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京大学的拼音不是Beijing University？

北京的拼音是Beijing，那为什么北京大学叫做Peking University而不是Beijing University？还有，为什么清华大学是Tsinghua University，也不是Qinghua University呢？ 

Beijing、Shanghai是根据《汉语拼音方案》的规则来拼写的（幼儿园就开始学，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陌生）。不过，中国可不止这一种拼音方式。

早在明万历年间，中国就出现了系统性的字母拼音方案。16世纪末，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播福音。利玛窦总不能操口意大利语传教，为了学习汉语，利玛窦编写了《西学奇迹》，第一次用拉丁字母标注了汉字的读音。这就跟给英文单词标上汉字差不多。

17世纪，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对《西学奇迹》进行了一些改进，编写了《西儒耳目资》。但是，“因吹斯挺”这种注音法也就给大明朝少有的几个传教士学口蹩脚中文，在中国人里并没有什么影响。

《西学奇迹》与《西儒耳目资》 

鸦片战争以后，大批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部分传教士意识到，在识字率极低的中国，用汉字来传教非常困难。如果用音形一致的拉丁字母来拼写中文，就可以快速普及教义。于是，用拉丁字母拼写各地方言的教会读物开始大量出现，很多目不识丁的民众居然能自行看懂圣经了。

《旧约·创世纪》（教会用罗马字母拼写的厦门话）

在外国人发明的拼音里，威妥玛拼音影响最大。英国人威妥玛是时代的弄潮儿，他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当过上海海关税务司、驻华公使、剑桥大学教授，前后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创立了以北京官话为标准的威妥玛拼音。“Kung Fu”（功夫）、“Tai Chi”（太极）都是威妥玛拼音，上海交大前身“交通大学”的英文名“Chiao Tung University”，也是威妥玛拼音。

交通大学校徽与上海交通大学校徽

不过，前面提到的“Peking”和“Tsinghua”并不是威妥玛拼音。威式拼音能拼写大部分的中国地名和人名，但是它带有附加符号“ ' ”和“ - ” ，比如“T'ien-chin”（天津），打字机打起来麻烦。这就需要一套更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拼音接过大旗。

没有什么问题是开个会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开两个。1906年，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决定，用邮政式拼音来拼写中国地名。邮政式拼音是在威妥玛拼音的基础上做出的改进，它有一个好：没有附加符号。另外，邮政式拼音用方言来拼写部分地名，比如“Amoy”（厦门）、“Swatow”（汕头）。

北海（广西城市）的邮政式拼音PAKHOI

还带有粤语的入声

西方人给汉字注音是为了经商和传教，而从天朝美梦里被狠狠打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用拼音探索“外求独立、内求统一”的富强道路。他们认为，汉字难认难写难学，是普及教育和启发民智的障碍。

中国知识分子把拼音作为改革汉字的手段，在晚清和民国先后发起了切音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见多识广的#壹堆饭#们，这咋念？

以卢戆章、王照和劳乃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想发明一套拼音文字帮助民众识字，在清末发起了“切音字运动”。卢戆章最早提出“切音字”的说法，先后创立了二十多套拼音文字方案，这些方案有拉丁字母、假名和速记符号等不同的形式。可惜，政府没有搭理没有功名的卢戆章。

在那个年代要办成大事，如果不能发动人民群众，上面就要有人。王照和劳乃宣是典型的后一种。参加过戊戌变法的王照在变法失败以后跑路日本，后来秘密回国，推广《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袁世凯等上层的支持，这套用假名来表示官话的拼音方案推行到了13个省。在《官话合声字母》的基础上，晚清著名保守派劳乃宣推出了“合声简字”，加入了方言的拼写。

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 

大量拼音方案在切音字运动中出现，但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统一的方案。民国建立以后，创立拼音方案的目标从普及教育发展到了统一国语。1918年，民国教育部颁布章太炎的“注音字母”方案作为第一套统一的拼音方案，用汉字偏旁部首给汉字注音。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把“注音字母”改叫“注音符号”，反正它也不像字母。

注音符号

注音符号读物 

跟主张拼音和汉字并用的思潮不同，新文化运动提出“废除汉字”甚至“废除汉语”。钱玄同说：“汉字不革命，则教育不能普及”。陈独秀、胡适等认为，汉语可以改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是一定要废的。陈独秀说：

 “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当时，刚刚公布的“注音字母”既不方便打字，也不方便国际交流，受到日本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和假名的思潮影响，陈独秀等人决定造套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一时间，蔡元培、赵元任、林语堂等学界大牛都参与到讨论里去，国语罗马字运动（当时把拉丁字母叫做罗马字母）就这么轰轰烈烈展开了。1928年，国语罗马字方案正式公布，简称“国罗”。但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国罗”，最终只是在知识分子之间传播。

赵元任用“国罗”翻译的《最后五分钟》

与此同时，苏联用拉丁化的方式扫除了大量文盲，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受到影响，开始在苏联的帮助下制定汉字拉丁化的方案。瞿秋白从各种角度批评了国语罗马字，认为在交通发达、市场统一之前，语言还是相对隔绝的，读音统一的拼音文字不可能成功。要扫盲，就要让新文字走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里去。新文字不仅要能拼写北平话，还要能拼写上海话、广东话、四川话、驻马店话……另外，各地声调不一样，新文字干脆就不要声调。

三十年代初，拉丁化新文字在苏联创立。因为第一套拉丁化新文字拼写的是北方话，所以简称“北拉”。“北拉”传回国内以后，得到了茅盾、鲁迅、郭沫若等左派的欢迎，而“国罗”者认为“北拉”是外国人越俎代庖、分裂国语。不久，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国家到了生死关头，没时间解释了，快上车！尽管遭到了“国罗”者的反对，在唤醒民族意识和抗日救亡的压力下，“北拉”这趟车还是迅速开到了农村、工厂、难民收容所和抗日前线，开遍了全中国，各地成立了大量新文字促进会，出版了大量的“北拉”新文字刊物。

语言学家倪海曙总结说，切音字是士大夫赐给人民的“杂合面”，注音字母是便利灶婢廝养的“草鞋”，“国罗”是学者的玩物，“北拉”才是人民大众自己的东西。

各种“北拉”读物

新中国建立以后，为了推进扫盲，新政府开始制定新的文字改革方案。考虑到国际交流的需要，决定采用拉丁字母。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文字改革的任务也从“废除汉字”变成了“简化汉字”，汉语拼音方案和普通话开始在全国推广。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了ISO 7098号文件，《汉语拼音方案》成为了国际标准。而Peking University和Tsinghua University这种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称呼，没有按照《汉语拼音方案》进行更改，也就成了现在大家熟悉的这种拼写方式了。

《汉语拼音方案》

  参考资料：

《中国拼音运动史简编》，倪海曙，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

《拼音化问题》，周有光，文字改革出版社

《中国拼音文字研究》，周有光，东方书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