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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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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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让不少老师感到了危机，或者说感到了恐慌。而恐慌的根本原因是担心教师权威的丧失。
如果说教师的权威源于知识的话，那么这个权威早就丧失了。从古到今，教师都是知识的垄断者，甚至可以说是知识的化身。是呀，在传统教育中，老师不讲，学生就不知道。当然，也有少数人可以通过阅读自学成才，但那不是常态——不然，为何出现一个自学成才者，就会被大肆宣传呢？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老师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或者说，唯有老师掌握着“知识水龙头”的开关。
然而，人类的技术进步，一下将多年来所呼唤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变成了现实。注意，过去讲师生关系的平等，更多取决于教师本人的民主素质，是一种个人的道德修养，是一种人格魅力。他如果想和学生平等，平等自然就实现了。
然而现在不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教育革命，颠覆了许多以前“天经地义”的常态，比如学习方法、教学模式、课堂结构……而就师生关系而言，民主与平等不再是教师的“恩赐”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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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重新定义的“学习”“知识”“能力”等概念的背景下，教师不得不“屈尊”于学生，或者说，他们同时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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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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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个借代，代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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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无法不“平等”——当教师和学生同时拥有同一个强大的工具和同一个知识来源时，所谓“平等”的师生关系不再是教师的主观追求，而是一种客观现实。
所以，“危机”也好，“恐慌”也罢，以往那种以知识为中心的“师道尊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作为教师，应该放平心态，接受现实，或者从积极意义上说，应该主动拥抱这场教育的伟大变革——其实，是人类的伟大变革。
在这个认知的前提下，教师必须（的确是“必须”）重新审视并转变自己和学生的关系。
其实，早在
24
年前的
2001
年，就有专家呼吁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我们相信，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中，学生会体验到平等、自由、民主、尊重、信任、友善、理解、宽容、亲情与关爱，同时受到激励、鞭策、鼓舞、感化、召唤、指导和建议，形成积极的、丰富的人生态度与情感体验。”（钟启泉等：《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73
页）然而，二十多年前，这种呼唤更多的是停留在文章、演讲或学校文化墙上。而在行动上，始终没有太明显的改变。
现在不得不改变了。当三年级的小学生拿出一篇自己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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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的远胜于“教师范文”的文章时，作为教师，你还好意思装出“无所不能”的权威形象吗？
无论是各级教育行政官员，还是一线普通老师，都不可能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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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变革的伟大意义——
它让我们重新认识教育使命：知识传授不再是教师的主要任务，教师的角色更多是学生的精神导师，他为孩子的未来人生起着导航作用；它让我们重新明确教师作用：对尚未成年而正在不断成长中的孩子来说，无论做人，还是学习，教师都是引导者、设计者、指导者、帮助者，而不是主宰者；它让我们重新审视师生关系：除了人生阅历更加丰富之外，教师和学生面对知识和获取知识的工具，完全是处于同一起跑线，彼此都是学习共同体中的平等伙伴，陶行知当年所呼唤的“向学生学习”变成现实；它让我们重新构建学习形态：时空被打破，人人都是学者，处处都是课堂……
教语文的老师都知道，与教材配套的还有一本书，叫《教学参考书》（现在好像叫《教师用书》）。要知道，在许多语文老师眼里，《教学参考书》是教师所独有的“葵花宝典”，里面不但有每篇课文的分析，还有课后每一道练习题的答案。教师拥有了它，就拥有了在学生面前装“博学多才”的资本与底气。说得难听些，只要有一定的记忆力和复述能力，谁都可以靠着《教学参考书》走上讲台教语文！
但早在八十年代，参加工作不久的我就把与《语文》教材配套的《教学参考书》（现在好像叫《教师用书》）挂在教室里的黑板旁边，任学生查阅、翻看。我这样做的目的就一个，让学生和我一起来研究课文。当时我在进行语文教学改革，希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我提出了“营造课堂学术氛围”的主张，努力让我的语文课堂充满一种民主平等、富于批判精神而又闪烁着创造性智力火花的学术氛围，具体的做法就包括指导学生正确使用教参资料。
我认为，与其教给学生现成的答案，不如教会学生治学——虽然同样是获取知识，但前者是由教师灌输而后者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用自己的大脑去探寻，其收获除了知识更有能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向学生公开了备课资料，包括与教材配套的《教学参考书》。师生共同占有参考资料，大家研究课文就不再仅仅是一些表面的语言现象而是更深层次的东西。当然，教师应指导学生善于鉴别、取舍和消化资料，而不成为教参的奴隶。
今天之所以想到这件事，是因为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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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教师已经毫无“知识优势”了，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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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百度搜索”就让学生拥有了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还想靠《教学参考书》来维护教师的“权威”吗，不正如同掩耳盗铃一般可笑吗？
教育，从源头上讲，知识传授并非其主要目的，育人（即人格培养）才是教育的本意。当然，人格不仅仅是狭义上的道德品质，还
指个体在对人、对事、对己等方面的社会适应中行为上的内部倾向性和心理特征。表现为能力、气质、性格、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价值观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而知识传授只是人格形成的重要渠道之一。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德智体美劳”都是培养学生人格的不同路径，最后都通往学生的完美人格。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把知识传授当作了教育的主要目的，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教育几乎所有的技术、中国教师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了知识记忆上——所谓“应试教育”就是这样来的，因此教师的知识权威至高无上，坚不可摧。
但教育仅仅是传授知识吗？当然不是。陶行知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这首先是人学。”雅思贝尔斯说：“教育，是关于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这些精辟论述，都指出了教育的本质是指向情感、思想、创造性等精神世界的。
所以，当知识传授可以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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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教师得以从大量重复、机械、沉重的应试训练中解放出来，回归自己的本分，即面对心灵，以人格影响人格，以精神铸造精神，以情感培养情感……帮助学生完成“人的第二次诞生”（苏霍姆林斯基语），同时也实现了自己职业生命的“第二次诞生”。
从事如此回归起点的教育，教师哪需要来自学生仰望自己的“权威”呢？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写道：“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仿照这个逻辑和句式，我们也可以说——
教师在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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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中，失去的只是垄断知识、唯我独尊、不容置疑的“权威”，他们享受的将是所有学生的心灵！
附：写完本文后，我突然想，这个问题可不请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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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发出指令：“请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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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如何重新审视师生关系？新型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在
AI
时代，师生关系的重构已成为教育领域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随着知识获取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传统
“
知识权威
-
被动接收
”
的师生模式正在瓦解。这场教育关系的范式转移，不仅是技术驱动的必然结果，更是人类认知方式深层变革的缩影。
ChatGPT
等工具使知识获取民主化，学生可瞬时调取超越教师知识储备的信息。
2023
年斯坦福实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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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下的中学生能在量子物理领域提出教授未曾设想的实验方案。教师的知识权威性正被技术消解，形成多中心的知识网络。
自适应学习系统已能完成
71%
的知识点讲授（麦肯锡
2024
教育报告），教师的传统讲授功能被解构为算法优化师、学习路径设计师等复合角色。北京某智慧课堂的教师日均处理
27
个
AI
生成的学习诊断报告，教学决策日益依赖数据洞察。
全息教学技术打破物理边界，师生可能从未谋面却深度协作。哈佛元宇宙课堂中，教师化身数字导师，通过情感计算实时感知学生认知焦虑，这彻底颠覆了传统课堂的在场性体验。
教师转型为
“
元认知训练师
”
，重点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框架构建能力。麻省理工的
AI
协作课堂中，师生共同设计算法偏见检测实验，教师更多扮演思维脚手架角色。
面对
AI
的情感计算局限，教师需强化情绪共鸣能力。东京教育机器人工厂的数据显示，即使最先进的教育机器人，在复杂情感互动中的准确率仅为
58%
，而人类教师可达
92%
。新型关系强调心灵共振的不可替代性。
在
Deepfake
等技术风险下，师生需共建数字伦理意识。芬兰学校的
“AI
伦理工作坊
”
模式值得借鉴，师生共同制定算法使用公约，培养负责任的数字公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