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楼继伟
来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ID：Tsinghuasem1984）
本文为楼继伟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7毕业典礼演讲
清华经管学院2017届毕业生们：
我非常高兴接受钱颖一院长的邀请，参加此次毕业典礼，在此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今天在清华经管学院2017年毕业生面前演讲，让我心生感慨。我和钱院长都是1977级清华“7字班”的本科生。近40年前我们入学时，清华还是一所多学科工科大学。我考入的是计算机工程与科学系，其实应当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钱院长考入的是数学专业，属于“应用数学系”。这些都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对清华大学的定位。现在，经管学院的前身已追溯到1926年成立的经济学系，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曾担任系主任。在我们入学时，清华是没有这方面的系，更不要说学院了。
相比来说，你们接受了更为全面的教育，面临更为宽广的人生选择。你们接受了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管理学、管理科学的教育，经管学院还同兄弟院系联合建立了“清华x-lab”，为你们创造了培养创新创业能力的最好环境。你们是幸运的，相比之下，我羡慕你们，甚至有点嫉妒。
今天你们毕业了，将面对更加广阔、复杂，有时甚至是残酷的人生选择。作为40年前1977级同学，我结合在清华学习和毕业后的经历和体验，以我的三段经历来讲三点感悟，希望能给你们一些启发。
第一，设计未来人生，要抓住人生际遇
促使我决心从计算机改学经济学的重大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清楚地记得1978年底的一个晚上，全会公报发布时，我正在东大操场锻炼，听到“把党的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不再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不禁心潮澎湃。想到党、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前途，以及个人在其中的作用，当时就决定今后要转学经济学。一方面，国家必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另一方面原来就对经济学有兴趣，文革时期初读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文革刚过，东欧和西方经济学家辩论的书籍引介进来，我都想办法找到一览为快。更重要的是，我们经历过计划经济的苦难，针对时弊，学以致用，必然更加符合实际，可以做出贡献。
学校十分开明。我们这些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同学，除严格学习考核公共课之外，专业课可以通过考试免修。由于学前的工作经历，我的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课大都免修了，有更多时间做转学科准备。这样我提前半年于1982年初毕业，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系。
在我研究生学习期间，1983年国务院着手布置覆盖1986-1990年的“七五计划”研究，1984年更是进入全面改革的元年。但大量课题已不是当时的各部委能应付的，需要各方力量的参与，从而我也参与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当时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在价格、税收、财政、金融、贸易等各个经济领域，撰写了一些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少量公开发表，更多的是以不足2000字的篇幅内部发表，产生了一定影响。
可能是这样的原因，研究生刚毕业我就被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录用。调研室是国务院研究室的前身，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调研，提出政策建议，工作环境是相当开放的，参与调研、研讨，使得我得以参加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在1985年我被借调到体改委开展经济改革总体设计的研究。我们将经济体制分为宏观经济政策体制机制、市场结构建造和企业改革三个层面，按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各方面改革按前提性、继起性、相互依赖性进行分类，设计改革的顺序。
在向领导们汇报时，我发现他们大多提问的是有关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基础性问题。我感觉到我们的设计是从计划经济向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如何转轨，而当时社会讨论的主导性目标是怎样去改良计划经济，于是我做了补充，“改革要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模式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两者的关系总体上是计划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我发现这一补充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这一提法被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现在回想看，我们当时做的是国家部委层面组织的第一个转轨顶层设计，概括性的表述，虽然并不完美，但是针对了基本问题，因此得到重视。
从1984年起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改革”，即全面体制改革。改革总体上是市场取向的，但目标并不那么明确清晰，措施的重点更莫衷一是。到了1986年，中央要求这一年必须提出总体方案，在两年内实施。这一年春节我没有休息，埋头于以价格、税收、财政为重点的改革方案的设计、充实、修改。这个报告上报后，国务院给以高度肯定，决定以价税财联动为重点进行综合配套改革。1986年3月25日以国发37号文通知成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任务是研究明后两年改革方案和主要措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方案办）和各专业小组，我是财税组成员，当时我的职务是主任科员。
回想我在清华和社科院求学以及参加工作后的那几年，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冲破条条框框束缚，各种思想碰撞，国家急需人才，思路、言路十分开放。我转学经济学，赶上了好的机遇，在报效国家的过程中，树立起牢固的家国情怀，也设计了未来人生。
面对时代的需求，认清自己的能力，找准自己的定位，抓住人生机遇，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悟。
第二，认准目标，不断学习，逆境中敢于坚持真理
我在方案办财税组工作期间研究财税改革，在税制上主张推进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规范十分混乱的企业利润分配形式，引入企业所得税。可是到了1986年夏天，国务院认为配套改革风险太大，主张全面承包，即信贷、税收、利润、外汇，甚至再贷款，按行政层次层层承包。这种全面承包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在此之前，我有一篇文章介绍了南斯拉夫所谓“契约社会主义”、“多中心国家主义”造成通货膨胀、经济低效，甚至离心趋势的后果。我深知其危害。
在1987年一季度，我看到通货膨胀的迹象，并分析了承包制带来的机制性的顺周期作用。通货膨胀，使得包死给上级和国家的部分贬值，留给自己的部分扩张。如果全社会都是这个倾向，中央政府是无能力，也无手段制止通胀的。我的一份报告警示1987年四季度开始将出现通货膨胀，次年更为危险。
果然，1988年出现了高度通货膨胀。后来有人将这一年的通货膨胀算在邓小平同志“价格闯关”头上，完全是黑白颠倒。小平同志针对价格双轨制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要求价格必须并轨，服从于市场，一点儿没错。价格决定于市场的必要条件是实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才不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即便这样，由于校正价格扭曲都会造成温和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如果说失误，那就是在推行全面承包时埋下了通胀的根子。
在1986年下半年后，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停止工作了，而我次年对通货膨胀可能性的警示也未起到作用。当时钱颖一同学告诉我，经济学前沿正在转到不完备信息条件下的机制研究，如公共选择、机制设计理论。我有心再到学术界充电，于是调到社科院财贸所。
不久，我调到上海市体改办，感到这是一个施展才华，做出贡献的机会。在上海主要参与了浦东开发的政策研究、上海证券市场建设以及相关国有企业转制的工作。
经济学是面向公共政策的，要有报国之心。当然，有的同学给自己的定位是在探索真理之海中遨游，那也要有公共之良心。致力于公共政策之士，要有扎实的经济学功底，提炼事实、切中要害的能力，和1500字之内把问题表达清楚的能力。有功底就有胆识，才能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还要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学海无涯。致力于公共政策之士，学习的是观点、方法，把握结论成立的假设条件，以及出现偏差的约束条件。在逆境中不要随风逐流，要敢于坚持真理。这是我的第二点感悟。
第三，春风吹来时，在推动改革整体性跃迁中发挥才干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潮。这一年的春天，我调入国家体改委任宏观司司长。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上半年开始，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
在经济层面是另一番景象。1986年以后开始的全面承包体制仍在起作用，而且愈演愈烈，通胀抬头。财政方面，各地竞相将财政收入从预算内转到预算外，1992年底预算外预算内之比达到1.1：1的水平。货币政策方面，央行的信贷规模包干到各专业银行总行，再包到专业银行分行，甚至再贷款规模也包到了央行的分行，造成货币政策扩张。到了1993年上半年，经济已经到了过热的状态。
不重回传统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顿，开辟一条新路，按市场经济的做法规范各方面的纪律关系，同时加快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就需要比1986年设想的“价税财联动”更为广泛的配套改革，需要一次整体性跃迁。而我们真的实现了，在1993年下半年着手全力准备，1994年1月1日各项改革措施密集出台。
大家若想了解这次改革的背景，可以阅读《朱镕基讲话实录》中的相关文章。启示性的一篇是1993年4月1日的“防止通货膨胀要始于‘青萍之末’”，全面决策布置的一篇是6月9日的“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措施”，以及下半年先后就金融、财税、外汇、外贸问题的讲话。其中著名的“十三条”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军令状，全面配套改革的动员书。
从1992年到1994年，我带领宏观司的同事，问题导向，分析制度原因，提出应对政策和改革方案，大都以内部报告形式报送，发挥了积极作用。在1995年，我将其中的主要报告编撰出版，书名为《宏观经济改革——1992-1994背景 设想 方案 操作》。
1993年下半年体改委宏观司的同志们全面参与了各方面的改革。我们同各部门有合作、有共识、有争论、有取舍。总的原则是在既有条件下，确保可操作，务必成功。更为复杂的问题留下接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逐步解决。在原则性问题上据理力争，绝不让步，不留遗憾。重要的取舍，在财政方面，将预算外财政收入并入预算内和预算管理规范化，都先放一放，重点是分税制。税制上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资源税为配合，选择生产型增值税，并将零售业之外的服务业先排除在外。企业所得税分内外资两大类进行整合，个人所得税内外资企业职工并轨，但还实行分类所得税制。房地产税因没有条件建立，留在今后。争论最激烈的是外汇体制改革，我们力主汇率并轨，单一汇率决定于市场，强制结汇，银行间无形市场，近期目标是经常项下可兑换，收回一些超前的资本项下开放措施。幸好，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果断拍板，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次全面配套改革是人类改革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严重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仅仅用不到半年的准备时间，建立起市场经济宏观管理体制框架，过热的经济趋于安定。这次改革建立的基础制度已有20多年了，十分稳定并不断改进。2008年1月1日起企业所得税统一，增值税转型扩围到去年全面完成。预算外资金已全部纳入预算，这个概念不存在了。规范的预算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全面建立起来。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分离，转成上市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坚守货币政策当局的定位，金融监管不断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已经建立。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下可兑换，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初步成型。
我能够亲身经历，冲在第一线深度参与这场伟大的变革，是人生一大幸事，也获得了更深的感悟。多方面的历练对了解国民经济运作的机制大有裨益，知道什么是最关键的、急需的，什么是可妥协，可适当推延的，减少了理想化色彩。但理想必须坚持，于国于民有利，要敢于冲在前面。
致力于公共政策，有学必须有术。学问要扎实，不断掌握前沿理论。术也非常重要，就是各学科的基本原理要通晓，事实要掌握，政策的提出才不会让人不知就里，才是可操作的。这是我的第三点感悟。
以上是我结合求学和工作后的三段经历，同你们分享的三点感悟。
同学们，你们就要毕业了。你们中有的将从事公共政策。我们的制度还不够完美，资源配置效率、体制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仍有待提高，改革的路还很长。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对各方面改革任务都有明晰的表述，有志于公共政策的同学们应当在实现宏伟蓝图中贡献力量。你们中有的会继续学术生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是我要送给你们的话。你们中有的会选择就业，我要告诉大家，现实没有那么完美，有时甚至是残酷的，你们要有高于一般的创造力，怀有梦想。但达到梦想的路并不只有一条，运用综合性、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就一定能帮助你们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个人的事业是与人民的福祉和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的。信守这一信念，拓展这一联系，就能找到自己最大的成功。我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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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长楼继伟被戏称为契约先生 曾是朱镕基助手
作者：中国经营报 李乐
来源：中国经营报（2013年03月30日）
尽管年龄尚有差距，楼继伟却和周小川履历相近，都是朱镕基时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者之一。
“如果你对他说出的那句话感到意外，那只能说明你还不了解他。”当楼继伟在中国发展论坛“社会保障应该救穷人，不该养懒人”一语哗然之后，曾经供职于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一位官员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他，对于这样的楼继伟，一点也不意外。
从2013年的春天开始，楼继伟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财政部部长了。如果“世界第二大”这个定语稍显抽象，你可以通过“每年超过10万亿的财政收入”“每年超过20%的财政收入增幅”以及“超过10000亿元的财政赤字”这些具体的数据来理解这位中国财长如今的“分量”。
尽管年龄尚有差距，楼继伟却和周小川履历相近，都是朱镕基时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者之一。行伍出身带给他的不仅是直爽的作风，更有近乎固执的坚持。当他的价值体系中充满了“市场经济”与“务实实干”之时，他更像个“契约精神”的布道者，于是，同学会中有人给他起了这样一个绰号“契约先生”。
契约的“内核”
非正式场合的楼继伟十分健谈、爱谈，这是除了“人高马大”之外，楼继伟与人们心目中官员形象最为“不符”的地方。他的同学、同僚都知道，楼继伟喜欢谈经济、谈市场，在谈起这些的时候，他总挂在嘴边的，就是两个字契约，如果要再加上两个字的话，那就是契约精神。
蛇年的春节刚过，让交通运输部的官员们松上一口气的，是免费通行的高速公路没有再出现2012年“十一”长假期间的“恶性拥堵”。在一个非正式的沙龙上，“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成为与会各界精英的最大谈资，褒奖者有之，“管理派”有之，评价者甚多，独到者甚少，那时的楼继伟，多少不尽相同。
据与会者回忆，楼继伟既没有如他人一般对“高速路假日免费通行”大加褒奖，也没有把观察的重点放在公共管理水平的高低，而是上来就提到了“合同法”，并且说，这就是习总书记最近说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熟悉楼继伟的人自然知道他是一以贯之的“市场派”，理解起他的逻辑自然不是那么困难不管投资商是国有还是民营，高速公路是政府和投资商签约兴建、运营，一般按照8%的收益率签订合约，但是，在签约的时候，没有节假日免费通行的约定，计算一年的法定假日，约有11个，再加上临近的双休日，总计30多天，投资人收益受到的影响，政府是否“包赔”？
楼继伟提了几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未经协商，政府说免费就免费，是不是涉及违约？如果不遵守契约，又不补偿，以后还有哪个投资商愿意投资高速路？如果政府全部补偿，这么多的高速路，是否补得过来？
及至后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又提到了同一话题：“我们讲依法治国，政府部门首先要依法治自己，我国改革开放第一个法律就是《合同法》。也就是习总书记最近说的要把权力放在制度的笼子里。”
楼继伟在接受采访时把这句话说得掷地有声。
市场化价值由来
把契约这一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看得如此之重，与楼继伟的生活经历和成长履历相关。出生于1950年的楼继伟，行伍出身，最早是一名水兵。文革之中转业，成为北京首钢的工人。尽管他人高马大，但这并没有让他和自己在首钢的工作产生太多的关联。在首钢，他在电控室工作。
这份工作让他在恢复高考时，选择了清华大学的计算机专业，那个年代里良好的工科教育使得楼继伟日后在社科院学习经济学时，没有任何的“工具障碍”。
自1984年，他历任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财金组主任科员、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物资经济研究所成本价格室主任等职。在此期间，楼继伟被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朱镕基发现，并获得他的赏识。在朱镕基出任上海市市长后不久，楼继伟被任命为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背景下，楼继伟被调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出任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期间，他还参与设计了1994年中国税制改革，是当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牵头人，也是朱镕基的得力助手。
于是，在这次经济改革告一段落之后，1995年楼继伟被“外放”到贵州省工作，出任副省长。当朱镕基于1998年3月出任国务院总理后不久，楼继伟再次被召回北京，出任财政部副部长、兼任党组副书记，继续主持财税改革的工作。
楼继伟很早就展现了他对宏观经济的理解。早在1986年，就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他撰写研究报告提出，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需要对财政、税收、银行、外贸外汇、价格等管理体制进行配套改革。报告详细阐述改革的目标、重点和措施，并提出了时间进程表。
而在1985年9月，楼继伟发表《关于进一步完善税制的建议》一文，提出将产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和消费税，并减少间接税比重；将调节税改为资源税和固定资产租金，开征个人所得税，并扩大直接税的比重；实行中央和地方按税种分税；远期向所得税制过渡。
坚持“有竞争力的公平”
回到文章开始的那一段，这位曾供职于全国人大的工作人员之所以对楼继伟的“救穷人，不养懒人”的话语一点也不意外，缘自于他曾目睹的一次“冲突”。
这件“小事”还发生在楼继伟任职财政部副部长期间，按照预算审议程序，在报请全国人大审议之前，需要先由财政部和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之间就一些技术性问题进行沟通。由于全国人大和财政部之间的“审议与被审议”的微妙关系，双方就一些问题持有不同意见也并不意外。
不过，当一些问题争执不下时，如果有楼继伟在场，多少都会有些“火星”。“有一次，双方争执不下，楼继伟一句话，你不懂预算，场面一时不知如何缓和，不过大家共事多年，都知道他是个直性子，说话直，讲白话，不拐弯抹角。”
这让楼继伟在就任中国财政之后的发言，屡屡坚持地表达着他对市场经济和契约精神的价值观。
“首先我不太倾向把外汇储备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险资金，外汇储备资金是有成本的，央行资产负债表一方作为资产，同时对应的负债是有成本的，如果交给社保基金去投资，社保基金投资的收益必须覆盖成本。假定做不到呢？我们可能还要在全国社保基金里面补贴，我们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楼继伟在中国发展论坛上回答问题时表示。
实际上早在2006年，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楼继伟参加中央党校进修班时，就主笔完成了课题研究《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楼继伟在文中强调，追求社会公平不仅是再分配的责任，如果追求效率的同时不努力实现过程公平，那么巧取豪夺效率最高，解决因此而引发的收入不公代价极大，面对初次分配的紊乱，再分配是无法入手的，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都要注重社会公平。
作者简介：
楼继伟，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财政部前部长、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清华经管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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