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国翔，浙江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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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偶然看到《南方周末》的一篇访谈，采访对象是复旦大学的校长
（
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复旦将进行一场“大手术”式的改革）
，内容是“复旦将进行一场‘大手术’式的改革”。复旦大学素来以文科著称，“改革”一词又颇能令人引发对于“理想”的期待，因此，作为高校文科教师，我自然多了几分留意。认真阅读之后，对两个问题不免产生了疑问。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非常重要，既不专属于某一所大学，更是所有关心高等教育和人文素养的人都会思考的。
第一个问题，是“谁之大学”。在那篇访谈中，复旦校长在面对教师们的异议时，以“复旦大学究竟是谁的大学？大学究竟是老师的大学，还是人民的大学？”这一反问来加以反驳。如所周知，20世纪以来，在主流话语中，“人民”一词早已具备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当复旦校长提出这一反问时，恐怕是任何人都无法应对的。大学应该是人民的大学，对此，我也举双手赞成。不过，“人民”如果是一个实实在在而非抽象空洞的概念，那么，“人民”包括谁？就不能不是一个立刻需要加以思考的问题。
对人类而言，“人民”是不是应当包括所有的人？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人民”是不是应该包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每一个人？对于一个单位而言，“人民”是不是应当包括构成这个单位整体的每一个成员？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人民”是不是首先应当包括这个大学的每一位师生和员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学究竟是老师的大学，还是人民的大学”这一反问，恐怕就难以成立了。因为且不论“老师”既不在“人民”之外构成一个不属于“人民”的群体；对于一所“大学”的“人民”来说，老师更是一个直接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进一步而言，如果“师生”构成“大学”的主体，那么，在“师”与“生”之间，老师对于一所大学而言恐怕更为基础。俗语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至少从流动性的角度来看，高校的教师较之学生，显然是更为稳定的构成群体。当然，这绝不是说学生不重要。恰恰相反，优质的生源对于一所高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如果没有优秀的教师，素质原本良好的学生，恐怕也难以成才，甚至会被带偏了道。不然，“误人子弟”这句至今流传的古语，就不知从何说起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一所大学的好坏，恐怕首先取决于师资的优劣。当复旦校长在访谈中声称：“对我们来说，文科一定要做得非常精，你必须是所在领域里最顶尖的人”，显然表明，他也很清楚师资对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性。
当然，对于任何一所好的大学来说，“要做得非常精”、“必须是所在领域最顶尖的人”，难道仅仅应该是对文科的要求吗？这一标准是否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的学科呢？这恐怕又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何为大学”。或者说，是“大学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所”这一问题。复旦校长在访谈中的一些看法，恰恰也关乎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同样既不只属于某一所大学，也是任何关心高等教育和人文素养的人都会思考的。不过，这一问题涉及的方面实在太多。这里，我也只能围绕复旦校长在访谈中提到的几点内容，大致谈一下我因之而生的思索。
第一点，复旦校长表示：“老师对学生需要学到什么考虑得不够多。更多的是这个课原来怎么讲就怎么讲，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能讲什么就讲什么。真正的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但几乎所有学校的教学都是以教师为中心展开的。我们这次教育教学体系动了大手术。”乍听起来，这句话似乎不无道理。但是，正如所谓“教师的大学”和“人民的大学”并不构成一对互斥的概念一样，“以学生为中心”和“以教师为中心”是否一定是彼此矛盾的关系呢？
当复旦校长对大学教师“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能讲什么就讲什么”表示不满，并在此基础上宣称对“教育教学体系动了大手术”时，我们大概可以明确在他心目中所谓“以学生为中心”是什么意思了。不过，恰恰就在这一点上，恐怕是有必要加以分析和澄清的。
作为高等教育机构，大学以“育人”为目标。而大学所育之人，当然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内的所有学生。换言之，大学应当是一个培养学生、使其将来有所成就的场所。所谓“以学生为中心”，恐怕应该且只能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如果对大学教师“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能讲什么就讲什么”不以为然，那么，我们不禁要思考：“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固然未免任意；但如果教师不是讲其所“能讲”，难道要教师讲其所“不能讲”吗？换句话说，任何一位教师向学生讲授的内容，恐怕只能是自己的专业所学，也就是“讲其所能讲”。
