佚，而此词也与追思屈原有关。无独有偶，韩奕《浪淘沙·重午》下片亦写到咏唱屈骚之事：“蓬鬓老堪羞。节去难留。一尊重午与谁酬。歌罢楚辞新月上，曲影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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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人感年华老去，岁月无成，特地在端午歌唱
《楚辞》
，其对屈原独醒人格与忠义气节的体认，亦含蕴其中。
通过比较宋元遗民的端午词，可以发现：宋遗民词中“颂屈”现象和“赋骚”情怀，主要来自严重的民族危机所唤起的民族觉醒及自尊意识，词人们真正的创作意图，是为了确立屈原独醒者和独行者的形象，借此彰显宋遗民群体不仕元朝的民族气节，而明辨华夷之别、严守夷夏之防，才是他们真实的心理动机。然而，“随着元帝国的统一和确立，特别是汉文化策略的推行，元王朝政治的合理性逐渐被汉文人士大夫认同……遗民们再大声疾呼对立或复宋的情感显然已不合时宜，先前的传统文化信仰危机也基本解除，于是早前比较激进的民族仇视情绪也逐渐有所收敛，不得不开始正视元蒙统治的现实和思考自己在新朝的出路和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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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包括汉族在内的元朝人，逐渐淡化了华夷之辨的意识，而对元朝在国家意识层面上产生了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钱穆先生在《读宋学士集》一文中说道：“当时士大夫，方以元之一统与汉、唐、宋争盛，至于其为胡虏入主，非我族类，则似已浑焉忘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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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又指出，“当时(指明初)文人崇重亡元， 轻蔑新朝，已成风气……亦一时代人内心所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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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元末钱惟善、陆居仁、杨维桢三高士的事迹，“亦可征一般人在洪武初仍高尚为元不出之风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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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叶子奇草木子》一文中，钱穆评述道：“如子奇之言，诚可代表明初诸臣心不忘元之一般心理，固不当轻忽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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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无论是元遗民或明初诸臣，他们普遍怀有一种崇亡元而抑新朝的情绪， 这种情绪俨然已成为元末明初突出的士风和士气。对于元遗民词人来说，为了更好地抒发这种情绪，他们需要在历史上找到一个“代言人”，而屈原热爱楚国并最终以身殉国的忠义气节，便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词人们首选的榜样。
需要补充的是，元末明初士人对屈原忠义气节和忠君爱国情怀的高度推崇，并不仅仅存在于元遗民词中，他们对屈原的崇敬之情、膜拜之心，也清晰而深刻地体现于其诗文中， 亦可为屈原忠义精神对元遗民词人发生深刻影响的有力佐证。诗歌方面，如元遗民词人凌云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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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首端午诗别有寄托。其《丁巳午日忽忆乙未有作追录之》云：“投书欲吊沉湘魄，闻说干戈楚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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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未午日次沈钦叔韵》云：“读罢离骚增感慨，绿阴满地客来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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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题标明的纪年看，丁巳(1377)为洪武十年，己未(1379)为洪武十二年，其创作年代距元亡已十余载，诗人仍怀一腔孤忠，特选端午日悼念屈原和重读《离骚》，屈原的忠义精神对作者的影响堪称深远。再如元遗民诗人许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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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现存诗歌有4首与端午有关， 诗人对于屈原的忠义气节、“独醒”之魂感佩至深。
元末文章中，作者们对屈骚精神的颂扬亦不绝如缕，其共同的着眼点则落在屈子的忠义节操方面。如元遗民词人倪瓒《拙逸斋诗稿序》云：“屈子之于《骚》，观其过于忠君爱国之诚，其辞缱绻恻怛，有不能自已者，岂偶然哉……兵兴三十余年，生民之涂炭，士君子之流离困苦，有不可胜言者……今之为诗虽异乎古之诗，言苟合义，闻者有以感发而兴起，与古人何间焉?岁癸丑十一月廿五日云林倪瓒元镇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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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丑(1373)为洪武六年。该序起始便强调屈原的“忠君爱国之诚”，通篇立论的根基皆以“忠”为根本，由此清晰可见倪瓒忠元的政治立场。另一位著名的元遗民诗人杨维桢，其《屈原论》云：“王西行以啖虎狼之口， 原当以死谏，王不从，以身先之，如肥义是也。不则与王俱行，王存而存，王亡而亡，原报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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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评价屈原之死的要点在“肥义”二字，也即他认为屈原是为践行忠义节操而死，是为了“王法”不行而死，并非只是为了忠君。再如刘仁本《题屈原渔父问答图》对屈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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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谗去国，义犹不忘，道逢渔父，鼓枻沧浪……湘水茫茫，湘云沧沧，先生之忠， 日月惨怆……三复命骚，悲歌慷慨，怀哉千古，忠魂焉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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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元末士人念念不忘的正
是屈子的忠义气节和千古忠魂。
从唐至元，统治者不断加封屈原，赐以庙号，不仅确立了屈原作为历代士人人格榜样和道德楷模的崇高地位，也巩固了民间百姓对屈原的信仰。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七
月， 又“加封楚三闾大夫屈原为忠节清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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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民间遂有了专门祭祀屈原的清烈公庙。黄清元《清烈公庙记》即表明了作者对此的看法：“愚观屈公事君尽忠，死而不二，卓然立于穹壤，如三仁夷齐，千百载仅一二见。其所述作，托物以寓讽谏，修词以明仁义，当风雅三变之余，增纲常万钧之重，世所不可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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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度肯定了屈原“事君尽忠”、至死不渝的气节，认为其堪比伯夷叔齐，并把屈子“述作”的意义上升到伦理纲常的高度，指出其讽谏之意、仁义之旨，对于维护纲常伦理实有万钧之力。
总之，综观元遗民词中的“颂屈”现象和“赋骚”情怀，在创作传统上与宋遗民词一脉相承，继续突显了屈原的独醒人格；在精神本质上亦与宋遗民词同气相求，却更为强调士人不仕二朝的忠义气节。这种“为人之臣‘不仕二朝’的原则，自宋代起逐渐演变为具有社会共识性格的道德教条与约束。元遗民的精神，可以说与宋遗民精神一脉相承。其中本不包含任何族裔意义上‘民族大义’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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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屈子以他的诗歌给后人留下的对自我与社会双重固持的精神特质，成为人们永远颂扬的典范，屈骚精神所留给后人的精神基质，体现了人类永恒的追求。而这也正是屈骚精神所具有的文化范型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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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范型的屈原，其独醒人格与忠义气节，对于宋元遗民词人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因此可说，宋元遗民词中对屈原忠义气节的崇尚即二者的共同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