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的制度基础”专题回顾

西方发达社会的典型——富裕的、平等的、民主的、稳定的、自主的，对于一个现代的伊斯兰社会、非洲社会、儒教社会或印度教社会，也许不能成为有意义的模式或参考群体。非西方世界的各个社会都以西方标准衡量自己，并由此发现自己缺少什么。停止改变这些社会的尝试，变换发展模式，即建立更适合各国自身文化的现代伊斯兰社会模式、现代儒教社会模式或现代印度教社会模式的时机可能已经到了。当然，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连续阐发“非洲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民主制度”的理论之后，这一过程已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若干时间了。然而，有用的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说，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的是总结东亚的经验，从中得出一个权威主义的、稳定的、有经济活力的以及收入分配平等的社会发展模式。南美模式可能是一种阶级分层、不平等、中速增长、政治冲突、经济渗透以及民主与非民主政权彼此交替的模式。显然，将来的发展可以改变这一模式，任何理论家都必须能够觉察到这一点。但是，拉美发展模式的构成，以及从文化和其他变项来看，为什么拉美的经验接近于上述模式的解释，的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具有选择性刺激手段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手段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较小的集团比较大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在《逻辑》一书内已举例证明在美国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此论断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尚待进一步研究。不过这些国家组织机构的建立情况已能证明此理论的正确性。在所有的主要国家内，凡不具备选择性刺激手段的人群都不可能建立任何集团组织——广大的消费者并没有“消费者组织”，数以百万计的纳税人也没有“纳税人组织”，为数众多的低收入阶层并没有“贫民组织”，而经常存在的大量失业者也没有任何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

本文厘清新古典理论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些改变，才能将制度分析纳入到其理论中去；概述对于经济绩效的静态分析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探究对于构建长期经济变迁的动态理论来说，制度分析又意味着什么。

现在国家经济和政治失败的解决方案是把他们的汲取性制度转变成包容性制度。恶性循环意味着这并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的，寡头铁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制度中先前存在的包容性因素，或者对抗现存制度的广泛联盟的存在，或者仅仅是历史的偶然性质，就能够打破恶性循环，就像塞拉利昂的内战一样。

这种研究方法起源于两个基本的观察，它们可以被表述如下。19世纪的欧洲地图显示了由经济落后程度不同的国家构成的一幅五颜六色的图画。与此同时，急速的工业化过程又在落后程度极为不同的这些国家中开始了。这些在起始点——或起始水平上面的差异对于随后的发展的性质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根据某一给定国家在其工业化前夕经济落后程度的不同，其工业化的过程与特征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也将倾向于发生不同变化。这些变化可以方便地压缩成六个命题的缩略形式。

由此可见，通过选择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形成传统经济体制，既非中国特有的经历，也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事实是，无论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是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都有可能因选择赶超型发展战略而形成类似的经济体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分析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实行的结果和改革过程，对于有类似经历的发展中国家和曾经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